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著作权法》第53条第(六)项与《刑法》第217条第(六)项规定的内容均涉及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其中,《刑法》第217条第(六)项存在限缩规制规避行为类型,无法规制帮助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以及极易陷入“刑优于民”或“刑不依赖民”的不平衡困境。《刑法》之款项看似在“优化”,但实际上仍未解决问题。为解决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刑民统一性问题,需正视《刑法》与《著作权法》在保护技术措施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强调《著作权法》是《刑法》将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规范基础,入罪须建立在《著作权法》相关概念基础之上,同时要综合考虑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目的、入罪条件及其法定例外情形等方面。

间接规避著作权保护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

间接规避著作权保护措施的行为,使著作权脱离著作权人支配和保护的状态,危及著作权人在知识产权市场交易秩序中的垄断地位,严重侵害了其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应受到刑法规制。著作权保护措施与著作权人基于作品享有的著作权有本质不同,刑法不能适用侵犯著作权罪规制间接规避著作权保护措施行为,该“入口装置”难以实现刑法、民法共治的有效、良好衔接。刑法应增设“规避、破坏技术措施罪”,以此作为著作权法律保护滞后性难题的应对之策。刑法扩张需在合理的限度内进行,强调技术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营利目的”的主观要素和著作权保护措施的例外情形等,是对适用“规避、破坏技术措施罪”施予的必要限制。

非法规避版权保护技术措施类行为的刑法应对——以美国法为对象的比较研究

我国并没有直接规制非法规避版权保护措施类行为的刑事条款,司法实践中采用扩大解释"发行"的概念或者采用类似共犯的理论来处理这些犯罪行为,但这两种方案都存在较大的弊端。美国版权法对于非法规避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非法提供规避设施行为的规制,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定的立法借鉴,这种规制方法在刑事政策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应对机制上的特色也值得学习。我国在应对此类犯罪的立法上,对于直接规避类的行为应当仅仅打击针对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的行为,同时要把握"距离原则",打击提供、交易规避版权保护技术设施的行为。

规避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适用探讨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规避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改变了以往单纯依赖附属刑法的立法惩治模式,使得刑事法律与相应民事法律规定脱节的现象得到矫正,具有积极意义。将规避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纳为“侵犯著作权罪”规制范畴,带来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属性界定、规避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行为性质界定的困惑和刑事责任要件构成的争论。现行刑法的规制模式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出于对著作权法益完整保护的考虑,将造成现实危害后果之前的危险行为前置化规范的现实选择。应从犯罪对象、犯罪主客观要素、社会危害性等犯罪构成要件入手,探讨符合刑罚逻辑和实务现状的适用路径。

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刑法规制的比较与思考

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的行为应否以及如何适用刑法目前在我国存在诸多疑问。域外刑法对于直接规避行为与间接规避行为是否一概入罪有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但在限定主观要件以及承认犯罪排除性事由方面大体做法较为一致。基于风险刑法的理念,著作权的保护时点必须适当提前,所以无论何种规避行为都有入罪的必要。但直接规避行为侵犯的法益并非传统著作权,所以必须为其设置独立罪名。而帮助性质的间接规避行为因其在网络数字化环境下发生异化,也有独立设罪的必要。结合我国实际,需要进一步从犯罪的主观要件、对象要件、数额情节要件以及犯罪的例外等方面限制犯罪的成立范围。

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法律属性辩析

1996年年末,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日内瓦外交会议上,在西方国家及其著作权产业界的督促下,WIPO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在这两个条约中均写入了专门的技术措施条款.

对技术措施直接规避行为构成独立的版权侵权的质疑

在WCT和WPPT等国际公约的明确要求下,版权法上对技术措施的反规避保护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早已尘埃落定;但对于直接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本身能否、应否直接被认定为独立的版权侵权行为这一问题,却鲜有学者深入探讨。我国现行法规定的过于简单很容易导致人们认为:单纯的技术措施直接规避行为即构成一种独立的版权侵权行为或形态。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妥的,不仅在法理上经不起推敲、缺乏缜密论证,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十分危险且有害的。以域外司法实务为鉴,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技术措施反规避保护急需重新定位。

规避版权技术措施行为犯罪化的立法问题研究

目前,版权技术措施规避行为的犯罪化已得到我国附属刑法的确认,但是,刑法典却没有将这一原则具体化,缺乏相应的罪行条款。因此,需要对版权技术措施规避行为的性质、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装置、产品或者部件的标准、犯罪目的以及刑罚的适用等问题进行研究并解答,以使未来这方面的立法更科学、合理。

论技术措施反规避条款与合理使用的关系

技术措施反规避条款通过“技术+法律之力”的方式增强了版权的排他性,确保权利人通过交易行使版权。数字环境下作品的获取环节一般不存在市场失灵,且难以事前有效识别规避接触控制技术措施后的行为是消费性的感知还是合理使用,为接触控制技术措施反规避条款设立一个概括的合理使用例外不具有正当性。应识别出因权利保护技术措施反规避条款而被实质阻碍的合理使用场景并予以立法回应,同时向权利人施加充分告知义务,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内部化因权利保护技术措施阻碍合理使用而造成的社会成本,促使版权人为合理使用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

论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刑法规制

技术保护措施是版权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采取的技术性手段,对保护作品、维护版权人正当权益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频繁发生,给版权人合法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害,亟需规制。鉴于民事、行政救济手段在规制规避技术保护措施行为方面的缺陷,我国刑法有必要为规制规避技术保护措施行为作出制度安排,具体思路为在刑法中增加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罪。

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

技术措施是重要的著作权私力救济手段,信息时代背景下放大了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凸显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目前我国的3种刑事规制路径均存在各自的缺陷,在路径选择上,参考国外规制路径,将直接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纳入现有侵犯著作权罪规制体系之内,仍由刑法典规制;帮助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则采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通过在著作权法第3次修订中新设罚则的方式进行刑事规制。

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单列罪状,避免因扩大解释“复制发行”导致刑民脱节的尴尬局面,能够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然而此次修法禁止“直接规避行为”而忽略“提供规避手段行为”,不仅缺乏对“直接规避行为”的刑法规制必要性的切实考量,还因缺少对“提供规避手段行为”的明令禁止而显著降低了对著作权技术措施的保护力度,使该条款形同虚设。对此,应立法修正将认定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形仅限于“提供规避手段行为”。

网络领域提供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的入罪问题研究

网络领域中采取破坏著作权技术措施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为其他侵犯著作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均对规避技术措施行为进行规定或者完善,体现了从严打击此类侵权行为的政策导向。对提供规避技术措施行为而言,社会危害性较直接规避行为更大,在民事侵权领域其应当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一项独立侵权行为,在刑事犯罪领域可以作为独立的犯罪实行行为来认定。在追究提供规避技术措施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从主观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客观上犯罪数额是否达到一定标准等方面考量。

技术措施的“有效性”标准——评芬兰DVD—CSS技术措施保护案

自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条约规定"技术措施"应当受到保护之后,世界各国、地区都进行了相关的立法。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根据相同的事实得出的结果却往往大相径庭。前不久芬兰一法院判决认为DVD中的CSS技术措施属于无效的技术措施,不受版权法保护。此案与两年前发生在美国的案例极其类似,但当时美国法院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芬兰法院的判决使法律界人士普遍感到惊讶。究竟怎样的技术措施才是"有效的"技术措施?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仍未得到解决。

论反规避技术措施条款对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限制

当法律还没有为数字环境中的版权人权利和用户权利之间树起界限分明的“篱笆”时,版权人自己就树起了“技术篱笆”。不可避免地,“技术篱笆”保护权利的正当性引起人们的质疑。版权法中“反规避技术措施”条款加强了设置在版权作品中的数字技术保护措施,强化了版权人对版权作品的控制。同时,“反规避技术措施”条款也对合理使用规则提出了挑战。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版权法中的“反规避技术措施”条款在不同程度上压缩了版权合理使用在数字环境中的存在空间,从而增加了信息获得的障碍。

略论版权的技术保护措施

技术保护措施弥补了法律手段保护版权的不足 ,但技术保护措施又催生了更先进的破解技术及其装置 ,版权及其邻接权权利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主要国家均加强了反规避技术措施的立法。本文从技术保护措施的主体、相关性、有效性及目的正当性方面考察了各国对技术措施的界定 ,并对规避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侵权抗辩进行了比较研究 ,分析了我国著作权法中有关反规避技术措施的立法缺陷 ,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思路。

论技术措施版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网络数字时代的到来威胁着版权人的利益,传统版权法的事后救济显得力不从心,具有正义和效率双重价值合理性的版权保护技术措施应运而生。但这种“围墙式”的保护方式打破了传统版权法业已确立的利益平衡,版权人和社会公众间的权利冲突凸现。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必须跳出以义务人的规避行为为直接规制对象的立法框架,确立以规范权利人的技术措施设置行为为主的新型立法模式,对技术措施既保护又限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允许设置并保护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限制设置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借鉴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做法,不禁止单纯的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只禁止商业性或公开提供规避技术设备或服务的行为,并规定若干例外。

论技术措施版权保护中的使用者权

技术措施版权保护是"超版权"的法律机制,必须有超越合理使用的限制途径,这体现了著作权法维护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精神。对技术措施版权保护进行限制,本质上是赋予受其影响者以全新的使用者权。现有制度框架下,技术措施版权保护中的使用者权,包括合理规避权和自助权两个方面。随着技术措施版权保护的强化,使用者权的体系也需要不断拓展。

车辆保护行人措施的现状与改进方向探索

行人作为弱势一方,街道上车辆需要对其进行保护,这是由于自2009年以来,我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汽车产销国,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量与死亡人数数量也相应增加,其中行人的安全状况尤其突出,他们在道路行走时甚至没有屏蔽体、安全带保护。所以,本文希望分析车辆保护行人的基本现状,通过交通事故统计与趋势分析、现有车辆的行人保护措施评估开题,深入综述行人保护中的主动与被动技术,并建立行人保护系统。最后分别从驾驶人以及行人行为角度来分析相关影响,并探索车辆保护行人措施的改进方向。

网络版权中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研究——基于USMCA、CPTPP和RCEP的比较分析

USMCA、RCEP、CPTPP是当下全球三大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贸易协定,这三大协定均在知识产权篇中规定了对技术措施进行保护的义务。我国已加入RCEP,并在2020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正时,对技术措施保护进行了专项规定。但是,与CPTPP和USMCA的标准相比较,我国有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还是不够完善。因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积极加入CPTPP的大背景,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比较USMCA、RCEP、CPTPP有关技术措施的规定,试图总结三大协定确立的技术措施保护标准对我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为完善我国技术措施法律制度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