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大运河惠济闸漕运格局考辨

清康熙年间,惠济闸主要随运口的变化而变化,也存在运口不变而惠济闸继续改建的情况。惠济闸或独立开展漕运,更不断优化与天妃、太平等闸的配合。永济闸兴建之后,逐渐成为惠济闸的主要越闸,至康熙四十九年初步形成以“惠济”命名的正越闸体系。惠济闸漕运格局的日趋完善,与河道总督靳辅、张鹏翮等奉行黄淮运综合治理的理念有关,也是践行明潘季驯提出“蓄清、刷浑”以保漕运的治运方略。

康熙年间吉林至爱珲间的驿站

我馆所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中,有关于清康熙年间吉林至爱珲设立驿站问题的满文档案。这些史料对于研究该段驿站设立的时间、驿路的选择、驿丁的来源、驿站官员的设置、驿站牛马土地的分配以及清政府对这条驿路的管理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该地区的编史修志,提供了有用的史料。这条驿道的建立,联结了雅克萨、爱珲、墨尔根、吉林、盛京等重镇,这对于保卫祖国东北边疆,反抗沙俄入侵,增强民族团结,都有着一定的意义。现选译十七件发表于后,供研究者参考。

康熙年间关于盐务的御史奏章

本专题档案史料,选自馆藏内阁黄册都察院御史奏章,主要反映康熙年间有关盐务问题方面的一些弊端,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现予发表,供研究参考。

康熙年间盛京旗、民垦区划界初探

康熙年间,清廷在盛京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旗、民垦区划界,划界具有明显的满洲本位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分立界限未能禁绝旗人与民人在开发过程中业已结成的紧密联系。整个清代,在满汉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东北边疆地区的农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康熙年间“宣南”的士人交游

文人交游本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而“宣南”的文人交游 ,又因京师特殊的中心地位 ,格外引人注目。在清代 ,“宣南”的士人交游与有清一代的思想、学术、诗文风气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借助各种诗文著述中的星散记载 ,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 ,清理和爬梳康熙年间“宣南”士人交游的实况 ;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 ,借许多片断的相互勾连、拼接 ,勾画出虽不尽完整 ,但真实可信的“宣南”

康熙年间白粮改折御史奏章

康熙初年战事频仍,兵饷需求浩繁,户部议将江浙等省白粮正耗改折征银,以充兵饷。在实行白粮改折时,贪吏火耗之资,蠹书勒索之费,以致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一石,农民终岁勤劳,亦难足额,故有御史条陈白粮改折之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事逐渐减少,兵饷也渐充足;加之嘉湖地区白米入京,较他省粮食更为重要,为支放官俸及内府支取所必需;然京城采买维艰,故有御史要求改折为本之议。这些档案,选自馆藏内阁黄册都察院御史奏章,它反映了康熙年间有关征集粮饷的一些情况。

康熙年间黄河探源与河源地图

"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古人心目中黄河之水来自神圣的天边。因此对神秘的黄河之源的探寻,经久不止。清代黄河探源并绘制出河源地图始自康熙朝,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首次探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再次探源。两次探源所绘地图,都珍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年间漕务御史奏章

这四件关于漕运事务的档案史料,选自馆藏内阁黄册都察院御史奏章,主要反映了当年漕运中的一些弊端,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现予发表,供研究参考。

异域冒险与理想建构——康熙年间宦台诗人的放逐意识

康熙年间,朝廷虽然一再下诏为宦台官员提供较为优厚的政治待遇,但是台湾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对落后的文化生态,使大陆官员对赴台为官毫无兴趣,甚至赴台为官被认为是被放逐。宦台者的这种被放逐意识自诏命下达就已经弥漫心间,虽然行动上不能拒绝赴台,但是在他们诗里行间却写满了排拒之情。经历惊涛骇浪踏上台湾的宦台诗人,伴随眼中陌生的地景而产生的是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如何消解心灵的寂寞之情?宦台诗人通过想象去建构心中的"桃花源"。但是在现实情境下,望乡、归乡却是他们宦台境遇中最终的诉求。

康熙年间游宦诗人的印象台湾

康熙年间,第一批到达台湾的游宦诗人在惊异于当地奇花异果的同时,恶劣的气候与在地景观等空间环境让他们对台湾产生了极度的恐惧之感。当他们以俯视的视角审视台湾原住民的外貌特征与文化风俗,在感到文化孤独的同时,更有着轻视的意味。可以说,虽然游宦诗人曾经真正踏足于台湾土地,但是由于观察的范围有限,他们关于台湾的自然书写往往是片面的、笼统的,但是却成为后来者了解台湾的符号。

清康熙年间思想文化建设成就述论

清统治阶层出于长久统治的目的，在入关以前就已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汉化，主动追求对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认同。经过多尔衮和顺治的持续努力，特别是康熙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追慕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亲力亲为，在思想文化建设上取得了超迈前贤的成就。本文拟就此进行论述，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康熙年间有关捐纳御史奏章

在封建社会，当国库官帑不敷兵饷、河工等开支之时，多以捐纳为名卖官以弥 补。本专题史料系反映康熙年间御史指出捐纳中种种问题的奏章，现从馆藏内阁黄 册中选出，供研究参考。

“姑奶奶”、“关圣帝君”与“金龙四大王”(续)——再论《醒世姻缘传》康熙年间成书说之不能成立

三、“金龙四大王”并非“金家的兀术四太子” 《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六回写到了淮安“金龙四大王庙”中演戏娱神的场面。1978年，台湾的朱燕静女士在她的硕士论文《（醒世姻缘〉传研究》中，以台湾国防研究院清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清史·圣祖本纪》中“康熙四十年辛巳，春正月辛亥，以河伯效灵，

清康熙年间(1661～1722年)旱灾史料整理及广西地区旱情分析

旱灾是广西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正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围绕旱灾这一气候现象,以相关旱灾史料为调研对象,对清康熙年间(1661~1772年)旱灾史料进行了整理与分析,并进一步深入挖掘、分析了清康熙年间(1661~1772年)广西地区旱情。研究认为:清代广西发生了六次大规模的严重旱灾,其中康熙六十年(1721年)旱灾是康熙在位期间灾情最为严重的一次。

康熙年间小清河两次整治行为初探

清代前期小清河为患严重,康熙年间山东主政者主要进行了两次大的治理工程,两次治河各有得失,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持久。缺乏一个专司小清河事务的管理机构,政区地理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地方官彼此扯皮、百姓肆意决堤,以及鲁北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是小清河治理成效甚微的主要导因。

试论康熙年间广东的财政政策

康熙年间,为恢复和发展广东经济,清政府改变明末和顺治政府对广东不利的财政政策,从而使广东财政状况得到根本好转,广东经济不仅恢复到甚至超过了明中后期的水平,为“康乾盛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福建巡抚陈瑸与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陈瑸先后主政台湾、福建,并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担任福建巡抚。其在灵活处理台湾海防与海禁的关系中,表现出极强的海防意识,并找到了有效的应对之策,清廷对其提出的策略多有采纳,对制定台湾海防策略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学界研究其治闽、治台期间事迹,多褒颂其为官之操行,甚少涉及其在台湾海防方面的功绩与贡献。通过梳理其主政期间所采取的海防之策,以及其对清廷海禁政策的灵活处理,可窥探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的关系和变化趋势,进一步理清台湾陷入两难困境的背后原因:一是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关,二是与全国边防体系的部署有关。

康熙年间疫灾流行的特征与应对

康熙年间疫灾频度为96.72%,形成持续上升(1662年~1680年)、持续下降(1681年~1687年)、波动上升(1688年~1708年)和再次回落(1709年~1722年)4个阶段,并以夏、秋季为疫灾流行的主要时节。康熙年间疫灾的空间分布呈现内地多于边疆、南方多于北方、东部多于中西部的特征,其中江苏是疫灾流行最严重的省份。康熙年间疫灾流行的应对方式整体上停留于体现康熙帝意志的中央政令,官方延医赠药、施棺瘗尸、刊刻医书,民间逃疫避疫、封建迷信等传统应对阶段,但由于帝王的格外关注,特别是在特定疫病如天花、疟疾等的应对上也出现一些新变化。

从《令梅治状》看康熙年间的县政

《令梅治状》是广东省广宁县李成林于康熙十三年至十八年（1675一1681）任湖北黄梅县知县的事迹记录,自提为康熙巳未（1681年）中秋日子梅署之慎修序编就。 《令梅治状》是诸如木刻本,页8行,行21字,页中题为“夜告堂”。全书共分2卷,一为《纪略》,二为《详文》。《纪略》是李成林认为在任时所遇到的重大事情,共计28条。《详文》是李成林向上呈送的文书,共14件.该书题印为等文“不羁斋图书印”（因本人未见原本,只是在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查阅到复印本,复印者也没注明于何处所复印,翻阅《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汉籍目录》和《东洋文库所藏汉籍目录》,均未见有此书.因此本人不能对该书版本提出更多的考证）。

从木兰秋狝到避暑山庄——康熙年间热河的兴起与区域社会变迁研究

顾朗日、韦伯、芒福德对城市历史社会学的考察是在西方卓越标准下进行的类型学研究,同时施坚雅构建的城市理论体系难以阐释中国历史上农牧交错地带所兴起的城市及其引起的区域社会变迁。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倡导的"中心地学说"为农牧交错地带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热河是农牧交错地带城市兴起的典型代表。康熙年间玄烨发起木兰秋狝并在之后肇建避暑山庄,反映了清廷在治边方略上从以武力为主转变为以柔绥为主。以避暑山庄的兴建为契机,热河从一个欠开发的地区转变为新兴的城市,并引起了区域社会的重大转变,集中表现为人口增长、生态类型迁移和地方管理体制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