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

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都是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关键词,它们共同塑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和社会秩序,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经过了一个从理论上相互矛盾到实践中相互融合的变化过程。推动二者密切联系的原因既有解决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现实需要,又有推动金融垄断资本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转化的内在要求。当然,也离不开新的抵抗力量和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反向促成。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原因,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贡献及当代价值——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

列宁帝国主义论不是霍布森、希法亭、布哈林、考茨基等人的理论归纳和综合,而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实现的理论创新。霍布森不承认帝国主义与垄断的内在联系,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忽视了生产集中的作用,布哈林认为垄断消灭了竞争,考茨基掩饰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列宁从资本集中入手,通过对金融资本形成和统治分析,揭示资本输出的特殊意义,科学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历史地位及发展趋势,在当代仍有重要价值。一是整体理论科学性;二是“辅助假说”时代性;三是方法运用创新性。当下要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列宁对资本主义命运的预测判断转向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落后国家现代化运行规律研究。

列宁“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论断的三维审视:指向、逻辑与启示——基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的文本分析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经典论断,通过阐述“前夜”的现实指向,运用科学逻辑揭露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虚假隐质和垂死实质。“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论断启示我们:必须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中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聚焦人类价值命运关切,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中做好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合作与斗争的准备。

从“瓜分”论到“帝国主义”论——梁启超关于列强侵略的理论思考(1895—1905)

梁启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较早对列强侵略进行理论思考与阐释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有形—无形瓜分”论,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方式、手段进行深入剖析,得出“无形”更惨于“有形”的结论,触及到列强殖民扩张的本质特征。之后,随着欧美日本政学界“帝国主义”论的盛行,梁启超不仅将之输入国内,而且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与西方“帝国主义”论旨在为列强殖民侵略辩护不同,梁启超的“帝国主义”论则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上,在借鉴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论相关概念的同时,摒弃其中正义化甚至美化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内容,充分警惕并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尤其强调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与其“有形—无形瓜分”论有着内在的思想延续性。梁启超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大势及其手段、特征的认知与中国应对之道的阐发,构成了此期中国知识界分析国际局势与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话语,在当时舆论界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帝国主义生成逻辑、基本特征与应对方案——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在数字帝国主义中,跨国数字垄断公司借助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据传输,结合国家政权在全球范围内攫取不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资本增殖逻辑下的资本竞争与资本垄断,是数字帝国主义的基本生成逻辑,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加持则是数字霸权形成与扩张的必要条件。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全球生产过程、企业劳动过程、大众意识形态,以更加隐蔽但又强势的形态将数字弱国、数字劳动乃至数字用户改造成数字网络空间的节点,成为其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面对数字霸权,首先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其次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数字经济,抵制数字强国意识形态入侵;最后要积极构建数字贸易合理规则,推动世界数字技术共建共享。

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

数字帝国主义尽管是数字时代的新型帝国主义,但其“空间扩张”的政治逻辑和“资本扩张”的经济逻辑本质上没有改变。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合谋在两种逻辑交织作用下,构建起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数字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技术垄断、经济控制、文化渗透、法律制裁等方式,维护数字霸权,并造成数字技术鸿沟、国际经济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强权政治霸凌等一系列危害。对此,中国应坚持以科技自立自强反制国际数字霸权,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助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平台监管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制定和全球数字治理,向世界各国提供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中国方案。

从数字帝国主义到数字帝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

数字帝国主义依旧是一种帝国主义,其得到国家主权的维护,强化了以数字资本主义为根基的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呈现出数字资本和数字地缘政治的“双重逻辑”。数字帝国超越了数字帝国主义,将数字全球秩序转化为数字资本操控的内在向度,并与国家主权共同表征为弥漫式的数字主权。数字主权并没有拒绝其在扩张过程中所遇的其他数字力量,而是将这些数字力量吸纳进其数字权力空间。数字主权的超法制化对无限又畅通的数字公共领域施予超常的规则,并逐步被数字资本运作的规则所替代。数字帝国是借助数字自由主义的数字政治模式支撑其数字全球秩序的一种数字权力机制。数字帝国并没有构建数字权力中心,而是构建了数字劳动和数字市场的全球架构,企图将一切数字权力关系都归入数字全球构序。数字帝国权力的实质是数字生命政治操控,数众具有翻转数字生命权力的潜能,把数字生命政治重塑成数字解放路径,从而在反抗数字帝国中寻求数字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出路。

列宁《帝国主义论》:俄国十月革命的政治宣言与理论支撑

无产阶级革命或说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而无产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的时候,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才来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与分析,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特别是现有发展阶段,做了一个在列宁看来是科学的判断,也即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它的最高发展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从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考察来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一个腐朽的、垂死的阶段,是一个朝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因此,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或说社会主义革命时刻的到来,也意味着无产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还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仅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政治宣言,还是俄国工人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支撑,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理论基石。

从媒介工具性到技术本体论:西方生成式智能的数字帝国主义风险

智能时代到来,传统的以“工具化”媒介视角来探讨数字技术的政治性将不再适用。西方生成式智能不仅仅是存于现象学视野下的效率工具,更需要借助关于技术物的一种“本体论”视角的切换来分析其政治性。文章通过对生成式智能“本体”的分析发现,技术作为独立体系具有政治建构的特质:生成式算法下的体系控制、智能算力下的政治不平等与数据化机器式的掠夺化生产等。生成式智能的技术物本源与数字帝国主义观念呈现出一种接洽。数据化趋势与平台扩张观念不谋而合,霸权国家数字权力垄断风险下的压迫与歧视,甚至基于智能优势的西方国家有可能形成资本主义联合的超帝国主义风险。由此,对于技术后果的讨论,将最终回到机器与资本关系之间的初始语境:技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技术公共建构的悖论。

西方左翼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三重维度

西方左翼学者主要从“文化霸权”“民族文化”“大众文化”三重维度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批判。首先,阐述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明确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其次,分析资本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殖民地本土文化边缘化现象,谴责了殖民主义文化渗透所引发的民族文化生存与民族文化认同等系列问题;最后,揭露资本逻辑操控下被标准化和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生产异化危机,挖掘出文化帝国主义的资本增殖逻辑本质。西方左翼学者在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因种种因素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方法的偏离或对资本主义的暧昧态度,从而使他们的理论存在一定缺陷。

近代日本帝国主义论的本质与流变——以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论”为中心

浮田和民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政论家、历史学家,长期担任大日本文明协会编集长及《太阳》杂志主笔,宣传自由主义学说,被视为日本欧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浮田和民的政治思想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他创造的“伦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浮田和民“伦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以社会进化论为依据的扩张主义,其核心是以列国协调为前提的“自然扩张”。然而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浮田和民放弃了“伦理帝国主义论”中文明、和平、协商等所谓符合近代伦理的要素,对日本的武力扩张予以追认,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通过分析浮田和民“伦理帝国主义论”的本质与流变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为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虽然运用了立宪主义或自由民主等政治学理念,但其实质始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殖民主义,既无法阻止日本走向法西斯主义,也无法成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真正的源头。

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与扩展——基于原始积累、资本积累角度的分析

数字帝国主义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从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经历了从原始积累到资本积累的转变过程,非经济性手段的运用逐渐转变为经济霸权的确立。数字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在其早期阶段,数字帝国主义主要是以技术本身的力量,辅之以政治、军事力量,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并完成了对数据的原始积累。在此之后,数字帝国主义就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这一新型资本积累方式,以资本积累的逻辑实现对世界的全面支配和控制,这展现了数字帝国主义在演变和扩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

新帝国主义的生成逻辑、演进历程与历史特质

新帝国主义是资本积累逻辑的内在矛盾与外在强制性要求混杂交互的产物,其应该被定义为以资本为主,辅以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手段,对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扩张、控制和掠夺的帝国主义新形态。新帝国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历经美国霸权主导、新自由主义联盟和数字帝国主义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新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脱域的过程,而是帝国主义权力实体与资本扩张新手段合谋的过程,其扩张和垄断的帝国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依然处在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之中。只要资本主义的秩序没有变,其基本矛盾没有变,新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就不会改变。

阿尔都塞思想中的隐秘链条:从帝国主义理论到反帝国主义实践

20世纪50到70年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介入了帝国主义修辞。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沿着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的路线,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考察了冷战时期的帝国主义问题。他指出,所谓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这一阶段将面临两种选择:“社会主义”或者“野蛮”。阿尔都塞对帝国主义的起源、表现形式及超越帝国主义斗争策略等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阐述。从当代视角回望阿尔都塞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诊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出发辩证审视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偏离,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有效应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挑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西方主流话语的演变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

文化帝国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话语霸权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多重维度的霸权扩张问题。文化帝国主义借助“文明等级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文明优越性的陷阱,矮化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人类文明;借助“资本现代化理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正确性的陷阱,否定了包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内的其他现代化发展模式;借助“普世价值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价值观高尚性的陷阱,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等功能;借助“历史终结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制度体系普世性的陷阱,抹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借助“文明冲突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人类文明极端对抗性的陷阱,否认了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可能性。纵观西方主流话语演变的历程,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和霸权主义行为逻辑始终贯穿其中,使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自身统治和实现霸权扩张的理论支撑。

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成逻辑、本质透视及应对策略

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原理方法,可以发现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生态帝国主义,其本质乃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霸权在全球生态领域的典型反映。这种在现实进程中主要借助产业、金融、技术、政治军事垄断掠夺全球资源和财富,进而在不平衡发展中造成边缘国家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生态帝国主义,不仅造成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危害,而且较之于传统的帝国主义样态更具隐蔽性、渗透性和强制性。中国有必要总结提炼自身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智慧经验,积极探索应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有效策略。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生态帝国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领域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霸道蛮横,在政策议题、理论话语等层面构建起的霸权性或排斥性的话语体系、制度设计与主导力量。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成根源和剥削逻辑等方面展开了强烈的批判。当下,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着国际“碳政治”,“中国环境威胁论”则是其遏制中国的战略新变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消解生态帝国主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重塑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实现了对生态帝国主义的超越。

平台帝国主义:发展脉络、内在机理与当代启示

帝国主义理论在20世纪初经霍布森、卢森堡、考茨基等提出,由列宁进一步发展并完善。20世纪70至80年代发展为“文化帝国主义”,80年代末发展为“生态帝国主义”,90年代发展为“信息帝国主义”,直至21世纪发展为“平台帝国主义”。从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到平台帝国主义的历史嬗变,表征了帝国主义理论与社会现实彼此交融的理论命运。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科学技术的勃兴,帝国主义在当代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演化为平台帝国主义。对于平台帝国主义,不仅需要认清其剥削、掠夺与霸权的实质,还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平台经济”,积极坚持平台经济的普惠性、共享性与有序性,科学推动平台经济合理发展。通过厘清平台帝国主义的内在机理,明晰其扩张逻辑,并作出批判性反思与建构性展望,对于预防平台垄断、销蚀平台殖民与阻断平台霸权具有现实意义。

生态帝国主义的“四种面相”

生态帝国主义作为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表现,具有浓厚的精英化特征,其衍生的“四种面相”——“经济至上主义”“技术主义”“生态霸权主义”“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已具备权力的属性,对其理解不能局限于帝国主义的抽象概念,更要关注其权力属性。囿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正主义、沉浸于对未来制度美妙幻想的乌托邦主义,都无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因此,对生态帝国主义“四种面相”的破解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聚焦生态正义、开展生态革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从全球发展方式、发展格局、发展价值等维度实际地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美华推想小说中的反帝国主义叙事

以特德·姜为代表的美华推想小说家近年来积累了巨大的文化资本并获得了全球性的关注。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奇妙的寓言、深刻的隐喻,也有对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沉思。其中最为独特且精彩之处在于这些作品试图从帝国主义感觉结构的内部颠覆业已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叙事。借由在空间维度上揭露帝国主义叙事所预谋的地理暴力,在时间维度上痛斥帝国主义叙事中的种族政治,以及积极构建非帝国主义式的未来愿景,美华推想小说展现了自身独特的叙述声音与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