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运营者成立帮助犯的条件

对于网络平台运营者而言,只要用户利用网络平台实施了故意犯罪,就可能产生帮助犯的刑事可罚性。尽管理论和实践普遍认为网络平台运营者能够成立用户犯罪的帮助犯,但是,其中具体的成立条件仍然有待澄清。运营网络平台的行为成立用户所实施之主行为的帮助犯,需要满足2个条件:平台运营者对网络平台的运营必须对用户借助平台所实施之主行为具有客观上可归责的帮助作用;平台运营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帮助故意。因此,有必要分别从这2个方面对网络平台运营者之帮助犯的成立条件进行澄清。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规制及共犯责任

帮助行为正犯化是积极主义刑法观在刑事立法中的典型表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独立罪名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存在具体犯罪共犯与本罪正犯责任类型,以致实践中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司法认定存在立场不清、界定标准不一、界限不明确等问题。为避免针对帮助行为刑罚适用的不当扩张,应立足于二元犯罪论参与体系,以帮助行为正犯化独立的法益侵害性为基础,通过在主观方面厘清正犯的明知与共犯的犯意联络,在客观方面对正犯化的帮助行为类型进行相当性解释,严格把握本罪中“情节严重”的罪量要素来区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责任和共犯责任,进而实现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准确认定。

正犯化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针对网络犯罪中存在的某些帮助行为,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有关帮信罪的一些理论争议和适用疑问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首先讨论了目前关于本罪性质的主流观点,比较这些观点,确定了本罪属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性质。然后讨论了本罪与中立帮助行为的关系,否定了本罪的设立将限缩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空间,肯定了本罪设立的正当性及现实意义。最后讨论了正犯未着手实施犯罪时,对本罪的实施提供帮助行为时的本罪适用问题。在坚持正犯化的立场下,针对正犯未着手实施犯罪的场景,关联犯罪是否着手实施并不能决定本罪网络帮助行为的不法,不能作为网络帮助行为的可罚性的出罪依据,只能在认定该网络帮助行为具备可罚性的基础上影响量刑的轻重。针对为本罪的实施提供帮助行为的情形,本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已经在刑法规范上具有了独立的不法属性,本罪行为即是正犯的行为,那么对本罪提供帮助行为的人即是帮助犯。

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的正当性检视与教义学重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宏观层面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中风险预防的内在逻辑,在中观层面契合我国“严而不厉”的刑法理念,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化解司法解释立法化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刑法教义学不应是立法规定的简单背书,所有立法规定都应回归到教义学原理进行理性审视。当前刑事立法的扩张趋势可能会造成公民自由的不当限缩,从而使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刑法外部关系层面和刑法内部体系层面都面临正当性危机。为最大限度地协调个人权利保护与犯罪扩张化态势,必须对网络犯罪预防性刑法规制模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进行概括性、宽泛性的宽松解释,而应采取类型化、限缩性的严格解释。将立法论中的适度扩张与解释论中的目的限缩结合起来,才能在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遏制刑法过度扩张的趋势,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张力,实现网络时代刑法治理语境下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之探讨

现有帮信罪定性观点均以共犯理论为依托,但无论正犯说、共犯说抑或并合说,均无法对司法解释中通常属于共犯、例外属于正犯的双重属性界定予以兼顾,因此唯有摆脱共犯理论方能实现帮信罪的准确定性。误用共犯理论的原因在于帮信罪共犯型的犯罪构成,而为帮信罪赋予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即可在理论纠偏的同时实现其准确定性。“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作为帮信罪条文中共犯特征的标志性表述,为其给予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定位即可赋予帮信罪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且“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只得视为帮信罪客观情状。由此,帮信罪得以实现当然的正犯定性。

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兼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0条》

离婚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提供适当的经济帮助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须符合若干条件,需要正确解释“一方生活确有困难”。长期以来,经济帮助以保障当事人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法院判决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和程度普遍较保守,需要予以适当加强。法院通过判决确认对房屋的居住权是离婚经济帮助的一种恰当方式。

基于生命帮助计划的多学科协作干预在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生命帮助计划的多学科协作干预在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康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2月1日~2021年2月28日收治的120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60例,两组共有9例因各种原因退出研究、转院或者临床资料缺失,最终纳入111例,其中对照组57例,观察组54例,对照组在术后康复过程中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基于生命帮助计划的多学科协作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髋关节功能(采用Harris髋关节评分表)、日常生活能力(采用Barthel指数量表)、生存质量[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问卷(WHO-QOL-BREF)],同时观察术后康复期间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干预后,观察组Harris髋关节评分、Barthel指数量表评分、WHO-QOL-BREF量表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生命帮助计划的多学科协作干预应用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康复中,提高了髋关节功能,改善了日常生活能力和生存质量,降低了术后康复期间的并发症发生率。

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基于反竞争共同违法理论的构建

有赖于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中的反竞争共同违法行为频发,尤其是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泛滥成灾。对直接实施者以外的行为人进行责任追究属于竞争法规制范围的扩张,因此针对“帮助实施”行为这一竞争法规制的全新场域,要充分考虑竞争法领域特性和市场竞争实际,明晰处罚依据和行为认定在反竞争共同违法理论中的关键地位。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反竞争共同违法行为的一部分,对该行为的认定需要通过帮助行为客观表现和行为人主观状态进行实质的违法性判断,明晰该行为作为反竞争共同行为需充足的共同要素及程度。

群际帮助的动机之维:既有模式与超越创新

在复杂的群际语境中,群际帮助是探析群际关系机制的重要视角,可为明辨群体心理过程、解释群体行为差异提供新的框架。既有研究认为,群际帮助的产生源于地位维持、形象维护、策略意图等三种不同的动机,由此导致施受双方群体的行动逻辑存在明显差异。既有的群际帮助动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群际帮助积极功能的发挥。因此,我们需要超越上述三种动机,构建更具积极情感价值主导性的理论,尤其在社会实践中更有必要以群际帮助来缓和冲突关系,通过创新群体帮助模式来推进群际关系高质量发展,发挥群际帮助的亲社会效应。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观限缩解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基于司法实务和解决我国传统共犯理论框架难题的需要,而体现出打击范围极大、入罪边界极宽且不明确的扩张性的特点,导致了诸多理论上与现实中的争议,已经逐渐不符合当前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入罪审慎的要求,亟须对其入罪边界进行限缩的解释。在明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独立的保护法益价值并区分了同其他犯罪共犯的竞合之后,对其进行限缩解释的关键在于明确“明知”的内涵与判断标准。尽管中立的帮助行为本身并不能完全排除其可罚性,但是通过对中立的帮助人主观故意层面与“明知”的判断标准的分析,故意的二分法理论仍然可以通过划分确定故意和未必故意的方式,在厘清“明知”的内涵后将未必故意的情形排除出“明知”而对未必故意的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出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误区与理论校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数量急速增长的背后,存在司法适用的若干误区。本罪立法已包含刑法干预早期化的思想,其司法适用不宜再过度强调预防性特征,应在绝对的共犯独立性和严格的共犯从属性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正犯行为相对宽松的事实性制约。本罪被帮助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都在司法适用中被过度放低。被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只有在一对多共犯参与模式中才能例外性地放宽,帮助行为的罪量认定则应牢牢把握不法关联性,审慎对待银行卡流水金额这样的泛化标准。应当对本罪主观明知进行限制解释,适当收缩推定规则的适用,防止责任主义原则的弱化。本罪的司法认定应在积极治理网络犯罪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取得平衡。

双层区分制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的纠偏与重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规范属性的界定问题上存在悖论,且章节设置不尽合理,在“口袋罪”倾向日趋严重的现实情况下,理应限缩适用甚至非必要不适用《刑法》第287条之二。通过双层区分制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为共同犯罪,符合我国刑法的现行体例,在维护共犯从属性对构成要件定型意义的同时,也妥当处理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法益侵害严重程度升格的现象。作为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纠偏,双层区分制在犯罪事实无法查明等定罪问题、主犯与从犯难以确定等量刑问题上均能有效应对,是回应认定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实践难题的合理路径。

浅析应用软件上下文帮助的制作——以HTML Help Workshop为例

介绍了应用软件帮助文档出现过的主要格式;以HTML Help Workshop为例归纳了应用软件帮助文档设计和制作的思想和方法,尤其是上下文敏感帮助的设计与制作,并对如何在用VB 6.0开发的应用程序中引用帮助文件进行了讨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扩张的反思与限缩

为了依法打击借助互联网实施的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罪名。但在司法适用中,该罪的构成要件存在司法扩张现象。主观要件“明知”在实务中被扩张为“应当知道”甚至“可能知道”。客观要件的“帮助”行为在实务中被扩张至对从犯、胁从犯乃至对帮助者行为的帮助,“帮助”对象被扩张至对一般违法行为的帮助。入罪标准“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与司法实务仅对数额作出规定或判断,而缺乏对“情节严重”进行实质判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易使帮信罪沦为互联网时代的口袋罪,也有悖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应对帮信罪的构成要件加以限缩。“主观明知”宜理解为“明确知道”,并通过主客观综合认定来确定“明确知道”。“客观帮助”宜限定为对正犯的帮助,且正犯必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或至少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宜在客观数额的基础上增添其他考量因素,且实务认定亦需基于综合标准,同时“情节严重”的出罪通道也必须畅通。

平台型领导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保持健康发展越来越需要团队成员间的凝聚力和相互帮助,员工帮助行为逐渐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文章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引入心理可得性作为中介变量,双元自恋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平台型领导影响员工帮助行为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对两个时间点收集到的308份员工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平台型领导能够正向影响员工帮助行为;心理可得性在平台型领导与员工帮助行为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欣赏型自恋不仅正向调节心理可得性对员工帮助行为的积极影响,而且增强了心理可得性的中介效应;敌对型自恋不仅负向调节心理可得性对员工帮助行为的积极影响,而且削弱了心理可得性的中介效用。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平台型领导的结果研究和理论框架,为企业激发员工帮助行为提供实践指导。

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反垄断法》新增第十九条,对帮助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人实施惩戒,填补了原有垄断协议规则追责对象涵盖不足的漏洞。但新《反垄断法》仅通过“实质性帮助”表述概论帮助行为违法性,过于抽象,现实操作性较差,需要进一步释明,分界违法帮助行为与中立帮助行为。抽象到法理层面,具有可谴责性的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具备“不法”与“有责”两大属性。在此基础上,可以抽象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满足五大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具有主体独立性;第二,行为人实施了具体帮助行为;第三,帮助行为具有促成垄断协议和竞争损害的双重效果;第四,帮助行为与行为双重效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五,行为人有促成帮助的主观故意。

论作为兜底罪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随着网络产业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数量逐年上涨,由此引发对该罪名立法设定与司法适用广泛而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批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兜底罪名的见解层出叠见。为规范该罪名的现实运行以及释放该罪名的内在价值,我国应立足该罪的本质意涵,肯定该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本质,科学看待其兜底罪名的性质特征,重新审视过往对于兜底罪名全然否定的标签,明确该罪的积极意义。在立法设计方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网络犯罪非接触性、去地域性以及分工离散性的特点,以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支援为核心要旨,体现“围点打援”的犯罪打击策略,实现对网络犯罪本身的治罪和治理,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策略方面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方面,首先,应当保障罪名适用的处罚正当性,精确罪名的可罚性等价程度,实现罪名处罚的正当性;其次,应建立定罪量刑的归类模型,对行为定罪量刑进行归类分析,构建使法秩序得到统一的结构模型;再次,应规范不同层级罪名适用条件,拒绝随意化与扩张化地认定犯罪;最后,应准确把握明知要件的适用条件,防止帮助行为自身类型化特征不足而诱发的罪刑法定原则危机,充分释放该罪在信息网络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价值,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属性与解释纠偏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网络犯罪参与结构由传统犯罪层级式的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式的链条结构转变,使得立法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应对犯罪参与模式的改变,解决网络犯罪行为不适应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的难题。立法者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规制“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但未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加以说明。理论界关于该罪性质的探讨主要着眼于共犯性的视角,但是以共犯性解释该罪的性质又会产生正犯不存在或者难以查证时归责标准阙如、意思联络趋弱而难以认定共犯、共犯与正犯危害性异化致使按照共犯理论归责违背罪刑均衡原则等适用困境。量刑规则说、共犯正犯化等以完全共犯性为着力点的学说,忽视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属性,造成了适用困境并违背了对该罪的立法初衷。故此,跳出传统的对罪名性质解释单一的桎梏,承认部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性,根据“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与“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的不同,在“共犯性”与“正犯性”双重视角下区分认定该罪的性质,使得同一罪名在不同的适用情形下呈现动态的性质解读,以突破现有理论的适用困境。这对于契合司法实务向多元性与不可预测性发展,应对因传统刑法理论相对滞后而导致适用冲突不断的现实难题,对纠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等,尤为必要。

基于图谱可视化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是导致新型网络犯罪猖獗的重要因素,相关判决书数量也表明近两年此类案件激增,对其打击治理成为一项重要研究任务。运用CiteSpace对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为主题的文献(2014-2022)进行图谱可视化分析,归纳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问题和研究趋势。分析结果表明:该领域主要以司法制定、处置、监督研究为主,不同领域的作者与机构合作比较松散,需要加强不同领域与机构的科研合作,识别与侦查技术及预防犯罪的安全意识教育方面的研究。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之界分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量大幅上升。引发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司法实践未能妥善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目前学界有关上述两罪名的区分标准存在时间标准说、构成要件说、查证程度说三种理论学说,这三种学说均只关注了两罪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并仅针对特定方面提出区分标准,难以解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问题。要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有效界分,需坚持以符合构成要件作为形式标准,以罪名保护法益为实质标准,以主客观相统一为评价标准,并以疑罪唯轻原则为证明标准的综合区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