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脚谈起: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怨女》的身体书写

《金锁记》中曹七巧小脚的叙述犹如草蛇灰线,却完美地呈现出曹七巧人性异化的历程。姜季泽捏了曹七巧的小脚,使她萌生了爱的感觉。曹七巧刚一出场时眉眼清晰,后来渐趋模糊,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曹七巧的小脚由隐而显,曹七巧架在婚后的儿子肩上的小脚成了变态情欲最显著的象征物。张爱玲小说中的身体书写很有画面感,捏脚、架脚呈现出来的影像富有画外之意,图像内外的双重建构使张爱玲的身体书写富有审美的张力。从《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到《怨女》里的柴银娣,写小脚的两个细节消失了,性的表征由脚转向了乳房。小脚的叙述及改写,呈现了张爱玲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观察。

论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回旋叙事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时间书写与回旋叙事结合形成了形态不同、功能各异的时间回旋叙事,具有不容忽视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在这些文本内或跨文本的时间回旋叙事中,既有以“十三岁”“十七岁”“三十岁”等回旋复现的特定年龄凸显主题及叙述情调,也有通过对“当初”“从前”等回忆性时间词族或“一天”等时间段的回旋复现,高度浓缩地呈现人物一生的遭际,还有通过平时与战时、历史与现实等特定时间对比的回旋叙事,表现人物心境或命运的变化。而物理时间心理化及听觉化、视觉化、触觉化等独特的时间回旋叙事方式,以及时间书写与空间书写的关联、时空并提叠加综合感觉化的艺术表达,则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情思,烘托了苍凉的文本氛围,寄寓了作者对时间流逝和人物命运的感慨。张爱玲通过时间回旋叙事在看似寻常的日常叙事中讥刺人性世相,并对进化论思想提出了质疑。

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的叙事学研究

张爱玲的小说赓续了古典文学的美学特征,同时引入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叙事技法,以中西结合的独特面相形成了个人化风格显著的叙事风格。她以日常化叙事题材实现了小说的诗性建构,通过繁复的意象建构与细腻的感官书写濡染出令人流连忘返的文学意趣,生成了现代小说中的独特文学景观。本文结合具体的小说文本,从叙事空间、意象建构和感官叙事三个角度出发探析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艺术。

丰润籍红学家王佩璋与张爱玲

王佩璋与张爱玲都是丰润籍的女性红学家,二人在《红楼梦》研究上有很多共同点,都有见识卓越的红学成果,都对《红楼梦》文字内容非常熟悉,都探讨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都否定《红楼梦》的“自叙说”。二人的红学研究也有不同点,如研究《红楼梦》关注的范围不同,写作风格不同,这源自她们生平阅历的差异和研究目的不同。

试析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红楼”底色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深受《红楼梦》影响,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散发着与《红楼梦》中女性形象相似的气质。张爱玲继承《红楼梦》以女性为核心的写作手法,擅长描写“贾母”式的女性大家长,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更是对《红楼梦》有诸多的借鉴。本文通过对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和《红楼梦》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张爱玲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红楼底色。

无尽的魅力，永恒的苍凉——论张爱玲作品的影视改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张爱玲作品在大陆再次风靡一时,她的很多作品也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张爱玲任创作中对现代影视艺术的借鉴,使她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广大市民读者的口味；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悲剧性主题,又使她的作品在审美层次上符合市民读者的多种审美需求。这使张爱玲的作品可以超越时代。

古典与现代的相织与浑融——张爱玲小说叙事艺术风格研究

张爱玲的小说赓续了古典文学的美学传统,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发生了新的质变,以传统与现代的浑融生成了新旧兼备的艺术风格。从叙事学的角度探析她小说的美学风格,可以看到她对中西方文学资源的汲取和转换。从空间叙事、印象主义手法和意象建构三重向度探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风格,揭示其文学创作的魅力之源。

镜变为灯:张爱玲性别意识研究的文化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张爱玲以高度自觉的性别意识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下女性最本原的存在状态,她以“地母”般的热诚对人性做了深入的探寻和言说。她站在女性性别文化立场上审视与展现了人性之恶,这使得她的性别意识与哲学意识相互参照,呈现出恢宏和艳异的诗意气象。对其进行探索与研究能有效地为当下性别观念的合理化提供强有力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当代女性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实践路径。

娜拉及其他前行者——鲁迅与张爱玲之间的对话

关于娜拉这一全球新女性典范的文学阐释,鲁迅与张爱玲之间构成有意味的对话关系。虽然二者的立场、风格通常被认为完全对立:鲁迅是泛政治化的女性压迫批判者,而张爱玲则是去政治化的女性气质表演者。但实际上,鲁迅与张爱玲有着出乎意料的相似处,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尖锐的社会批评方面,也体现在这两位作家为人称颂的现实主义手法常常转化为现代中国历史的隐喻。他们拒绝文过饰非的彻底程度可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条重要的批判线索。关于娜拉的何去何从,鲁迅和张爱玲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他们的分歧与两位作家各自的性别定位有关,但也凸显出性别化现代主体的前提、局限与存在的陷阱,这其中的“出走”则是其现代性和自决性的基本隐喻。

张爱玲自译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个案

基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通过案例分析方式剖析张爱玲自译译者行为及《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效果。结果表明,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张爱玲自译偏“务实”,与“求真为本,务实为用”的译者普遍行为规律一致,具有较高的合理性。

近五年张爱玲研究综述

张爱玲(1921——),本名张焕,生于上海。18岁入香港大学,后因战争返回上海,是四十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坛、具有鲜明的文化气质的著名女作家。 由于张爱玲52年离开大陆后,写过《秧歌》、《赤地之恋》等反共小说,长期以来,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从不提及其名。十多年前,谈到张爱玲,不要说一般文学爱好者觉得陌生,即便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也知之不多。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政治喧嚣的平息,文学本体地位的恢复,张的作品才得以重新印行,国内的张爱玲研究也才再度开始。

如何参差?怎样对照?——论张爱玲《重访边城》中的“边城”书写

张爱玲《重访边城》中关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书写,不仅彼此之间构成空间和时间上多层次的参差对照,而且和大陆(内地)共同构成一个“形式兼内容的范畴”的“时空体”。在表达对这一时空体的复杂深沉的文化和情感认同时,张爱玲调动了她所有的人生经验、知识储备和艺术修养,不断变换观看视角,穿梭于记忆之场,从而将她所热爱的故土上海,身居其间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与她居留过的美国城市、记忆中的世界各地进行参差对照,构筑了繁复立体的审美样态,也藉此远兜远转完成了对于古老中国的文化重逢和情感皈依。

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张爱玲资源

显而易见,王安忆小说中的“地域视角”,与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莫名的联系。只有探讨分析了这种联系,才能够将其对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创作转型的推动性意义清楚地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王安忆与寻根思潮和上海重新崛起是一种外部的联系,她与张爱玲小说的“资源”则是一种内部联系。唯有弄清这种内部联系,我们才有可能从作家创作的层面,来解释张爱玲对王安忆的创作转型所产生的某种影响。而本文对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小说所做的文学史定位工作,也才能展开和深入。

叙事·语言·意象: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的文学意蕴呈现

张爱玲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有着重要且独特的位置,她的作品风格在同时代作家中独具一格。张爱玲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被改编翻拍成电影,和其他文学作品改编不同的是,选择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电影改编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一个故事构思,如何将张爱玲小说中的独特文学意蕴呈现在银幕上,更是导演改编的重要难题,也是观众最为期待的部分。纵观六部张爱玲小说改编之作,叙事结构、文学语言和意象化描述是其独特文学意蕴呈现的三个方面。

被遗忘的《秧歌》与张爱玲研究补阙

长期以来,关于张爱玲的研究国内多关注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对其1954年发表的小说《秧歌》及相关海内外研究成果讳莫如深。表面上看这是出于一种对政治问题的回避,实际上是《秧歌》打破了国内研究对张爱玲能够在作品中逼问真相、直面人性的空洞期许,暴露了她不关心政治、无法处理“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关系的缺陷。分析张爱玲小说《秧歌》表述历史基本事实和逻辑方面的不足,可以重新思考当代张爱玲热当中读者与张爱玲作品之间进行互动的重要意义,为当代张爱玲研究拾遗补缺。

论张爱玲小说的求真意识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存在,她以独到的视角观照俗世中庸常男女的痛苦与惶惑,凝视人性黑暗的深渊。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真”与“假”是她体悟和表现社会人生的重要方式,她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对人生虚假性的淋漓揭示,更在于在虚假人生中对“真”的执着追寻,以其真性情与真文字,道出了人生的真况味。作为一种生命理解的方式,求“真”植根于张爱玲的意识深处,也是其小说一再书写的主题。以“求真意识”这一视角对张爱玲小说的主题及人物形象做出重新解读和具体论述,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同时给予世人关于人生真相的思考。

张爱玲作品的再媒介化与再经典化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女作家,张爱玲既成为跨媒介改编的热点,也在大众娱乐消费的喧闹中渐趋隐身。围绕张爱玲创作的阐释一直存在女性观、爱情观和历史观三个普遍性误读,而透视香港地区导演许鞍华对其作品的几度改编,不难发现处在新媒介语境下的文学再媒介化并不以内容稳定性的强调为核心,比忠实原作更重要的是对原作的慎重理解,是对过往某些“约定俗成”的误读的重析。无论是文学再媒介化还是再经典化,都要经受时代的牵引和考验。

“出走的‘无情’母亲”:张爱玲《小团圆》中“蕊秋”形象分析

蕊秋作为张爱玲遗作《小团圆》中描写相当多的一个人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她浪漫且多情,但又自私且冷漠,身上聚合着一种相互抵触又纠结拧巴的特质,这种特质也助推了其女儿(小说主人公)九莉个性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从文本诠释学角度看,张爱玲花费诸多笔墨塑造出了一个异于传统的母亲形象,并将这一形象置于自我审视与他者注视的二元视角下。蕊秋走在极致的个人主义道路上,注定和利他主义道路相离,这也造就了《小团圆》独特的“反传统书写”的母女关系。对蕊秋形象的审视,打碎并重构了由小说主人公映射到作者的固有角色定位,主人公九莉正是张爱玲自觉经验化的投射对象,《小团圆》也可算作是一首审判自我、回归“五四”新文学的独奏曲。

从亲子代际关系看张爱玲小说的家庭伦理想象

五四时期,传统政治伦理一体化的家国关系被认为已不适应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知识分子倡导建构新型家庭伦理关系。张爱玲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想象根源于五四家庭伦理变革思潮,以及其作为失序家庭伦理受害者的经验。通过塑造父不慈、子不孝的恶劣亲子代际关系,张爱玲批判并解构传统家庭伦理,建构想象中人格平等,自由有度的新型家庭伦理。

张爱玲服饰研究

张爱玲本人与作品中的服饰描写丰富且具体,其所处的时代正是近代服饰变革最显著的阶段。21世纪以来,有关张爱玲本人及其文本中的服饰研究逐渐增多,梳理已有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现阶段状况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还可为近代服饰变迁史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具有文学、性别研究背景的学者在深入本课题的研究上更有优势,但是对张爱玲与现实服饰的结合较为欠缺,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探索。研究认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性别研究、跨文化研究、服装史研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视野,展开对张爱玲文本服饰与日常服饰互动的论述,对全面理解张爱玲个人思想与近代服饰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