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功颂德与关注现实:唐代词臣应制诗的创作活动

应制诗多为古代臣僚奉皇帝之命所作、所和之诗,因其题材和内容受到严格的规定,所以它们往往被贴上无甚真情实感和艺术价值的标签。应制诗创作目的的特殊性,导致唐代应制诗与唐诗发展不一样的轨迹。唐代应制诗的发展轨迹是先盛后衰。应制诗在初唐即达到顶峰。盛唐由于大量宫廷应制诗人被流放,从创作者数量的角度来看,盛唐应制诗人大量减少,直接导致盛唐的应制诗无论是总量还是年均创作数量都远少于初唐。中晚唐应制诗的发展急剧陷入低谷。唐诗的发展轨迹则经历准备、成熟和繁荣的阶段,且繁荣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唐代重要词臣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陪同皇帝赋诗、唱和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从题材和内容来看,唐代词臣创作的应制诗多是歌功颂德之作,但初盛唐仍然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关注现实、风格清新的应制诗。

唐代人日应制诗歌及其影响研究

人日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节日的习俗在唐代得到了传承与发扬。唐代的人日诗歌,早期集中在帝王倡导下的宫宴应制诗,诗歌主要描绘皇家园林的景色和剪彩登高的习俗,表达了对新一年风调雨顺的期待和对帝王恩情的感激。随后更多的文人受到了人日应制习俗的影响,在人日节开始创作诗歌,或相约登高宴饮,或投诗赠予远方的友人,或抒发自己的心情,人日诗歌在内容上和感情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陈谟应制酬唱诗的台阁倾向考略

陈谟是元末明初江西派的代表人物,在治学授业和诗歌创作上颇有建树。其应制酬唱诗多歌颂新朝大业、旌表在职官员、勉励友人仕进和感怀宴席游历,兼采唐诗语言之精妙与宋诗主旨之深远,雍容典雅而又安定气闲,呈现出平和雅正的博大气象,符合后来台阁体的基本特征。诗中所见陈谟对朱明政权的认同、对天下太平的体悟,既表现出易代之际地域文人政治选择的一致性,又带有鲜明的个体色彩,深刻影响了杨士奇等台阁后辈的文学气质,对明初诗坛走向起着“探路者”的重要作用。

唐代应制诗修辞对唐诗繁荣的影响——以对偶和用典为例

唐代应制诗繁荣,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对对偶、用典等辞格多有选用,而对众多辞格的选用助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从应制和应试谈元春省亲诗

元春省亲一回中元春和众姊妹及宝玉都作了诗,参与写诗者八人,共写诗十一首。其中元、迎、探、惜四人作七绝,宝钗和李纨作七律,黛玉作五律,宝玉作了由元春命题并限定诗体的五律四首。宝钗以七律应制是她守礼守分的表现,水平上刻意藏拙也符合她的老练世故。想大展奇才的黛玉学习王维五律的以山水诗之法应制,看似胡乱应景,实则是才高者的举重若轻。宝玉被元春寄予科举厚望,因而被要求作四首应试五律,其中宝玉自作的三首均符合应试诗规范,刻画殆尽,却不是好诗;只有黛玉代作的一首因跳出了应试诗的限制,遂成佳篇。这些诗作的内容和诗体选择不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人物性格,有力地塑造了人物,也反映出应制诗和应试诗的诗学背景。

沈佺期应制诗探析

应制诗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关系密切,《诗经》中记载的宴飨诗是应制诗的萌芽,应制诗创作经过不断地积累和完善,至唐代达到顶峰。沈佺期是初唐后期典型的应制诗人,其应制诗创作与他的宫廷任职经历息息相关,是他跌宕起伏人生的缩影,对其现存37首应制诗题材类别的分析有利于了解唐代宫廷生活及风俗人情。沈佺期应制诗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题目的相对稳定性、“三部式”结构及尾联的程式化表达、诗中语词的重复以及数量词、叠词的运用三个方面,这些诗歌对盛唐气象具有开拓之功,也为律诗的定型作出了贡献。

唐朝君臣的诗歌活动——以太宗应制诗为中心

贞观时期,以唐太宗为中心的贞观诗坛成为唐代开国以来的第一个诗歌活动中心。贞观君臣在沿袭前代诗风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诗风,对唐诗以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锤炼和推动作用。宫廷应制诗作为当时的创作主流题材反映了太宗朝君臣的诗歌活动与审美倾向,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权力的中心对诗坛风尚起着导向作用。

初唐诗人群体的文化心态转变——以应制诗为例

初唐诗歌的发展繁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而应制诗作为诗歌中的一类特殊存在,因为具有文化资本和政治风向标的多重作用,其诗风的流变与演进对唐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选取初唐时期的应制诗为例,分析文本背后反映出的初唐不同时期诗人群体间文化心态的转变,进而探讨诗人群体文化心态转变对于诗歌审美观念与诗体发展的影响。

应制诗对诗歌用典的影响——以“应制”和“隶事”的相似性为观照点

刘宋是诗歌用典的关捩点,锺嵘和张戒都指出诗歌大量用典始于宋诗人颜延之,这与当时风行于士族文人间的"隶事"之风不无关系。"隶事"与"应制"在帝王参与并充当裁判、评判机制、竞争氛围、现场性等方面极为相似,甚至有时"隶事"的场合就是"应制"场合。这使得应制诗人在创作时借鉴隶事技巧以加强在诗歌竞赛中的竞争力,促进了隶事在诗歌中的运用。而应制诗创作团体的"精英"特点又推进了用典用事由应制诗向普通诗歌渗透。在古代诗歌大量用典和最终凝定为创作技巧的进程中,应制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论早期应制应歌词的词史意义

应制、应歌体现了词的接受者对于词体产生和发展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应制词首先是从应制诗中蜕变出来的。早期应制词是词体产生的中心环节。早期应制词即席演唱,到太白体方具词体意义,太白体应制词奠定了早期文人词的女性化特征,词本体对其有个漫长的接纳过程,直到白乐天体、温飞卿体才实现对太白体的呼应和回归。

海外贡狮与明清应制诗赋

明清时期因海外贡狮而催生了一些应制作品,以明永乐和清康熙年间相关诗赋最具规模。由于以外交事件为书写对象,这些诗赋往往兼备文学与史学品格。综合考察这些诗赋发现,贡狮路线除了传统的陆路外,海道贡狮逐渐成重要途径。将文本与史实比照,可发现其德化主题与朝贡者功利追求的矛盾。

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换——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初唐应制诗的嬗变

应制诗在物象选择、抒情方式、诗旨等方面的高度模式化使其成为一种符号和工具,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有本质的相似,朝臣竞相获取这一文化资本并力争转换为政治权力。“场域”中资本转换的规则和机制由帝王调控,帝王不同的志趣、文艺观和美学观使不同时期的文化资本各有特点,通过朝臣的创作使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微小的差异。应制诗作为一种置换权力的资本,不能用来对诗人作人格上的价值评判。

应制诗与长安气质:性别、格调与风俗

长安气质是从长安城"轴心时期"的文化遗存中抽绎出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格调气韵及"抽象氛围"的融合,唐长安应制诗是探赜这一新质的最佳文化地理文本。应制诗人善于将"坚硬"的文化景观和"柔软"的自然山水对举,表现出城市"天然壮丽"的审美趣味和中和气象;对"女性化"自然景观的关注来自于初盛唐相对淡薄的女性意识和主流社会包容的文化心态。这些都有助于钧陶平和雍容、大气庄重的城市气质。应制诗人在渲染盛大优渥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乐于表现其对圆融心境和艺术人生的追求,从而展示其懿雅清贵的生活格调。应制诗人对十三个节令的不同民俗都有点染,在"损益"的基础上将之诗化。诗意的栖居生活使城市表现出浪漫的独特气质。

从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

张九龄的应制诗在唐诗由"初唐之渐盛"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形象地描述了开元前期君臣注重国事的活动指向和关心民生、注重事功、安邦定国的价值追求和唐代社会逐步走向盛唐的历史轨迹,同时也隐藏着唐玄宗从早年励精图治任人唯贤朝晚年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转向的玄机。它以昭切洗炼的叙事和委婉含蓄的比兴讽谕形成一种典实醇正、雄浑儒雅的艺术趣向,成为引领盛唐之音的一个响亮的音符。

论唐宋应制词

帝王或朝廷往往以命人应制的方式直接推动词的创作。唐宋应制词长盛不衰的原因首在于帝王需要娱乐,其次是颂升平、美风俗的政治导向。早期应制词表现出由诗向词演进的轨迹,对词体的正式确立有特殊意义。唐五代应制词较为集中地描写宫廷生活以及塑造宫廷女性形象,对词的香艳本色特征具有凝定作用;徽宗朝为主体的北宋应制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主要向俗与谑的方向发展;孝宗朝为主体的南宋应制词,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显现出雅俗共赏、避俗趋雅的追求。这一特殊的词体与宫廷文化环境息息相关,随之而变。富艳精工是历朝应制词人的艺术追求。应制词在具体技法上显得单调程式化。

论应制应歌对飞卿体的促成

应制、应歌兼而有之的特点促成了飞卿体的三个方面的飞跃 :数量的飞跃、词调使用的飞跃和词体格调走向格律化。应制、应歌的特点决定着飞卿体内容与形式的诸多特征 :有意之作和女性化特征、狭深的意象方式、造境虚拟的写作方式、浅层次的用典 ,以及意象线型结构。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王维应制诗与盛唐帝都文化

有"天下文宗"之誉的王维是开元、天宝时期都城文化的核心人物,其应制诗从物质、制度、审美等不同层面,描写出8世纪中期盛唐雍容华贵的泱泱气度,百夷来朝的帝国威仪,普天同庆的盛世风貌,雄浑秀雅的审美风范,是以皇室、天子为主导的盛唐帝都文化的生动写照,具有艺术和文化双重价值。

杜审言《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应制》诗系年考

关于杜审言《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应制》一诗的系年历来分歧较大,徐定祥先生认为作于708年岁夜,王雄夫先生认为此诗应作于708年之后且非杜审言所作,张清华先生认为作于707或708年岁夜,陈钧先生认为此诗最早应作于景龙三年(709)岁夜。经笔者详加考证,认为此诗当作于神龙二年(706)岁夜。

应制诗对五言诗律化的影响——以平仄和句数为观照中心

"永明体"诗人沈约、谢和王融五言应制诗中,有合律联的诗歌总数占其五言诗总数的半数以上,尽管其合律联数与总联数相较比例较小,但他们为五言诗的律化开了一个好头。梁时庾肩吾合律联诗歌数量及合律联总数两项都大大超过"永明体"诗人。初唐从上官仪、杜审言到"沈宋",所有的五言应制诗都有合平仄律的联,合律联的比例也在逐渐递升,而有"失粘""失对"现象的不合律诗数在不断下降,这表明诗歌律化程度的加强。从"永明体"诗人到"沈宋",五言四韵诗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应制诗中四韵诗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五言诗中四韵句式的比例,这表明应制诗在四韵句式凝定为五律正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