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古开今:20世纪书坛的“帖学”特质与影响——兼评《中国书法全集89·沈尹默来楚生潘伯鹰白蕉卷》

《中国书法全集89·沈尹默来楚生潘伯鹰白蕉卷》的出版,是我们长久以来所期待的。不仅因为这几位书家很受当代追捧,就是那个时代,也有许多值得关注、研究和引人思考之处。“帖学”的概念,与“碑学”相应而生。本来两千余年的书法史中。

摹古、藏真与品评:由《广东丛帖叙录》管窥清代岭南的帖学体系建构

《广东丛帖叙录》载录了清代岭南著名丛帖的编排体例、发展脉络及艺术风貌,揭示了岭南的帖学于清代发展兴盛的事实。岭南因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于书法上形成了立足传统、兼收并蓄的取法机制,服务于岭南帖学体系。而刻帖作为帖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存在,亦能体现岭南帖学的发展过程。本文通过分析清代岭南丛帖中刻帖的功用、岭南内外书家的书法实践与书法传播、岭南丛帖所录“题跋”的帖学思想,管窥清代岭南的帖学体系建构。

“百年谁断——近现代帖学的振兴暨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书法学术特展”举办

不久前,由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百年谁断——近现代帖学的振兴暨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书法学术特展”在程十发美术馆揭幕。此次跨年大展呈现“帖学仰宗”“友旧高墨”“景贤思齐”三大板块共计165件(组)书法作品,在各时代书家笔端的意态飞动与气象万千之间回首近现代帖学的振兴之路。

康有为的帖学观

本文对康有为的帖学观进行了研究探讨,认为南海先生并非是一味的否定帖学,他对宋、元、明人的帖学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所力贬的则是“国朝”即清人的帖学。在抑帖的同时,康有为又看到了帖学之于行草书的重要意义。在康氏的晚年,他对帖学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又回到了“以帖为尚”的主张。

论中国帖学的笔墨精神

在对帖学概念的叙述中,交代了帖学的背景及与主观精神的关系,通过对帖学发展史的回顾,总结了笔墨精神的要义。帖学成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五代和宋达到兴盛,从明末到清末进入它的总结时期,走向衰落。我们今人应该继承帖学里面积极因素以及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才能使帖学的笔墨精神得以发扬。

康有为“帖学大坏”论及其影响

康有为扬碑抑帖的态度和“帖学大坏”的观察结论虽然流露出强烈的主观性,并且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但同时也刺激了人们对碑、帖自身价值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随着对书法风格和字体演变的深入认识,以及疑古思潮的影响,作为帖学经典的《兰亭序》等也遭到了质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碑学的眼光来审视帖学的结果。但帖学传统并没有因此而断绝,在康有为之后,不仅存在着纯粹的帖学创作,而且形成了碑帖相互渗透的创作和审美趋势。

“新帖学”的学术来源与实践倡导诸问题——“新帖学”论纲之三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也随着书法越来越摆脱泛泛的文字书写而走向专业化的艺术创作,"新帖学"的理念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由对传统"帖学"的研究所得出的"行草手札"、"名家"、"墨迹"的几个定义支点,也随即获得了真正的学术梳理并被理性地对比出过往的旧涵义与今后的新涵义之间的差异。立足于"新帖学"的视角,分析出它在以刻拓为参照的"旧帖学"基础上的新的发展指向,从而形成今后以墨迹与仿真印刷为参照基础的"新帖学"的基本发展轨迹,这是当下我们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

对清代碑帖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20年来,我国学界对清代碑帖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清代帖学研究、清代碑学研究、清代碑学与帖学的关系研究。学界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这表现为研究的内容、方法、视角及研究人员等方面。随着以上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清代碑帖学研究将会迈向更高层次。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中的帖学观念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成文于嘉庆二十三(1818)年,其帖学观念是在与好友包世臣碑学观念的碰撞中形成的,主要观点为扬董抑赵、取径唐人、崇尚晋韵。在嘉、道之际,吴德旋的帖学观念无疑代表着与阮、包所不同的书法艺术追求,而正是这样的追求,形成了晚清不同于碑派的帖学体系,进而足以推翻晚清“碑学笼罩”的习惯认识。

"桐城-阳湖"文化圈的帖学观念——以包世臣、吴德旋交游为中心

嘉庆、道光间,以吴德旋、包世臣交游为中心形成了以"桐城-阳湖"派文学家为主的书法圈。碑学的影响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如后世许多碑学理论家所概括的那样盛行,帖学仍然是书法的主流风格。

帖学不继 碑学未成 碑帖相融的稚弱——清代书法反思

清代书法分帖学和碑学两大创作流派和发展阶段。帖学未能很好继承前朝成就,碑学理论和实践存在诸多不足,后期沈曾植等人在碑帖相融方面作出一些尝试和探索,但尚显稚弱。反思清代书法,可为当今书法艺术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林散之对二王帖学传统的开拓

从林散之一生的书法创作实践上看,他最基本的书法美学思想显然来自于对传统书法美学的继承和把握,尤其王羲之为代表的传统帖学书法中呈现出来的书法美学思想对林散之的书法美学思想的确立与影响是决定性的,使他的书法呈现出"潇洒飘逸、古雅秀润、清新流丽"的书法审美格调与风格特色。林散之的书法具有典型的六朝以来的审美格调,浸润着六朝以来传统道家文化、玄学思想和佛家文化影响的痕迹,尤其六朝审美之风,成为其书法审美特色和风格特点的发源之处,林散之书法呈现出特有的山林气象、林下风度,根源即生发于兹。

碑学与帖学书风刍议

中国书法自晋以来,就以二王为主流派的帖学书风占主导地位,视为书法正宗。而在清中叶,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书法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碑学书风越来越受到书者的重视,故而在书法界掀起了碑学与帖学的争议。文中重点阐述碑学与帖学书风的风格差异,从其概念及特点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以证明碑学与帖学在书法发展史中应具有的位置。

现代中国碑学帖学之争的背后

当今书法界“碑帖之争”成为了一个问题，值得深加审理。 清中期以降，帖学与碑学分流格局已经逐渐形成。笪重光在《书筏》中已经显露出对碑的偏重，而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对碑的关注同样引人注目。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艺舟双楫》则明确地传达出对碑学偏爱意向。

吴荣光与广东书法家交游考略兼论晚清岭南帖学

吴荣光是清嘉、道年间著名的书画家、鉴藏家。吴荣光书法创作和书论在当时有较大影响,他的书法收藏及相关研究享名一时,康有为称其书法为广东第一。通过考证吴荣光与广东诸书法家的交游发现,嘉、道之际的京城书法圈碑学大潮兴起,但此时的岭南却掀起一股强劲而纯粹的刻帖、崇帖、习帖之风且从未减弱。晚清之际,在碑学渊源颇深的南粤大地,帖学却依然展现出极强生命力的客观事实可进一步表明晚清帖学并未式微,碑学也未曾一统天下,当今学界已掉入了"晚清碑学笼罩"的思维陷阱。本文旨在拨开碑学迷雾,还原晚清历史真实。

清代帖学式微与碑学兴起的媒介视角分析

书法系统中不同传播偏向的媒介不仅促进了书体的发展,丰富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使之形成了不同的传承体系。在媒介视域中,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的交替维系着书法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清初空间媒介的过热逆转是导致帖学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清中期时间媒介的逐渐升温则是引发碑学兴起的主要外因。除却书法自身的艺术运行规律,媒介的发展与演变也是促使清代帖学与碑学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沈曾植帖学渊源考

沈曾植是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于碑派书法与帖派书法创作及研究均有较大成就。因为其碑派书法的成就,后来研究者往往忽视其帖派书法的成就,尤其忽视其中进士之前的帖学基础。本文试图从沈曾植的家学渊源及通籍前的师承关系两方面来探讨其帖学渊源,补充对其帖派书法研究的不足。

论宋高宗书法与传统帖学的源流关系

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第一代皇帝 ,也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书法家。宋高宗书法是对传统帖学精华的直接传承 ,是典型的帖派书法 ;它与传统帖学存在着源流关系。

论当代帖学创作

从晚清碑帖融合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沈尹默推动帖学复兴,以及20世纪后半叶帖学的多元化格局以至到21世纪初新帖学的倡导,当代帖学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发展过程。当代帖学借助主体论和对魏晋二王帖学的全新阐释,冲破了赵、董帖学和海派帖学的观念桎梏,无论从审美方面还是技法体系方面,都实现了历史超越,从而使其具有了全新的历史维度。因此,新帖学的发展,对整个书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谈“帖”与帖学--中国古代金石碑帖漫谈之三

介绍传统书法中的帖以及帖与碑的区别;刻帖的起源,法帖的种类;帖学以及它在中国书法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