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印度议会左翼斗争策略的调整与发展挑战

议会左翼是印度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其传统斗争方式实效较差及遭到印度人民党政府严重打压,在选举政治中逐渐衰退并跌至低谷。为应对印人党政府近年来的持续施压,议会左翼在党派关系、党群关系、党组织发展和竞选手段等方面调整斗争策略,在2024年大选中表现超出预期。尽管如此,议会左翼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扩大选民基础、巩固政治联盟稳定性等方面仍然面临复杂挑战。作为印度多元民主政治中的独特力量,议会左翼是对抗右翼的不妥协力量,其斗争策略的调整有利于谷底重生,但重振旗鼓仍任重道远。

意象政治:左翼诗歌的意象革命

左翼诗歌在表达政治主题的过程中,也同时受到政治的反向修辞,二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左翼诗歌中的身体意象,从个人化走向公共化,身体转变为革命的武器,左翼诗歌笔下的伤亡意象超越了可怖和可悲,被革命意志改造为可敬;自然意象与时代情绪紧密相连,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事象特征,同时自然意象也被赋予政治寓意;在左翼诗歌对苦难意象的集中书写中,营造出一种暗黑的意境体验,但左翼诗歌中的战斗意象更为突出,而且往往跟苦难意象组合在一起,左翼诗歌在时间线和逻辑链上将各种意象有序安置,从而营造出革命必胜的前景,带来不同于传统诗歌和早期新诗的光明意境体验。从左翼诗歌意象和政治之间的修辞关系着眼,可以成为观察新诗文体生成的一种视角。

现代左翼文学资源在十七年文学中的艰难融入——《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及碧野创作文体转换考察

作为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文坛常青树,碧野的散文创作较受到注意。碧野亦有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品,且创作有十分明显的文体转向,即在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小说转向散文创作。个中原因复杂,有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风波的因素,也有左翼文学资源的转换问题,其中涉及到十七年作家的自我改造、深入生活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战时流亡与作家的“生活”问题——兼谈抗战初期左翼文艺界的一场论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文学作家在动荡的流亡与迁徙途中,也面临着经验结构与文学创作方式的重塑。作家如何在战争流亡中维系“生活”本身,以及如何以文学的方式理解和把握“战时生活”,成为文艺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抗战初期大规模的战时流动给作家带来的“生活”问题入手,考察文学生产环境、作家生存状态与实践方式的战时重构,聚焦丘东平、周行、周扬之间的一场论争,及其与聂绀弩、艾青、冯乃超、端木蕻良等以胡风为中心的《七月》同人以及“文协”负责人老舍之间,就“抗战文艺”的发展问题展开的对话,透视左翼作家力图深入“战时生活”,将“作家生活与抗战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诉求及其内在困境。

左翼回归:英国政党政治新变化与外交政策走向

在2024年7月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意味着英国政党政治发生了以左翼力量回归为主线的新变化。与此同时,以改革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政党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英国政党格局的碎片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其选举制度中本已存在的“民主赤字”现象更加严峻。受工党自身的锐意改革、保守党糟糕的执政表现、改革党的参选导致右翼选民分散及“政治钟摆”效应等因素综合影响,工党在14年后得以重新执政。在此背景下上台执政的工党力求变革,提出“进步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并将安全作为外交重点议题,将欧洲作为外交重点方向,但在处理大国关系等方面其延续将大于变化。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左翼话语中的台湾地区革命探析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人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同胞命运的日益关切,内地报刊发表的涉台文章数量不断增多。这些文章不仅深度有明显提升,形式也更加多样,还出现了不少小说、话剧等体裁的作品。涉台的文学类作品,大多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背后还可见中共及左联的影响。中共延续了大革命时期对台湾地区革命的关心,除了指导台共的成立,还体现在左联为首的左翼作家对台湾地区革命的书写上。内地左翼文坛以“阶级斗争”为基调,关注台湾地区工农阶级的命运前途,丰富了中国内地的涉台书写与关注视角。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内地左翼响应中共组建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淡化话语中的“阶级斗争”色彩,以“弱小民族”为话语桥梁,在阶级与民族之间架起了书写台湾地区革命的新空间。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与左翼政党发展挑战

欧洲政治正处于传统政党和新兴政党力量消长、政党和社会互动关系调整的动荡变革期。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情况表明,中右翼党团和中左翼党团主导优势继续减弱,中间派缓冲力量明显萎缩,政党格局碎片化更加明显。与支持率企稳回升的中右翼政党和持续攀升的极右翼政党相比,左翼政党整体跌势放缓、分化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选民支持基础脆弱、民粹主义持续冲击等因素制约了欧洲左翼政党的理念创新和力量提升。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政治生态持续分化、政治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欧洲左翼政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将长期存在。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产主义观念复兴”的四条进路及其批判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主要体现出四条思想进路,即把共产主义视为柏拉图式先在性理念和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的理念化倾向;把共产主义视为反对现实矛盾的社会对抗运动的现实化倾向;把共产主义视为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阶段中所凸显的共同性趋势的内在化倾向;把共产主义视为以审美变革为基础的感性化倾向。这四种进路一方面体现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在新条件下寻求新的革命主体和革命策略的尝试和努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考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的曲解和误解。总结、反思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产主义观念复兴中的趋向,以唯物史观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展开批判,能够为我们在当代条件下更好认识共产主义提供一定的思想启示。

“左联”成立前后中国左翼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

“左联”成立前后,随着“革命文学”论战走向深入,中国左翼文坛开始自觉地翻译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日本的左翼文艺运动给了中国文艺界极大的启示,它们因此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翻译与介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艺术社会学思想。鲁迅和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欧政党政治变化与左翼政党走向——以瑞典、丹麦、芬兰为例

中左翼占据主导、左翼占有优势和左右翼主流政党轮流执政是二战后北欧政党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特点。日益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渐改变了北欧政党政治的基础,其政党格局和政治生态的变化因经济危机、难民危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相继冲击而显著加剧。与欧洲政治右转的总体特征相符合,北欧左翼政党整体衰退趋势仍未完全逆转,其经济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决定了北欧政党政治将继续变化并呈现更多质变特点。

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论左翼文艺运动三个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关系

“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是左翼文艺运动三大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生动地反映了从革命文学论争到文艺大众化讨论进程中的左翼文艺运动历史风貌,对于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范型作用。“革命”竖起了左翼文艺的道德标杆,确立了革命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伦理优势;“无产阶级”标明了左翼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明确了革命文学的主体及思想立场;“大众化”初步型构了无产阶级文艺范式,解决了革命文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与方法。“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以其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形象地演绎了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形成的关键历史进程,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学最终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非裔美国左翼文学发展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在21世纪的今天回溯非裔美国左翼文学,重新思考非裔美国左翼文学遗产、考察其成就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非裔美国文学和社会化创作倾向显著的左翼文学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契合性。非裔美国左翼文学努力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轨,把种族意识提升到阶级意识的高度,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左翼文学的精神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黑人政治权力的斗争史。非裔美国左翼文学一个重要成就是形成了非裔美国文学中抗争的、革命的文学传统。而这一文学传统不但成为非裔美国文学的重要美学特征,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文学的整体样貌和诸多文学流派的精神源头。

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及叙事研究

左翼电影上接左翼文学,下启国防电影,是揭示我国文艺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重要文本。在左翼电影中包含有大量探讨女性生存困境以及女性解放议题的电影。因此,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叙事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介质,是我们进入那段历史,揭示个体生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革命、解放议题的重要路径,从而表明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不稳定性所具有强烈的颠覆力量,成为女性革命以及性别解放的有生力量。

左翼文学学术研究的当代应用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评俞王毛《中国左翼文学演进过程研究(1923—1949)》

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呼唤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应在学理探索外,尽力彰显应用价值,为发展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相关方面提供经验借鉴,合力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俞王毛博士的学术专著《中国左翼文学演进过程研究(1923—1949)》不仅从学理层面整体关注“过去时”的左翼文学本身,描绘左翼文学演进镜像、探析左翼文学现实主义来源、勾画左翼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形象”,也在应用层面实践其当代价值,是对新时代学术研究新要求的积极回应。

侨易二元与鲁迅左翼文艺理论译介

侨易学的核心概念是“侨”“易”二元。侨为迁移,易是变化。二元各分四义,通过“侨”元的移、仿、高、桥和“易”元中的变、常、简、交,八个概念互相组成十六义,可用于描述文化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模式。若以侨易学的理论系统作为方法审视鲁迅对左翼文艺理论的译介与诠释,那么鲁迅编纂文艺理论译集《壁下译丛》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以及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围绕“革命”“无产阶级文学”“文学性与阶级性”等概念与创造社、太阳社产生的论争等,则可归入文艺思想资源的跨文化侨易范畴。

“新书业与左翼文学的发生”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关于新文学与现代出版的关系这个题目,很早就被提了出来,不是新题目。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钱理群先生与我谈过一次,他说现在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两个盲点:一个是新文学与现代出版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新文学与校园文艺社团的关系,这两个盲点也是我们研究领域的空白。从那时到现在,一晃30年过去了。那时候,老钱身体力行,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策划了一套丛书,我记得第一本是刘纳的《创造社和泰东图书局》,接着他约我写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我没有写,就指导我的博士研究生孙晶写了这个题目,并且作为她的博士论文。这就是这套丛书的第二本:《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这套丛书后来一共出版了几种,我记不住了。但可以肯定,研究出版与文学关系的题目就此多了起来,像杨扬研究商务印书馆、陈树萍研究北新书局,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

1932—1937年“左翼影评人”群体探析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电影运动的深入发展,“左翼影评人群体”从无到有,迅速崛起。部分受党指派的中共党员、左翼戏剧工作者及进步知识青年基于地缘结构、学缘路径的联结,业缘路径的支撑及政治主张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聚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一支以电影批评为锐利武器并初具组织形态的影评群体。左翼影评人以《申报》《民报》《大晚报》等报纸的电影副刊为主要阵地展开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强化自身政治自觉,提升理论素养,完成群体的塑造和巩固,为党在电影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洲激进左翼党的绿色经济政策

欧洲激进左翼党因对社会基本经济议题长期持有共同的立场而形塑其核心政治认同和政党形象。苏联解体和中东欧剧变之后,一方面,大部分激进左翼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去激进化过程,体现为基本经济立场有所缓和,但总体上仍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对态度和对社会主义公正理念原则的捍卫立场,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左翼党;另一方面,大部分激进左翼党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绿化”过程,体现为政治议事日程中对生态环境议题的逐渐吸纳及其地位的提升,尤其是强调工业化经济的社会生态化转型,但总体上显然并未根本改变或重塑激进左翼党的传统政治身份与政治形象。激进左翼党的“红绿”意识形态与战略转向,不是一个在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历史过程,因而很难对其现实政治影响尤其是选举政治效果作出简单化的判断。

中国左翼美术家群体的生成逻辑

20世纪30年代初,发端于上海的左翼美术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左翼美术家用美术形式紧密配合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任务,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群体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呼唤、在艺术社会化的现实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中生成的。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的感召下,左翼美术家积极投身革命,使相关美术活动成为近代救亡图存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