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功颂德与关注现实:唐代词臣应制诗的创作活动

应制诗多为古代臣僚奉皇帝之命所作、所和之诗,因其题材和内容受到严格的规定,所以它们往往被贴上无甚真情实感和艺术价值的标签。应制诗创作目的的特殊性,导致唐代应制诗与唐诗发展不一样的轨迹。唐代应制诗的发展轨迹是先盛后衰。应制诗在初唐即达到顶峰。盛唐由于大量宫廷应制诗人被流放,从创作者数量的角度来看,盛唐应制诗人大量减少,直接导致盛唐的应制诗无论是总量还是年均创作数量都远少于初唐。中晚唐应制诗的发展急剧陷入低谷。唐诗的发展轨迹则经历准备、成熟和繁荣的阶段,且繁荣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唐代重要词臣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陪同皇帝赋诗、唱和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从题材和内容来看,唐代词臣创作的应制诗多是歌功颂德之作,但初盛唐仍然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关注现实、风格清新的应制诗。

唐代人日应制诗歌及其影响研究

人日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节日的习俗在唐代得到了传承与发扬。唐代的人日诗歌,早期集中在帝王倡导下的宫宴应制诗,诗歌主要描绘皇家园林的景色和剪彩登高的习俗,表达了对新一年风调雨顺的期待和对帝王恩情的感激。随后更多的文人受到了人日应制习俗的影响,在人日节开始创作诗歌,或相约登高宴饮,或投诗赠予远方的友人,或抒发自己的心情,人日诗歌在内容上和感情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唐代应制诗修辞对唐诗繁荣的影响——以对偶和用典为例

唐代应制诗繁荣,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对对偶、用典等辞格多有选用,而对众多辞格的选用助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沈佺期应制诗探析

应制诗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关系密切,《诗经》中记载的宴飨诗是应制诗的萌芽,应制诗创作经过不断地积累和完善,至唐代达到顶峰。沈佺期是初唐后期典型的应制诗人,其应制诗创作与他的宫廷任职经历息息相关,是他跌宕起伏人生的缩影,对其现存37首应制诗题材类别的分析有利于了解唐代宫廷生活及风俗人情。沈佺期应制诗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题目的相对稳定性、“三部式”结构及尾联的程式化表达、诗中语词的重复以及数量词、叠词的运用三个方面,这些诗歌对盛唐气象具有开拓之功,也为律诗的定型作出了贡献。

唐朝君臣的诗歌活动——以太宗应制诗为中心

贞观时期,以唐太宗为中心的贞观诗坛成为唐代开国以来的第一个诗歌活动中心。贞观君臣在沿袭前代诗风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诗风,对唐诗以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锤炼和推动作用。宫廷应制诗作为当时的创作主流题材反映了太宗朝君臣的诗歌活动与审美倾向,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权力的中心对诗坛风尚起着导向作用。

初唐诗人群体的文化心态转变——以应制诗为例

初唐诗歌的发展繁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而应制诗作为诗歌中的一类特殊存在,因为具有文化资本和政治风向标的多重作用,其诗风的流变与演进对唐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选取初唐时期的应制诗为例,分析文本背后反映出的初唐不同时期诗人群体间文化心态的转变,进而探讨诗人群体文化心态转变对于诗歌审美观念与诗体发展的影响。

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换——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初唐应制诗的嬗变

应制诗在物象选择、抒情方式、诗旨等方面的高度模式化使其成为一种符号和工具,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有本质的相似,朝臣竞相获取这一文化资本并力争转换为政治权力。“场域”中资本转换的规则和机制由帝王调控,帝王不同的志趣、文艺观和美学观使不同时期的文化资本各有特点,通过朝臣的创作使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微小的差异。应制诗作为一种置换权力的资本,不能用来对诗人作人格上的价值评判。

应制诗与长安气质:性别、格调与风俗

长安气质是从长安城"轴心时期"的文化遗存中抽绎出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格调气韵及"抽象氛围"的融合,唐长安应制诗是探赜这一新质的最佳文化地理文本。应制诗人善于将"坚硬"的文化景观和"柔软"的自然山水对举,表现出城市"天然壮丽"的审美趣味和中和气象;对"女性化"自然景观的关注来自于初盛唐相对淡薄的女性意识和主流社会包容的文化心态。这些都有助于钧陶平和雍容、大气庄重的城市气质。应制诗人在渲染盛大优渥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乐于表现其对圆融心境和艺术人生的追求,从而展示其懿雅清贵的生活格调。应制诗人对十三个节令的不同民俗都有点染,在"损益"的基础上将之诗化。诗意的栖居生活使城市表现出浪漫的独特气质。

从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

张九龄的应制诗在唐诗由"初唐之渐盛"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形象地描述了开元前期君臣注重国事的活动指向和关心民生、注重事功、安邦定国的价值追求和唐代社会逐步走向盛唐的历史轨迹,同时也隐藏着唐玄宗从早年励精图治任人唯贤朝晚年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转向的玄机。它以昭切洗炼的叙事和委婉含蓄的比兴讽谕形成一种典实醇正、雄浑儒雅的艺术趣向,成为引领盛唐之音的一个响亮的音符。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王维应制诗与盛唐帝都文化

有"天下文宗"之誉的王维是开元、天宝时期都城文化的核心人物,其应制诗从物质、制度、审美等不同层面,描写出8世纪中期盛唐雍容华贵的泱泱气度,百夷来朝的帝国威仪,普天同庆的盛世风貌,雄浑秀雅的审美风范,是以皇室、天子为主导的盛唐帝都文化的生动写照,具有艺术和文化双重价值。

应制诗对五言诗律化的影响——以平仄和句数为观照中心

"永明体"诗人沈约、谢和王融五言应制诗中,有合律联的诗歌总数占其五言诗总数的半数以上,尽管其合律联数与总联数相较比例较小,但他们为五言诗的律化开了一个好头。梁时庾肩吾合律联诗歌数量及合律联总数两项都大大超过"永明体"诗人。初唐从上官仪、杜审言到"沈宋",所有的五言应制诗都有合平仄律的联,合律联的比例也在逐渐递升,而有"失粘""失对"现象的不合律诗数在不断下降,这表明诗歌律化程度的加强。从"永明体"诗人到"沈宋",五言四韵诗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应制诗中四韵诗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五言诗中四韵句式的比例,这表明应制诗在四韵句式凝定为五律正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盛唐集贤学士的应制诗研究

唐开元中期崇儒重文,以张说为中心的集贤学士地位崇高,应制唱和活动十分频繁。集贤学士的应制诗延续了初唐宫廷诗的"三部式"结构,但在诗境的构造上别开生面,文治武功、道教神仙等意象大量出现,这既是时代风气在文学上的投射,反过来也促进了盛唐风貌在社会中的传扬。学士中风韵不同的两代人在继承中谋新变,他们的创作不仅为应制诗带来一股刚健、灵动的新鲜风气,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律诗的发育。

《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序

唐代韩愈有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宋人欧阳修进一步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并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其所作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韩、欧两人都是大文豪，都强调诗人身世、际遇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重视悲愁忧愤之于诗歌感染力的提升，

应制诗对诗歌用典的影响——以“应制”和“隶事”的相似性为观照点

刘宋是诗歌用典的关捩点,锺嵘和张戒都指出诗歌大量用典始于宋诗人颜延之,这与当时风行于士族文人间的"隶事"之风不无关系。"隶事"与"应制"在帝王参与并充当裁判、评判机制、竞争氛围、现场性等方面极为相似,甚至有时"隶事"的场合就是"应制"场合。这使得应制诗人在创作时借鉴隶事技巧以加强在诗歌竞赛中的竞争力,促进了隶事在诗歌中的运用。而应制诗创作团体的"精英"特点又推进了用典用事由应制诗向普通诗歌渗透。在古代诗歌大量用典和最终凝定为创作技巧的进程中,应制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应制诗“冒头”现象及其成因

"冒头"指诗歌发端未切诗旨,有大量琐语铺叙,这一现象在应制诗中表现特别明显。晋宋时四言应制诗发端多颂圣冗语,数韵方及主题;在四言和五言祖饯应制诗中,诗人突出帝王在送行中的地位,隐去自身,以颂圣代替违恋之情,和"冒头"同一机杼,至唐甚至发展为在饯送诗中抒酬恩报恩之念。应制诗具有的意识形态、文化资本、仪式化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冒头"的成因,表现出应制诗的政治功利性和工具性。同时,"冒头"也反映出应制诗人对君权的策略性妥协及其屏营于人格独立和依附间的焦虑和无奈。

唐代应制诗语言特点探析

唐代应制诗因其创作场域、创作主体及创作目的特殊性,导致其语言极具自身特点,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物象贫乏,感情基调单一;用词重复,聚焦于彰显帝王华贵气象;用典范围狭窄,多用圣君贤臣之典;多用数词、双声叠韵词、色彩词和叠字,极具装饰美。

沈佺期、宋之问应制诗艺术特色

沈佺期、宋之问是初唐武后到中宗时期重要的宫廷诗人,多次在宫廷宴集诗会中夺魁,他们创作的诗歌对近体诗的定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对二人人品的争议、对其宫廷诗人身份的厌恶以及应制诗思想贫乏等诸多原因,沈、宋创作的应制诗常得不到后人应有的理解和承认。本文从文艺学角度研究出发,探讨这类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影响,并将二人的应制诗风格进行相应的比较。

试论苏颋应制诗的审美特征及对盛唐诗歌的贡献

针对前人对苏颋应制诗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对其应制诗从体势、立意、笔法等审美特征方面进行细致探讨,并对其应制诗的题材、风格、律化进行分类说明,指出苏颋的应制诗对盛唐诗歌所起的推动作用。

唐朝应制诗人物社会关系网络及主题演化研究——基于《全唐诗》的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主题,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和工具研究《全唐诗》中的应制诗,能够从宏观上为唐朝宫廷生活和诗坛发展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主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抽取《全唐诗》中的应制诗,组织“唐朝应制诗数据集”,在此基础上发现应制诗中皇帝和诗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利用Gephi对其进行模块化分析,从而探测以唐朝皇帝为中心的应制诗创作网络社区;利用Python对应制诗文本进行词频统计,抽取出高频词并按照主题聚类,从而探求《全唐诗》中唐朝应制诗的主题演化。从唐朝应制诗的内部结构和文本特征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印证了唐玄宗时期应制诗主要传承了武则天、唐中宗时期风格,武则天时期神圣物象被广泛使用等结论,进一步证明数字人文在古籍研究中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