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的反转——以康德的历史目的论为主线

“目的”的概念可以指个人行为的动机,也可以指思想家们提出来的某个群体乃至人类的总体目标,甚至是指自然和宇宙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它作为个体的动机和群体的动力,却在发端处就包含了对结果的预期。那么,个人动机和总体目的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总体目的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反转”的关系?我们可以康德的历史目的论为主线,梳理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关系,也参照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等相关观点,最后聚焦“恶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问题。

康德论社会的自然和理性基础及其伦理旨趣

康德社会思想虽散见于其诸多文本尤其是批判哲学时期的文本中,但是这些文本却共同地指向社会的基础问题。不同于社会契约论者将社会奠基于“自然状态”之上的做法,康德将社会奠基于“自然的意图”的基础之上。但是,“自然的意图”却是通过人自己的理性来实现的。这样一来,自然与理性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他对社会的自然基础的强调体现了他对传统的自然目的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他对社会的理性基础的强调则体现了他对启蒙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出发,康德将社会奠基于自然和理性的基础之上,其最终的伦理旨趣是追求和实现“至善”。他关于社会的基础的思想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西方思想文化中传统和现代的某些因素的综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的融合。

道义实存论视角下的康德实践哲学之伦理性

在《道义实存论伦理学》中,邓安庆以“道义实存论”为线索,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和历史谱系的发生学中展开了对于整个西方伦理学史的剖析与重构。邓安庆通过对“伦理”和“德性”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分析伦理学”的批判,对西方伦理学研究内在理路和哲学范式进行了重构。同时,从道义实存论伦理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同样可以在康德道德哲学的语境中阐明这种实存论意义上的“伦理性”对于其道德证成的意义。

帕通的康德研究及其意义

20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学者H.J.帕通对《纯粹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研究对当代康德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年时代的帕通是不列颠理念论的代表人物,深受格林、布拉德雷与凯尔德的影响,以其“善的一贯论”反对爱德华·摩尔的直观主义元伦理学。后来,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深入研究,帕通自觉突破了原有的学派立场,转型为康德著作的释义者。他在《经验形而上学》中批评了以阿迪克斯、费英格与斯密为代表的拼凑论,为《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融贯论的阐释,促进了康德哲学在英语世界的普及与接受。他在《定言命令式》中澄清了许多关于康德伦理学的传统误解,将意志立法公式视为定言命令式的最高原则,改变了传统上以普遍法则公式为核心的诠释范式,对当代康德伦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建构主义诠释与实在论诠释。

康德的建构主义思想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哲学被视为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将认识过程视为主体性的构建活动,强调了知识的主观性和基于经验的构建。可见,康德虽然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但其毫无疑问具有建构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倾向,并被广泛引用为建构主义的理论源泉。康德强调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教育应鼓励学生主动探究和理解知识,同时教师应发挥启发和辅助的作用,其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冯·格拉塞斯费尔德等后继建构主义学者。同时,康德的建构主义思想引发了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其思想超越激进建构主义,指出了知识的可传授性,认为认识的生存力受范畴和世界普遍秩序的调节性理念保障。

理性作为人的尊严:论康德意义上的教育必然是世界公民教育

在康德于1874年发表的《世界公民视野下的普遍历史观》中,理性被康德视为人类的独特禀赋和人类尊严的体现,理性是人类普遍历史发展的线索和目的。在普遍历史进程中,理性是人格发展的目标,并进一步在国家和世界层面不断扩张,最终完成“普遍的世界公民”的自由使用理性的这一“大自然的隐蔽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有赖于理性的公共使用、完善公民宪法的保障和各国致力于永久和平的多重努力。在这种世界公民的历史哲学视野下,内嵌入人类这一理性/尊严扩张进程的教育进程,必然是世界主义的;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的教育,必然是世界公民的教育。对于今天日益对抗、分裂和阵营划分的世界危机,发展作为永恒的高阶能力的理性或批判性思维,应该成为公民教育的基本要素,把对永久和平的期待转变为一种永久的理性对话,来考察全球议题,寻求全球共识,展现公民勇气,重建和推动人类共同体的持续繁荣。

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康德的德行概念并非自制——基于《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论证

关于康德的德行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制概念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观点:德行只能算作自制;德行不只是自制;德行可以理解为自制。通过对《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疏解可知,两者存在明显差异。目的学说方面,德行以定言令式为根据,以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为质料,以普遍法则为至上原则;自制以最高善为根据,以幸福为质料,以正确的逻各斯为原则。意向学说方面,康德认为人有对义务概念的易感性的主观条件,且德行是承担义务的唯一能力,但德行义务不止一种,相关于法则,具有先验性;亚氏认为,人可以出于意愿去行为,但德行只有一种,相关于中道,可从经验中学习。康德认为,人对德行的拥有不是义务而是目的,仿佛是德行拥有人;亚氏认为,应当通过克服不自制来拥有自制;德行要求驯服自己的激情,驾驭自己的情欲,自制则要求抑制感官欲望,控制自然需求和痛苦。方法论方面,德行不能靠习惯养成,要以问答法进行理论练习,以修行法进行实践练习;自制则要求掌握真正的知识,学会明智,要在习惯中养成,在实践中完善。因此,德行并非自制。

空间性、非定域因果性与科学的根基:康德的空间性思想的启示

解决几何化问题是为近现代科学奠基的关键,而空间性问题处在几何化问题的中心。康德物自身的非空间性学说把空间性视为人的经验之内的性质,而非物自身的性质,由此,他需为科学重新奠基。康德通过具有力的实体间的非定域交互作用解释空间性的形成,但他同时通过定域因果性解释自然物体的形成、光通过以太传递外部信息,由此表明物自身是非空间性的。康德证明了基于定域因果性的机械论和微粒论不是解释空间性的正确理论,且为通过拓扑学建立空间性的数学上的可表达性提供了可能。最终,基于非定域因果原理解释光对信息的连续传递,才能解决康德留下的数学应用于自然的难题,并重建科学的根基。

在与康德道德思想的对比中看罗尔斯的契约观——兼论政治自由主义中的两个循环论证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始终将他的正义观念视为某种形式的契约论。这种契约观在建构主义中达到完善和成熟,它的某些主要理论要素源自对康德道德思想的重新解读。罗尔斯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吸收与改造来构建其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树立了捍卫理性信仰的成功典范,但也在契约论框架下处理康德义务立法概念时遭遇了表现为循环论证的困难。

以康德为方法——民间文学课堂引发的一次师生对话

近年来,实践民俗学派出于对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内部危机的敏锐体察,试图以康德为方法,将相关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推至“重回现代性”“重回启蒙理性”的思想史层面,而这一倡导背后宏阔的理论指向与现实体察在帮助我们透视研究现状、追问学科合法性的同时,也面临更为具体的进一步阐释的需要,在一场课堂讨论引发的对话中,吕微、户晓辉两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阐释,其背后辐射出实践民俗学对普遍理性价值与中国社会诉求的深刻洞察。

论康德的义务观对新时代青年使命感塑成的启示意义

康德的道德哲学主张义务是道德价值的来源,义务的内容来自纯粹实践理性。义务具有三个特点:在动机上具有纯粹性、在内容上具有普遍性、在情感上保持敬畏心。使命是最高的义务,是人价值的最高体现。以康德义务观为借鉴,新时代青年的使命需要在各种错误思潮中证成自身动机的纯粹性、在全球化语境中证成自身内容的普遍性。康德对道德内在性的强调,为良好的使命动机的培育、使命行动的主体参与感及自律性注入了活力。康德对义务的思考对于开解使命教育的形式化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康德与人的尊严

为人的尊严提供严肃的哲学辩护,是康德思想的核心关切。当代学者对康德的尊严观主要有两种解读:一是尊严作为某种绝对价值,体现为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自由能力,并构成了尊重人的权利的根据;二是尊严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可理解为优越性或某物高于另一物的地位,但并不构成现代社会中平等人权的根据。这两类解读各有其利弊。解答争议的关键在于澄清何谓尊严的主体。通过对康德核心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两大类道德意义上的尊严主体:一是理性存在者本身或道德人格本身,二是理性存在者的道德活动所展现的不同德性。两类尊严主体的根据在于自律这种纯粹实践理性能力。康德式双重尊严主体涵盖了两种尊严范式的基本特点:与道德人格相应的同等尊严,对应着绝对价值;与德性实现程度相应的不同尊严,体现了关系性的规定。基于道德人格的同等尊严,确立了不可剥夺的生而具有的自由法权,表明了基本尊严和法权的绝对性。当代少数学者消解尊严绝对性的尝试,实际上源于混淆了不同的尊严主体。康德的尊严观确立了平等尊重的底线,凸显了尊重权利与改善德性的价值,还能兼容诸多社会性价值要素,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杜尚艺术实践的美学分析——对康德美学遭遇后现代艺术的进一步探讨

杜尚的艺术实践在对康德美学构成挑战的同时,又对其有某种继承性。天才一方面在制定规则,另一方面规则又是不可说的。规则不是供其他艺术家模仿的,而只具有对产生新规则的示范作用。对其他主体的不信任,杜尚自己制定艺术规则,崇尚创新和自由,但其想象力与知性并没有达到和谐的地步,斩断鉴赏力的传统,没有考虑到它的普遍性,只是一个未驯化的主体,所以作品争议不断。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并非什么都可以。杜尚反对美,但不反对形式的精雕细琢。“艺术=美的艺术”是杜尚作品界定的误区,而层次性的艺术概念是消除此误区的关键所在。

儒家有意志自由吗?——以康德为参照

儒家是否具有意志自由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有人以康德为标准,否认儒家具有意志自由;有人则认为儒家具有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是多样性的,既有康德所坚持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也有康德所反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后者比前者更加符合实际。儒家从现实出发,其意志自由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人虽受到现实限定,但又高度自由。以儒家性善论来否定儒家具有意志自由不能成立,性善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人们的为善方向,但并没有剥夺人们的选择自由。正是因为人性善,道德构成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所以,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意志自由,而是通过承担道德责任成为道德之人,意志自由后于道德责任,意志自由受到道德的限定。

康德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权状态的五大理由

康德的法权理论是从纯粹实践理性法则中引申出的,所以排除了经验因素、现实功利、幸福等等的考量,而集中思考法权概念本身所内含的要求。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行为关系达不到法权概念的要求,只能暂时地、不稳定地获得自己的法权;只有法权状态(公民状态、公民宪政状态,其政体形态必定是共和制)才能克服这个缺陷。他主张,我们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权状态具有五大理由,比如自然状态的历史发展中必然出现法权要素、无法出现人们联合起来的普遍的共同意志以实证立法、存在无法执行契约的困境、无法形成正规的具有最高强制力的权力机构、只能按对法权的主观理解行事等,而进入法权状态则能克服这些缺陷,并政治性地实现人们的外在自由。对人而言,走出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状态,是我们的义务。

“善、至善、伪善”: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环节

康德的道德哲学真的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吗?哲学界之所以有如此批判,是因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从一开始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德性论,即关于善及其先验根据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被广义地理解为由包括德性论、正义论和根本恶论三个环节构成的道德哲学整体。康德道德哲学的这三个环节是围绕德与福的二律背反关系展开的:德性论的“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可视为康德道德哲学的起点;正义论在“至善”的框架内对人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进行了探讨,它为道德法则在现实中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外部保障;根本恶论一方面通过对“伪善”或“德行假象”的揭示,以及试图对人的善的禀赋的重建,为德性论的纯粹化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所谓的“伦理共同体”为道德法则的践行提供了一种辅助手段。

论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

形式逻辑一词来自康德。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影响深远。康德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释:所谓形式,指与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所谓内容,指与非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康德在自己的思想中有这样的认识,但没有完全说清楚。日常认识、科学认识的表达是有内容的,哲学认识、逻辑认识的表达也是有内容的。澄清这个问题,逻辑上涉及句法与语义的区别,语言上涉及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康德的先验逻辑,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所谓形式与内容的区别。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康德式疑难与维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解答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有着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两大理论传统。这两大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在历史领域的重演:前者涉及历史作为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问题;后者涉及历史作为经验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它们各自所遭遇的问题甚至也是康德式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遭遇的是理性在超验领域面临的辩证幻象问题;批判的历史哲学遭遇的是知性在经验领域面临的自在之物问题。要化解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所遭遇的康德式疑难,就应当回到维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传统,重演历史哲学的批判议程,从而给出合理性的回应或解答。

理性的批判:康德第一批判“方法论”的教育学意义

康德在纯粹理性的训练中,通过消极教育方式,培养学习者谦虚的态度和真诚的品质,超越了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思维方式,完成了对学习者批判思维方式的培育。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通过积极教育方式,完成了学习者的自我训练,学习者在对幸福的追求中实现了自然世界与道德世界的统一。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为我们思考教育科学的目的和教育艺术的原则提供了一个系统性视角,“人的全部规定和使命”是教育科学的最终目的与教育艺术的原则。纯粹理性的历史再次保证了只有批判的道路才能实现对学习者理性的批判,引导学习者走出理性的自然状态,为学习者营造一个永久和平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