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壳重组政策对A股壳溢价的影响——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

IPO资源的稀缺使"借壳上市"成为登陆中国A股市场的替代方案,被借壳概率较大的公司股票收益率长期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①,即具备"壳溢价"。壳溢价因中国资本市场独特的监管制度而存在,所以受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借壳重组政策。本文在理论上分析这一影响机制后,选取2008—2018年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发现:近年来的三次借壳重组政策调整均对上市公司壳溢价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2011年和2016年的两次抑制借壳政策对壳溢价存在较强的长期抑制作用,2013年的抑制借壳政策效果和持续性较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长期盈利能力指标和ST属性纳入对被借壳概率的分析中;第二,将基于被借壳概率建立的壳特征指数引入广义双重差分模型中,替代传统双重差分模型中的分组变量,一方面体现出相关政策对不同公司影响力度的差异,另一方面解决了相关政策对全局影响下无法区分出严格意义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问题。

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与国有企业创新——来自党委前置研究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党委前置研究清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增强企业政策感知能力、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快企业动态调整速度以及鼓励股东尤其是非国有股东积极参与企业治理,均是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的创新效应在面临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存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处于命脉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并发挥其创新效应提供了理论借鉴与经验证据。

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提升劳动者健康——来自区县级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各区县之间最低工资水平调整时间和幅度的差异,构建了一个广义双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提升劳动者健康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健康水平。进一步根据收入分组分析发现,该政策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健康水平,对中高收入者的健康没有影响。对该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增加劳动者被正式雇佣的机会、增加收入水平、增加健康投资、改善健康行为是这一效应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相反,由于最低工资提高,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对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并不显著。本文的结论深化了对于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认识,为更科学全面评估我国的最低工资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创新: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了Tobit模型、份额移动工具变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将2016年9月《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提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连续型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事件研究。结果表明,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宏观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地促进城市创新,并且在东部沿海城市、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在结构性差异上,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覆盖广度”和“数字化水平”。

对赌协议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研究

文章以2008年—2018年进行并购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对赌协议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对赌协议的被收购企业其创新活动受到明显抑制,具体体现在其对创新投入和专利产出的显著减少。对于国内企业管理层做出合理并购决策,提高并购后企业整合效率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小田并大田”政策对三重农地规模经营的影响——以广东省阳山县为例

【目的】“小田并大田”已成为国家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评估“小田并大田”政策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方法】基于全国“小田并大田”的政策背景,本文以广东省阳山县实施“土地整治并块”的外生政策冲击为观察窗口,利用一套土地专题跟踪调查的准实验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从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规模3个维度识别其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①土地整治政策的地块规模的扩大效应显著,促使农户的平均地块面积扩大12.0%,地块数量减少28.8%;②土地整治有助于激励农户将土地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变“小农复制”的格局,有效扩大农地经营规模;③土地整治还会提升农户邻近地块种植同类作物的可能性,实现连片规模经营;④土地整治政策所激发的农业规模经营效应将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走向专业化就业,但相对于纯务农而言,对纯务工的影响更大。【结论】在大国小农的背景下,贯彻实施兼顾“工程建设与权属调整”的“小田并大田”政策是中国农业经营方式从细碎化向规模化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战略意义。需要明确强调的是,必须改变以往中国土地整治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工程化趋势,高度重视土地权属调整合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