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资本主义与劳动新异化

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沿袭了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本质。从劳动的主要构成要素而言,平台资本通过对劳动方式的“数字化颠覆”、对劳动时间的“无规制量化”、对劳动空间的“全景式监控”、对劳动主体的“多层次剥削”、对劳动价值的“否定性重构”,引发了深刻的劳动新异化。劳动新异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平台资本主义时期的延展,其实质不过是数字平台技术在平台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应用效应,对其研究依然遵循资本批判和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从根源上来说,实现从“平台资本奴役”到“数字劳动解放”是对平台资本主义中劳动新异化的有效应对。

资本二重性视域下数字平台资本的特性分析与运行规范

数字平台资本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资本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数字平台资本进行正确把握与规范,是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理论为分析数字平台资本的特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数字平台资本既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又作为生产要素存在于经济运行中。在运用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理论对数字平台资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当下数字平台资本具有的下沉渗透特性、无序扩张特性和技术崇拜特性。对数字平台资本的运行进行规范,要不断探索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机制,健全完善要素参与分配制度;以法的制导规范数字平台资本行为,促进数字平台资本有序发展;推动数字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以消解数字平台资本技术崇拜。

对平台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再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学的视角

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各种智能终端设备的出现,数字化平台的应用日益广泛,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正在步入平台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平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批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和福柯等人提出的理论,即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学的角度,从历史的发生、现实的运行以及对生命治理的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并提出批判平台资本主义的路径和方式。

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

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数字平台时代出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于资本增殖中无度盘剥自然的基本逻辑,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持续在场。在延续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的同时,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由于先进数字平台的技术加持,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中,进一步造成自然资源消耗加快、生态环境污染加深以及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退化,必然使得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加剧。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限制,也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数字平台时代,只有超越资本增殖逻辑,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主义应用,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平台经济,方能推进生态文明实现的历史进程。

平台资本操控下劳动者主体性发展悖论及其应对

平台资本推动了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广泛应用,使劳动效率与生产力飞速提升,为人的自由自主活动创造了广阔空间和丰厚的物质财富。然而,在平台资本的同一性统治下,劳动者主体性陷入了自由与异化的悖论:能够灵活安排劳动时间与空间,但受到全方位的数字化监管;拥有多元职业选择,却面临不稳定劳动关系下的权益缺失;即便通过创造性的数字劳动获得了自我认同,也会在优绩主义平台操控下陷入沉重的匮乏感。对此,需明确用工关系,完善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加强对算法的精准治理,积极构建数据共享与开放机制,为提升劳动者主体性开辟新路。

从视觉政治到技术正义:平台资本主义的新叙事

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表现形式,它在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生产和图谋平台霸权的同时,也构建起服务于资本逻辑的体系。随着数字平台这一高度依赖视觉图像的新兴媒介的普及,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传播逐渐倚重于视觉元素的意象布展,通过精心策划的视觉叙事塑造自身形象并传达政治立场。平台资本主义制造图像商品而形成视觉消费,迫使人们产生对符号欲望的同一性接受和对数字幻象的无意识认同。视觉机器逐渐在数字平台的激烈竞争中演化为视觉的权力场域,从而操纵政治话语和进行权力施展,塑造了围观的视觉景观。视觉技术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传播中偏向于既定的价值观,导致其走向非正义和非理性,并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工具。对此,只有让视觉技术从虚假的审美意识中彻底摆脱出来,并在理性上超越平台资本主义的视觉奴役,才能让视觉技术真正成为数字时代政治传播的解药。

平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新变种——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随着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数字平台借助于记录、存储、分析和使用数据的优势日渐凸显其重要作用。资本逻辑作用下,当代资本主义形态不断由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向平台资本主义转变。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平台资本主义表现出不同特征:平台经济引发用户数字劳动的异化,资本逻辑以平台为载体发挥作用;平台为用户、商户提供服务,掩盖剥削实质;平台化掩盖数字劳动中尖锐的劳资矛盾,形成一种全新的更为紧密的隐性剥削;平台使剥削不再受到时空限制,资本无限增殖成为可能。

平台资本主义对“玩劳动”的三重剥削探颐

基于互联网技术与平台资本合谋的网络游戏产业改变了已有的劳动形态和组织形式,导致资本形态和吸纳形式有了全新构型。“玩劳动”作为游戏平台资本经济运行增长的源动力,重塑了劳动形态和组织形式,构型了全新的资本形态和吸纳形式。数字技术与游戏资本的勾连,使得人的劳动在平台经济发展中遭受异化,从而使人与人、人与平台、人与资本之间的回应呈现为越与资本反抗越深陷资本裹挟之中的境况。因而,只有通过对玩劳动在不同平台中的不同存在形态进行研究,阐述玩劳动的运演形式,解析玩劳动在平台资本控制下的异化状态与剥削环节,才能解蔽游戏资本逻辑对玩工们日常生活、情感社交、意识形态的深度渗透与入侵。同时,通过对网络游戏平台、游戏陪玩平台与游戏直播平台三重层层深入的资本剥削进行批判与反思,揭示玩工们一步步丧失娱乐体验、遭受情感异化、接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驯化,最终被褫夺游戏本真的自由精神,生命进程也随之被促逼转化为机械性的过程,在平台资本闭环的抽象机器装置中被全面异化和剥削。

批判性考察平台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维度

批判性考察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必须从其历史崛起逻辑、现实运作逻辑、剥削本质逻辑出发:“数据拜物教”深入发展的历史情境下,技术与资本深度耦合,催生平台资本主义形成当代主导型商业模式;平台资本主义助推资本将多层面的社会存在纳入资本积累的扩展性秩序,形成资本重塑自身并强化剥削的最新样态;由于内在加速与垄断双重逻辑的复杂运演,平台资本主义“野蛮生长”,导致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消费领域与劳动领域发生多元多维变革。发展数字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超越平台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辖制,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势的社会主义平台经济。

平台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及其超越进路探析

作为资本主义形态的全新出场,平台资本主义是在平台装置上对数据进行提取和使用以实现资本增殖的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样态。数字与技术的深度耦合催生了新的权力结构,数据和算法以权力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下表达为以非强制性和隐蔽性为主要特征的数据资本权力。对数据资本权力的掌控成为规训、统治人的生命主体的重要途径,其背后隐匿的是资本逻辑下的深刻剥削和超级垄断。基于此,亟需从技术路径、顶层设计和主体路径三个维度全面规制数据资本权力的无序扩张,解蔽人的生存方式和异化现象,建立共享、共建和共治的平台生态系统。

平台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社交平台:价值本质、社会劳动和公共治理

以平台化为特征的新数字经济流通形式正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进行重构,平台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数字平权幻灭,传统意义上的非生产资料——数据与关系被私有化。这一阶段的新闻劳动特征是所有职业性和非职业性的社会劳动均卷入平台资本主义劳动体系,媒体数字劳工主客体身份融合,新闻传播与娱乐休闲活动也彻底卷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环节,整个社会都为平台公司进行剩余价值生产。但平台资本主义由于生产力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未来对社交平台的公共治理和社会参与是大势所趋。

平台资本主义批判和重构平台社会主义--数字时代对平台经济的新运思

在数字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平台作为数字流通的基本中介形式,正在快速推进数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方位重构。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和非生产资料都在加速演变;一切生产关系在数字劳动的加速变奏下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样态”之中。在这种貌似公平合理的数字生产力标准之下,数字剥削和数字殖民隐蔽于数字主客体劳动身份的异构之中,一切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也彻底卷入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全部环节,整个社会在为资本主义进行剩余价值最大化做“嫁妆”。基于此,有必要对平台资本主义所构建的隐性资本统治予以批判性解构,从而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平台社会主义,开启数字社会公共治理的人类文明新样态。

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

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式是平台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形成了数字生产方式,并在数字生产方式下不断地进行数据的收集、分析、加工和传播。在此基础上,数字平台将数据加工成具有经济收益性的数据-流量,在数字生产方式之下,能够生产出数据-流量的劳动便成为了数字劳动。数字-流量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数字劳动也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即从产业生产关系下的资本家-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变成平台-用户的不稳定的赢者通吃型的生产关系,平台-用户的生产关系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流众化,而这个趋势进一步导致平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加剧。

爱的算法化与计算理性的限度--从婚姻经济学到平台资本主义

长期以来,爱被视作人类主义至高价值,解决人类“好生活问题”的答案,然而它本身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却是充满了问题。由于爱对于理性彻底不透明,爱的问题,很难被算法化处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可以被视作尝试把爱算法化的第一人:他的“婚姻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强大的婚姻算法。随着当代数字婚恋平台的兴起,基于经济学模型的婚姻算法进而被搜索引擎算法所强化。然而,当爱的场域接受算法治理后,爱的问题本身非但没有得到应对,反而使人类主义的核心价值陷入全面危机。

西方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资本论》当代空间

西方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技术和金融资本携手以平台装置实现资本根茎式布展,它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通过技治手段以时空塌缩形式实现精益高效的交互活动。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社会结构重大重组,也为《资本论》开启了亟须回应的当代空间。尽管19世纪的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数字资本主义,但是《资本论》关于机器、科技、资本的本质维度探讨和“人的现代性”根本追求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具有理论和原则高度的指导意义。《资本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和工艺学理论有助于理解技术事实、技术权力和科技风险,资本二重性及其权力批判理论提供揭穿平台资本主义政治叙事的本质原则,资本主义总体危机和未来走向理论是把握平台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想武器。

平台资本主义与饭圈文化实践逻辑

平台资本主义以数据为核心的运营机制,通过技术与资本的合力将数据私有化、商业化来形成数据垄断,实现数据霸权,并将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形塑和异化为兼具生产与消费功能的产消者。主要依托于数字网络平台的饭圈文化,正是遵循这一实践逻辑,将粉丝的日常追星行为量化为可以变现的数据流量。为了表达对偶像的爱,粉丝不得不转变为“数字劳工”,粉丝社群也从早先的情感共同体异化为利益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饭圈乱象是平台技术操控和资本无限扩张的后果。因此,治理饭圈乱象,需要厘清平台所具备的双重属性和权力关系结构等关键问题,进一步强化平台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重建平台公共价值。

平台资本主义下的数据资本权力:生成机理、基本谱系与主要特征

平台资本主义是通过对数字劳动成果的利用来实现财富快速积累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其背后乃是被数据资本权力所统摄。数据资本权力是以获取数字劳动为逻辑起点,以提取平台用户的各种数据为基本形式,以出售数据商品盈利为重要目标,从而实现权力的生产与资本增殖的物化力量。通过对数据资本权力的生成机理与基本谱系的深层追问,揭示此种权力乃是数据权力、算法权力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勾连。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剥离出数据资本权力的非强制性、隐蔽性和加速化带来的数据商品“逆向拜物教特征”。在数据资本权力的运作下,平台用户被架到一台快速运转的“数据跑步机”上,把用户的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都转换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他们成为“单向可视镜”下便于操控的物体。要积极扬弃数据资本权力,应该把数字技术还原为生产力,用国家力量导控数据资本并为其设置“红绿灯”,破除数据资本权力建构的意识形态幻象,推动以数据和算法为中心的资本逻辑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转化,使其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以“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为切入点

当前,数字经济呈现出与一般商品经济不同的诸多新特点,但其生产关系并未能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范畴。从生产劳动的目的性、“数字活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程度、劳动力的补偿、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方面看,平台经济“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不属于劳动,更不属于生产劳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产生的“原始数据”的价值既不是一般互联网用户的“数字活动”本身创造的,也不是数字平台“在从数据中创造价值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而是数字平台的价值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过程中转移到了“原始数据”上。数据商品的价值来自平台专业劳动者所进行的平台化生产、维护等劳动,而非普通平台用户的“数字活动”。在厘清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新型数字化平台获得的高额利润一方面来自对“活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来自由垄断带来的垄断利润。我国在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要摒弃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变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加速主义与数字平台——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

当代以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加速主义者,从不同于批判现代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角度切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不是现代性的拒绝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加速主义意味着让资本主义的机制加速运动,从而促进它的崩溃。斯尔尼塞克从加速主义的角度思考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平台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以数字平台及数据来获得权力和利润。斯尔尼塞克将平台分为五种,即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共享平台、精益平台。这些数字平台竞争主要围绕着三个要素来进行,即数据、节点、用户。数字平台的出现,让无产阶级更加边缘化,其薪酬和工作的稳定性降低,无产阶级陷入流动和分散。斯尔尼塞克希望从平台本身出发,找到走出平台资本主义并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路径。

平台资本的空间生产及其限度

平台资本的空间生产内蕴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逻辑。面对资本主义存续的空间危机,平台资本建构出虚拟物理空间和虚拟社会空间,重塑资本增殖场域。作为资本对象化产物,平台空间集聚使用价值与价值,推动平台商品的全球通约,并展开针对平台用户的形式吸纳和面向社会整体的实质吸纳。在平台资本的空间生产范式消解既有空间限制时,资本内生界限的空间因素也走向极化。平台空间普遍化带来的同构性竞争,消耗着资本置换空间,加剧了空间分异;平台资本弥散化塑造的生产役使机制,形成对社会空间的总体性掠夺,迫近空间内爆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