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奉正朔:前凉延用晋室年号的几个问题

当司马睿登极于建邺时,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寔虽然奉表江南,“推崇晋王为天子”,但其治下的凉州却仍然延用西晋愍帝的“建兴”年号,前后奉称至“建兴四十九年”,直至张天锡时方改“奉升平之号”。从河西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亦能基本印证这一史实。前凉遥尊东晋而延用西晋建兴年号的行为,是出于解决两晋之交时普遍形成的正统性危机而采用的一项政治策略。这一政策表达出前凉张氏家族尊奉晋室正统的信号,其意义一方面是便于收揽流散于北方的士族,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张氏治凉的统治力,目的是试图保证凉州的相对独立地位,保有张氏偏霸凉州的政治空间。

日本年号史小考

众所周知,公元前140年中国的汉武帝刘彻用"建元"做为自己的年号,开创了以年号纪年的先河,日本则在公元645年开始使用年号纪年.日本虽不是最早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但却是如今唯一一个仍在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本文拟对日本使用年号纪年的历史作一简单介绍.

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

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为重造李唐天命,构建自身统治合法性,采用高宗上无年号、无年号纪年、改李唐正朔。如何理解这一系列极端的历法操作所隐含的意义,需放置于历法与中古时期政治之关系中才能洞悉。中古时代各王朝多在取何种年号上大做文章,但是也存在是否该用年号的争论。年号为汉武帝所创,称皇帝、建年号在中古时代被视为是秦汉制度,无年号则是与之相对的周朝典制,往往带有向往周朝典制复古的政治倾向。从汉代到肃宗时代,实际上存在多次无年号纪年的情况。唐肃宗去年号的举动,也须在这一脉络中解释。

从江户时代年号看日本对儒学文化的吸收

江户时代是日本吸收中国儒学的关键时期,从该时代的天皇年号上也反映出日本此时对待中国儒学的态度,即已从古代中世时的注重表象的学习,转为注重儒学的义理及实质的研究。从年号的用字来源看,无不出自中国古籍,但在年号使用以及改元过程中,日本并不只是模仿学习中国,而是同中有异,充分体现了日本吸收与改造中国儒学以为己用的独特性。

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

金建国于何年?国号年号又为何?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金史研究中也有不同的见解。在《金史》与宋、辽、元人所著文献对比运用时,更应重视《金史》的史料价值。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金史》所记金开国史,即金于1115年建国,国号金、年号收国,仍是值得采信的。

明代建文年号的“革除”与未革之说再辨析

自明万历时代以来,建文年号的"革除"与未革之说长期争诉不休。这一问题既关乎史实真伪,又涉及史书纪年笔法,有必要探本溯源,从观念史的层面进行辨析。革除建文年号,即明成祖改建文纪年为洪武事,始于燕王靖难后期,永乐间朝廷进一步将其推广到全国范围。成祖无明令曰"革除建文年号",永乐初,官方上层最早使用"革除"这种特殊提法。《明太宗实录》记靖难史事用建文纪年,实际上未行"革除",成为后世未革之说的重要肇端。在明中后期朝野呼吁官修建文朝史的社会潮流下,未革之说于万历朝登场,或曰成祖未革年号,或称成祖本意不欲"革除"。顾炎武从史书纪年笔法的角度强调《明太宗实录》中建文纪年的合理性,所著《革除辨》承万历时人之余绪,系统论述成祖未革年号,其说甚至影响到官修《明史》。相当多持建文年号未革说者,有其特定目的或立场,所争不在于建文年号"革除"与否这一史实,而在于建文朝之历史地位。

遼道宗“壽隆”年號探源——金代避諱之新證

關於《遼史》所見道宗"壽隆"年號,自錢大昕以來,學界雖早已認定此爲"壽昌"之誤,但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文的研究表明,文獻所見"壽隆"、"壽昌"之紛歧,並非一個簡單的孰是孰非問題,它牽涉到一樁久已湮沒無聞的金朝避諱"壽昌"事例,這一發現不僅可爲金代史諱增添一個新的例證,更爲我們解開《遼史》"壽隆"年號的謎團提供了一把關鍵的鑰匙。

从明朝与日本之间国书中年号、称谓和国王印的变化看东亚关系

14世纪后期,1368年明朝建立,1392年日本结束南北朝国家恢复统一,朝鲜代高丽而立.明朝分别把朝鲜和日本纳入册封体制,东亚各国又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在明日之间的国书中,常出现年号的不同变化、缺失甚至漏写的现象,同时在日本国书中“日本国王印”时隐时现,或真或假.自幕府将军足利义政执政以来,从1456年的“带国印”到1465年换成“体信顺达”的国王私印、再到1470年的丢印、刻新印,最后直至1475年的“日本国王印”的重现,20年间连续丢印、换印、刻新印,似乎在掩饰其“日本国王印”遗失的真相.这些现象常随着两国君主的变更、局势和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不仅折射出两国的地位和关系微妙变化,也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东亚世界在新的历史时期展开的新一轮外交博弈.

明清年号探微

以帝王世系载述国家年序,是帝制时期内政外交彰显皇权合法性、神圣性的需要。汉武帝首创"年号",一直到清末宣统,年号沿用2033年。两汉至两宋,大多数帝王凡遇"天降祥瑞"或内讧、外患、天灾等大事、要事,都另建年号,以示更始,故一帝少则数个,多则十余个年号,给记史造成不便,于是就有趋简之势,元代一位皇帝只用一个或两个年号,而明清两代实行"一帝一年号"制,年号成为帝王代称(如永乐帝、康熙帝)。然在明清五百年间,或因某些帝王非常规更迭,或因离析政权自建年号,年号仍呈现复杂状貌,本文作细致梳理,列表呈现,并略述越南、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对汉以来年号制(尤其是明清年号制)的仿效及演绎。

汉宣帝凤字年号文化背景与政治意图考论

以汉宣帝为例,从天人感应的视角,探讨了帝王年号用凤的原因。"凤"的最初涵义是吉祥之鸟,帝王年号用凤的思想根源是以"万物有以相连"理论产生的天人感应,而汉宣帝之所以用"凤"作为自己执政年号,主要是在自己执政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从舆论上证明自己继承帝位的正当性,赢得民心,粉饰太平,同时为自己心灵得到慰藉,于是采用了"五凤"作为自己执政的年号。

年号背后的玄机与深意

年号纪年制度创建于汉武帝时期,一直被沿用到清朝末年,并被日本等周边国家所采用。汉武帝采用年号纪年,不仅是纪年制度上的一项创举,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其政治意义首先是用以强化皇帝独尊的地位。历代帝王通过年号所要表达的寓意相当丰富,但首先是所谓“政治文化”的内涵。本文由年号的由来及其象征意义出发,举述汉宣帝的“地节”“元康”、唐玄宗的“先天”“开元”和唐穆宗的“永新”这几个年号,阐述潜存于年号背后的文化内涵。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号纪年经典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有部分年号纪年经典。它们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纪年跋语中的疑难问题也需要进行考辨。

地名与年号同称辑论

在我国古代郡县州府的行政区划地名或自然山水地名中,有不少与古代封建王朝的年号同称。其中有些地名是由年号而得名,有些则与年号并无直接关系。这一现象既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前辈学者虽有所论及,惜未系统爬梳整理。笔者今检得为数不少的与年号同称的地名,分类辑录,并略述因由。

汉字与年号

年，甲骨文作一人负禾之形，以此会谷物成熟、丰收之意，故《说文》说：“年，谷熟也。”现在北京还有祈年殿，祈年，即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古代春种、夏锄、秋收、冬藏，谷物成熟标志着农事活动的一个周期，寒来署往的一个轮回，故引中为年月之年，这是年的常用义。年号之年用的正是此义。所谓年号，是古代帝王用以记载其在位之年的名号，是我国历史上记述年代的一种特有标志。

也谈古代的帝王年号

帝王年号自汉武帝创始后,为历来各种性质的政权所沿用,直到上世纪初才被废止。人们用它记录历史,书写文献,传承文化。在沿用过程中,帝王年号形成了一些独特制度,如新君即位必改元改号,一帝在位期间可根据需要数度改号,可采用三字、四字、六字的别调年号,亦不须避忌前人用过的年号等,总之其权皆操于当政者之手。甚至还可一年数号。这些制度到明清时方才一变。帝王年号是王权专制性的反映,也积淀了历史文化信息,应多加关注。

龙兴年号与李宝後西凉政权

出土于哈拉和卓96号墓的龙兴年号虽曾为高昌郡守阚爽使用,并非其自创年号,而是建都伊吾的李宝後西凉年号,阚爽所任高昌郡守亦非自署,而是授自李宝。李宝後西凉政权存在时间长达20年(玄始十一年至太平真君三年,422-442),与哈拉和卓96号墓葬出土纪元上、下限相符,龙兴年号的寓意也与李宝"每希报雪"的复国大志相同,应是李宝後西凉所建年号。

论中国历史上的年号

一论年号 ＂年号＂是中国历史上纪述年代的一种特有标识。它经常随着新的元年而变换,所以也称＂元号＂。于是把建立年号称为＂建元＂,改换年号称为＂改元＂,而记述年号的书也多以纪元为名,如《纪元编》、《纪元通考》、《纪元要略》等。

浅析历史上“天”字年号的使用

年号从汉武帝时开始使用,直至清朝结束。在年号使用的漫长历史中,由于历代统治者经常改元,因而造就了数量庞大的年号。在众多年号中,带"天"字的年号使用最多,这与"天"字自身的含义和历代统治者的心理活动密不可分,统治者借此向全天下昭示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化。而历代"天"字年号的使用又存在一些特点:历史分裂时期的使用频率高于统一时期,胡汉政权对峙时期胡族使用频率高于汉族,前期政权、胡族政权"天"年号的使用要少于后期"天"年号的使用。

“永新”年号使用时间考

"永新"年号仅见于《赵氏夫人墓志铭》,最早见于端方《陶斋藏石记》,而非黄永年先生所认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碑目·墓志类》或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永新"年号可能在宣布改元当天或第二天就被废除,因此"永新"年号不见于其它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