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喜式》中的花楼织机研究

针对日本《延喜式》记录中花楼织机是否存在的问题,文章运用中日古文献、纺织品考古两维印证的方法,得到最早在初唐末期,至迟在晚唐时期花楼织机已经传播到日本,并极大促进了日本织造水平提高的结论。研究表明:《延喜式》中绫织机织匠数与花楼织机织匠人数吻合,反映了其绫织机为花楼织机的可能;中国《敦煌文书》辅证了花楼织机最初应用于绫织物的事实,同时,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染织文物实证了日本延长年间花楼织机的存在;《延喜式》中织部寮织机用竹数量符合花楼织机衢脚的需求,并且绫织机综丝用量符合花楼织机装造规律。文章结合《大宝律令》中有关“挑文师”的记录,可以推断最早初唐末期、至迟晚唐时期日本织部司存在着花楼织机。

《延喜式》中的丝织物品种研究

针对日本《延喜式》中所提及的丝织物品种及其织机问题,运用中日古文献、纺织品考古两维印证的方法,得到晚唐时期日本织部司官营织造工场的丝织技术接近甚至已经达到中国水平的结论。研究表明:晚唐时期,日本的丝织技术得到飞速发展,能够生产出各种类型的绫、罗、纱、锦,尤其是缂丝织物完成了中国丝织技术引进与吸收;在唐代日本赠送给中国皇帝的丝织物并不能真实反映日本当时的织造水平,主要是由日本的学习心态与中国的朝贡体系两方面因素造成;根据《延喜式·织部司》中织机的相关记载,通过与中国花楼织机相关技术参数的比对,推测出晚唐时期中国的花楼织机极有可能已经传播至日本,并已经在日本的官营织造工场中的绫织机上大量使用。

日本平安前期释奠对唐礼的继承和本土化

释奠是中国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仪式。8世纪初,日本模仿唐朝建立大学寮制度,释奠被引入日本。8世纪中叶,吉备真备借鉴《大唐开元礼》,整顿释奠,使其初具规模。平安前期,嵯峨天皇时设定了"天子幸释奠"的情况,并首开"七经轮转讲读制"、诗宴和内论义,后两者的恒常化凸显了日本释奠的本土化特色。日本释奠既包括准备、馈享、讲论等固有仪程,也包括诗宴、内论义等衍生仪程。讲论是大学寮教官展现才华的重要舞台;诗宴是文人表达尊师崇孔、以忠事君志向的场合;内论义是天皇参与释奠讲论的折衷方式。释奠是尊崇道统的表现,道统与治统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当皇权衰弱、大学寮衰败,释奠代表的道统也随之衰败。

唐代格式东传日本嬗变考

日本学界较早就形成了关于日本格式与唐代格式没有密切渊源关系的权威性认识,但此种说法有失偏颇。日本"三代格"与日本式主要是在唐代格、式之后逐渐制定出来的,它们在形式、功能与内容方面表现出受唐代格、式直接影响的痕迹。这表明了唐代格式在日本格式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意义不应低估。

唐式东传及对日本古代法典的影响

中日两国很早就有法律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法律大规模传入日本是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天智天皇时期制定了《近江令》二十二卷,此为唐代法律传入日本之始。在唐代律、令传入日本的同时,唐代另外两种法典形式格和式也传到了日本。唐式早已失传,日本古代的法典《延喜式》则保存至今。笔者根据现存的古代文献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式残卷与日本的《延喜式》进行比较,发现唐代律、令与日本古代律、令差别很小,而唐式与日本《延喜式》的差别很大。唐式的某些条文为日本《养老令》所吸纳,有些条文为《延喜式》所受容。飞鸟、奈良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唐代法律的态度是宏观上全面受容,而微观上延续了本民族的法律习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古代天皇与神祇祭祀

本文主要探讨古代天皇和神祇祭祀的关系及其变化过程。国家祭祀有不同层次,并不是所有的祭祀都必须由天皇来主持,有时反而为了减少神明作祟的危险,对天皇祭祀有所限制。天皇主持神祇祭祀是基于统治者应当驾驭神明并接受其报应的想法。当引入律令制时,日本把神祇信仰定为国家宗教体制的支柱,强化了泛灵信仰,最终形成了“神事优先”的神祇祭祀的特点。此外,原本为了与俗世加以区分,佛教方面产生了让佛远离神的思想;由于佛教与皇位继承的关系成为问题,从伊势神宫兴起的排佛举动进一步扩大到宫廷祭祀乃至整个贵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