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绿化树》的英译与接受研究

张贤亮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得到了广泛译介。《绿化树》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由著名英籍汉学家戴乃迭执笔翻译,是该作品的唯一英译本。原作本身具有时代性、文学性、故事性,地方文化特征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并注重运用淡化、删减等具体翻译方法。在学界对作品的英译活动关注度不高的背景下,分析小说的译介动因、译者惯习、译本特点以及海外接受情况,深度对照反思译介活动中的得与失,探寻目标读者对作品的视野期待等,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促进中国文学在海外文化场域的有效传播与接受。

张贤亮：作者与男主人公——我读《感情的历程》

张贤亮的创作天赋使其成为20世纪最值得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感情的历程》是他的带有一定自传性色彩的小说集。在该作中,张贤亮对中西文学经典的广泛涉略和熟稔、对西方音乐和电影的喜爱以及惊人的记忆力,促成了其创造性写作的能力。文章分析了张贤亮小说的一些显著特征,如丰富的想像力、扭曲的幽默感、对女人的矛盾态度、新鲜的地方风情以及从特定事件或描述的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中梳理出多重意义的能力;进而指出,张贤亮超越了政治教化,在揭示其所处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的真实性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坦率而发人深省的描述。

张贤亮的阅读史

新时期文坛上有一批劫后重生的“右派”作家，而张贤亮显然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人物，他曾是浪漫张扬、激情澎湃的青年诗人，但却因诗获罪，被剥夺创作权力、强制劳动改造，他的诗人理想和青春年华在宁夏的劳改农场一起被消磨殆尽。

张贤亮的直觉艺术

张贤亮创作的“伤痕”小说，以“西部”的幽默对荒谬的年代做了无情的嘲讽。在《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西部作品”中，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思想，是对于“根”的确立；透露了张贤亮个人体验的世界里有一个关于性爱、婚姻的天地；对于“饥饿”的非理性的个人体验，是柏格森“直觉主义”的艺术表现。而在１９８９年创作的《习惯死亡》，是作家对中国今天的种种“体验”、种种看法，极端的政治思维使《习惯死亡》处处流露着“不同政见者欲”，与所有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一样，《习惯死亡》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持“虚无”见解，将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追溯到“根”。这里不再疏导“右派情结”，而将其写成“病灶”，在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堕落”之上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死亡”

论张贤亮笔下的四个回族人物形象

张贤亮小说中曾塑造了四个回族人物形象，即马缨花、海喜喜、麻维孝、马队长。作品并未刻意从民族或宗教角度予以描写，而是通过反常社会环境中人物自身的活动及心理等，表现了他们那种特殊文化底质的气质及个性。

张贤亮小说评论历程的新阐释

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野下梳理张贤亮小说评论的既有成果很有学理意义,这对于阐释张贤亮小说所描写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颇有启蒙的作用;对于建构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当代文学批评也有积极的价值。张贤亮小说评论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多元期。每个时期评论者关注与争论的重点和焦点都有所不同。张贤亮小说评论的新阐释体现出当代文学评论者特有的人道精神、人文理想和人本情怀,他们用文学评论的方式表达行而上的哲理思考。

作为牺牲者的女性魅力——再论张贤亮的创作

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超凡脱俗、慈祥仁爱的内质,放在闭塞落后的西部地区,积淀在文化心理结构中,更呈现出古朴的美学意义。在性与婚姻的冲突中展示女性的人格独立和理想追求。

从忏悔到辩护 从超越到堕落——张贤亮的知识分子形象追踪

张贤亮小说中的自叙型知识分子形象存在着明晰发展轨迹，由最初的在苦难中忏悔，企图超越苦难，超越自身，最终成了对变形与堕落的辩护。

多元参照的文化视觉——论张贤亮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世界

张贤亮是当代最著名的西部作家 ,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他善于对笔下的人物做深刻的心理分析 ,通过各色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来表现他们的命运 ,反思他们各自的文化。他把当代知识分子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多元文化交叉的环境中探讨他们的沉沦和超越 ,从而沉思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改造和重建 。

张贤亮作品中的女性情结

考察张贤亮的作品,不难发现张贤亮有一个难解的情结,那就是对女性的关注和赞美,这已经成为了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文学现象。张贤亮把大部分篇幅献给了女性,描绘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张贤亮之所以如此,是跟他的遭际命运息息相关的,同时他对女性的描述受到了传统文本和传统思想的影响。

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研究述评

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坛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小说《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有关性、人物形象等的描写,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坛争鸣的热点。通过对上述三篇小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推动张贤亮小说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张贤亮小说《浪漫的黑炮》的象征艺术分析

提及张贤亮的创作,人们常常会提及《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作品。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都倾向于介绍这些作品,并且,专业性学术期刊探讨张贤亮创作的论文往往也会依据这些作品而论。相比之下,人们对小说《浪漫的黑炮》①的关注则少得多。

荒诞背后的真实社会剖析——张贤亮长篇小说《一亿六》的世象解剖和人性雕刻

张贤亮的长篇小说《一亿六》讲的是一群妓女、嫖客和商人、警察,还有那懵懂无知的青年一亿六、二百五的故事。他们都是生活在中国底层的活生生的人,被扭曲的社会标杆挤压变形。它看似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其背后却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巨大的社会历史画面。它对社会无序和腐败的暴露和揭露,可以说是准确而深刻的。以现在的反腐来反观其小说对社会世象的刻画,充分彰显了张贤亮先生对小说艺术的准确预见性、艺术表现性以及深刻的社会反思。

(未)归来的“伤痕”——张艺谋/严歌苓,还是谢晋/张贤亮?

《归来》这个片名意味深长,“归来”成为隐喻,不仅是故事中主人公陆焉识的归家,更是张艺谋的“归来”.张艺谋不只一次强调,“《归来》意味着我创作心态的回归,可以安安静静地拍电影.”[1]人们默认《归来》意味着那个文艺片的张艺谋、第五代的张艺谋回来了.其实,张艺谋的归来口号并不是在今天才响起,在《英雄》等系列古装大片令人厌倦后,尤其在《三枪拍案惊奇》之后,其创作团队就凭借《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和《金陵十三钗》反复标榜其艺术价值的复归,但一直不被接受.如今《归来》的高口碑与高票房,让张艺谋之“归来”真正落实.

八十年代以来张贤亮小说研究述评

张贤亮小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研究初期(1979年-1983年)、研究争鸣期(1984年-1988年)、研究多元期(1989年至今)。本文对这三个时期的研究文章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同时亦指出了张贤亮小说研究存在的不足,以期推动张贤亮小说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张贤亮右派小说的同情叙事模式及其政治隐喻——兼论20世纪80年代右派小说的叙事向度与可能

张贤亮的右派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有其特有的叙事功能,她们对于右派身份的男主人公的基于同情的爱恋构成了小说中一种可称之为"同情叙事"的模式,而这种同情叙事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其他作家的右派小说中也多有呈现。同情叙事模式的普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右派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特征。

“归来者”之声:张贤亮文学改编电影的乡土叙事探赜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起点上,江苏作家张贤亮就以《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等一系列立足于西北农村的乡土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其作品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苦难的反思与记忆、对于人性的拆解和剖析、对于时代与家国的复杂经验,建构起了新时期文学的审美原型。

失落的天空——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与性

张贤亮小说中引起争议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女性与性。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主观性有两部分内涵:一是女性形象的塑造大都是小说家当年困厄时期心理缺失的补偿;二是"恋母情结"———不是性心理层次上,而更近似于一种文化情结。张贤亮小说中的"性"则主要体现为与政治的一种同构关系,政治激情和情欲冲动的相似性赋予了张贤亮小说"性"的象征意义。

感官文学的生成和意义——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中心

感官文学是一种身体叙事学。在新时期,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是,感官文学是借助革命文学而“发掘”出的,是革命文学的另一种激活方式。新时期的革命文学不但没有淡出文坛,反而通过对革命文学成规的成功改写与增补,出现了多样化的叙述形态。其中,张贤亮对革命文学就以更为激进的改写、戏仿,将革命文学引向感官化、市场化、畅销化的境地,从而促使了建国后感官文学的生成。但是,张贤亮式的感官文学却将性置于中心地位,是有性无爱的身体叙事学,它否定了传统的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文学的爱的母题,其负面效应是我们要认真加以清理的。

张贤亮小说的精神心理分析

张贤亮是新时期以来争议颇多的作家之一,而描写性爱则是其小说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然而,透过文本的外在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张贤亮的小说创作是与以弗洛依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所以,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探讨张贤亮的小说不但可以回应争议,同时,也会为这种批评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使用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