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中广告推广行为的辨析与实践认定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方式为其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广告推广”行为属于该罪客观行为表现之一。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并梳理了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情形,提出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困境包括主观“明知”认定标准有待进一步厘清、客观行为范围相对模糊、外围犯罪与核心犯罪关联度低,延伸司法职能不充分等。在此基础上探索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路径并提出:应当全面准确把握“明知”标准,厘定广告推广行为的边界,综合打击外围犯罪与核心犯罪,以检察建议践行能动司法理念等解决路径,希冀为司法实践中广告推广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辨析与认定提供参考。

犯罪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帮信罪”预防策略研究

大学生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希望,但近年来大学生犯罪时有发生,其中以“帮信罪”代表的网络犯罪的案件逐年增加,如何预防大学生犯罪引发了国家、社会、学界的重视。无犯罪心理便无犯罪行为,本文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深度剖析出由亚文化引发的享乐心理、利己心理;由大学生自我认知偏差所引发的极端心理;由法律意识薄弱而引发的侥幸心理。提出以加强亚文化引导和治理、加强高校法制教育、拨正大学生自我认知偏差的具体预防策略。

论综合认定法在帮信罪“明知”认定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呈现出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学界、实务界多将司法解释中的帮信罪“明知”认定条款视作推定,实属理解偏差。通过对条款性质的拨乱反正和对印证证明的剖析,提出了基于补助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的方法,以期解决帮信罪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难题。综合认定主张摒弃证明标准印证化的观念,但并不排斥印证方法的使用;其不是印证证明的补充,也不存在适用的先后顺序。在综合认定中,裁判者应始终坚持法定证明标准,通过补助证据显示出的细节信息,结合经验法则综合且审慎地认定“明知”,从而作出公正裁决,维护司法公信力。

帮信罪电子证据的司法适用

司法界有关帮信罪主犯性质、法律理解与适用等问题的争议从未间断,与之相比帮信罪的电子证据司法适用难题则显得愈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将帮信罪中的电子证据适用于司法实践已成为我们基层法检必须攻克的难题。通过实证调研,梳理参考Q区人民检察院帮信罪案件电子证据收集和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以找准帮信罪中电子证据的准确定位为基调,对帮信罪案件中各式电子证据进行深层剖析与分类,深入解读帮信案件办理过程中电子证据司法适用的难题与瓶颈,就完善我国电子证据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等制度的落实措施提出进一步的研究论证,以期为当下帮信罪电子证据的司法适用提供一些社会基础。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两卡”型帮信罪的治理路径研究

从刑事一体化视角考察,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急剧扩张适用主要是因为,在政策落实上因片面适用“从严从重”而易突破成文法;在犯罪认定上因割裂了实质与形式要件而降低入罪门槛;在行刑界分上多以“量”为标准而阻碍了案件分流至行政处罚;在犯罪预防上因相关措施缺乏针对性而难以使民众产生抑制动机即预防效果不佳。由此,刑事一体化下的“两卡”型帮信罪治理路径,既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要坚持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等原则,予以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既合理又合法的定罪处刑与刑行分流分治,积极采取多维源头治理有效遏制“两卡”型帮信行为的滋生。

帮信罪司法适用扩张化的原因与司法限定

帮信罪入刑对阻击新型信息网络犯罪具有客观实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犯罪的蔓延,但由于对帮信罪司法限定不足,对“明知”“被帮助对象”“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过于宽松,帮信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扩张化现象。为防范帮信罪演变为“口袋罪”、减缓帮信罪司法适用扩张化趋势,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秉持刑法谦抑性理念,对帮信罪予以司法限定,从而压缩帮信罪的“犯罪圈”,从根本上实现帮信罪的实质化出罪。

帮信罪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分析

帮信罪是指在信息网络犯罪中,有意提供帮助、支持、合谋或从事协助行为,协助他人实施、计划或隐匿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的行为。帮信罪的现状呈复杂、多样的态势,要有效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和国际合作。通过加强监管、加大打击力度、提高法律适应性,可以有效遏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蔓延,维护社会安全和公共利益。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提高对帮信罪的认知,形成合力,共同应对信息网络犯罪的威胁。

数据时代大学生涉嫌帮信罪的主要成因及其预防策略

为了遏制逐年攀升的新型网络犯罪,我国刑法新增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近年来该罪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在校大学生逐渐成为犯该罪的高发人群。因此,本文概括了在校大学生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现状,分析了他们容易触犯该罪的原因。同时为了遏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预防在校大学生犯该罪,提出了一些策略和方法。

竞合形态下“掩隐罪”与“帮信罪”适用辨析

考察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可发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传统犯罪之间界分、处断的司法适用现状较为混乱,这一现象在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产生竞合时体现尤甚。应当明确两罪名之间为想象竞合关系,而非法条竞合关系。当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出租、出售银行卡,实施转移资金等行为,主观上对于上游的犯罪活动以及转移支付的资金性质呈明知态度时,同时触犯两罪名,此时应当以“择一重”为原则论处,即根据具体案情选择适用宣告刑较重的罪名。

大学生“帮信罪”的预防策略研究

自全国“断卡行动”推进以来,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信罪”案件数量井喷式增长,其中,犯罪主体特征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大学生成为重要主体之一。因此,高校、家庭和司法部门要通力合作,加强对大学生的引导,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提升其识别“帮信罪”的伪装能力,从而达到预防大学生涉案电信网络诈骗罪的目的。

帮信罪电子取证现状、困境及其对策--基于9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帮信罪案件数量连年激增,电子取证作为其治理的关键环节仍无法突破取证技术与方法的双重难题。当前,帮信罪电子取证存在措施多样但性质不清、证据运用低效、取证方法滞后以及跨境取证失范的现象。导致取证环节陷入侵犯公民权利、证据真实性不保以及司法负担沉重之泥淖。基于此,应当进一步明晰电子取证性质、完善展示规则、构建类型化抽样取证机制、加强多方信息共享共治以及探索多元化跨境取证模式,以解决实践难题。

帮信罪中非法资金认定规则的构建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因网络犯罪行为较为隐秘、银行流水走向复杂等特点,对于非法资金存在综合认定方式应用障碍、刑事推定正当性有待探究、刑事推定具体规则有待明确等困境。对此,需完善非法资金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对非法资金认定可以采用刑事推定,但应当确立控方承担兜底证明责任、辩方承担产生“合理怀疑”说明义务的基础规则。帮信罪中的非法资金认定规则,包括:单向流水确定规则、综合认定时点规则、多重比对剔除规则、资金混同区分规则。通过这四项具体规则,避免数额认定的恣意性。

帮信罪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研究

帮信罪作为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第一罪,其电子数据取证过程在技术性和合法性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当前,帮信罪电子数据取证存在取证措施性质不明、涉案电子数据海量化、电子数据呈现形式纸质化、证据种类归属不明的现象,导致电子数据真实性和合法性难以质证、取证困难等问题。基于此,应当在现有取证规则的基础上,明确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性质、证据种类的区别关键、规范取证方法以及进一步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应用,以解决实践难题。

“帮信罪”高发背景下高校预防机制的建立——基于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已有判决的分析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传统犯罪开始与网络相结合,从而衍生出大量为传统犯罪信息化服务的行为,如为开设赌场提供网络平台、技术支持,为诈骗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帮信罪近年来已经成为第三大发案罪名,在校大学生犯本罪的人数呈上升态势,高校如何有针对性地建立预防机制,从源头减少大学生的帮信犯罪数量,降低“帮信罪”带来的社会治理成本,显得十分重要。

帮信罪抑或掩隐罪:支付结算型帮助行为的归属困境及出路

“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是帮信罪的行为模式之一,行为人实施帮助正犯转移、隐匿犯罪所得行为还受掩隐罪构成要件的检验,致使其行为游离于两者之间,时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破解此困境需要以限缩解释的立场出发,将其放置在共犯行为正犯化立法例的框架下,基于行为的帮助属性,遵循帮助犯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性,以行为发生阶段为基准,并将其与掩隐罪入罪主观层面的“明知”在内容与程度上作出不同程度的界分,厘清行为人实施“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从而实现帮信罪立法之初所期达到之效果。

慎诉背景下“帮信罪”不起诉适用之检视——以416份不起诉决定书为样本

帮信罪在长期休眠状态后,随着断卡行动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样态。对帮信罪适用不起诉决定,在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也贯彻了慎诉的刑事司法政策。通过对416份帮信罪不起诉决定书进行分析,发现法定不起诉中对于“情节显著轻微”认定存在争议,存疑不起诉中“明知”取证困难,相对不起诉中适用条件也存在争议。对此应对帮信罪入罪标准进行细化把握,明确帮信罪“明知”的推定规则,统一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标准,规范不起诉的适用。合理使用不起诉制度解决帮信罪在实践中过度应用的问题,保证该罪发挥其立法目的的同时,为正确适用该罪提供参考。

在校大学生“帮信罪”的成因分析及治理措施探究

帮信罪是网络发展带来的副产物之一,在校大学生是帮信犯罪中较为特殊的一类群体,有着自身特色和表现特点。造成在校大学生帮信犯罪的主要因素有学校和社会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和宣传方面不足的问题,也与家庭和个人防范力较为薄弱密切相关。尽管帮信犯罪是网络诈骗的下游产业,犯罪行为较轻,但涉及范围较广,对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有极大的危害。为了遏制帮信罪的蔓延,本文结合案例深入分析了在校大学生帮信犯罪行为的特点和生成机理,并针对其诱发原因提出了多措并举的防范措施,力求从根本上遏制在校大学生的帮信罪的发生,维护校园网络安全。

支付结算型“帮信罪”与“掩瞒罪”的区分标准及应用

支付结算型“帮信罪”与“掩瞒罪”的客观行为都包含转账、套现、取现因而存在重合,给司法实践带来区分困难。经分析“上游犯罪既遂后无帮信罪”与“上游犯罪既遂后仍可成立帮信罪”两类观点,可析出介入时点和行为性质两个不同区分方向。介入时点不应成为判断标准,行为性质才是界分关键。由实质解释可知,掩瞒罪的法益构造具有二重性,帮信罪则具有兜底性质。在区分之际,应当遵循先判断行为的掩瞒性质,再判断帮信性质,继而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确定最终罪名的“三层次判断标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证明的掣肘点和突破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有效证明核心在于“明知”的认定.“明知”证明的困境既缘于语词的固有争议,也缘于法律的界定不明,从而成为桎梏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合理的对策是重新阐释法条的教义学内涵,进一步规范语词的界定.当下,以经验理性为核心,理论界形成了“明知”概念的多维度解读现状.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情节+综合认定”方案的广泛使用,导致“明知”标准判定不一.解决方法是将“明知”限定在“确切知道”和“推定知道”的双重内涵下,坚持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指导,限制消解证明负担的综合认定,规范以非证据证明方法直接确认行为人主观状态推定方式的运用,同时,在推定规则上,构建“可反驳推定”模式,确定“明知”认定准星,避免本罪的不当扩大.

大学生涉案帮信罪的原因及治理路径分析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帮信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即帮助他人通过网络手段实施信息犯罪活动的行为,包括教唆、协助、提供帮助、提供技术支持等.帮信罪具有犯罪主体年轻化、帮助手段多样化,以及极具隐秘性、分散性和匿名性的特征.本文对大学生对于帮信罪的了解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涉案帮信罪原因较为多元.对此,本文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原因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从源头进行管控以及加大各方管理打击力度的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