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房屋强制执行中案外居住权人的保护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但对于强制执行中居住权的处置缺少规定。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居住权,不仅应从形式标准判断其居住权是否设立,还应从房屋的使用状况、居住权的设立时间以及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对其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与顺位规则,案外人的居住权优先于执行申请人的债权与后设立的抵押权。居住权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其中,人役性居住权以保障特定主体的基本生存居住为目的,其实现需要房屋所有人的配合,若案外人能够证明强制执行将妨害其人役性居住权实现,则可排除强制执行。在居住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时,设有居住权的房屋以“带居拍卖”为原则,仅在居住权影响在先抵押权实现时可“除居拍卖”。在“除居拍卖”时,居住权人有权要求相应补偿,或者可以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并取得对房屋所有人的债权。无论采用何种拍卖方式,居住权人均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我国执行回转的制度反思与程序重构——兼评《强制执行法(草案)》第91至94条

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进入单独立法倒计时之际,全面审视与反思执行回转制度正当其时。作为一项移植于苏联的特色制度,我国的执行回转具有减轻当事人诉累、快速恢复原状、兼顾效率与公平等多重价值,但同时也存在背离审执分离与处分原则、缺乏体系建构与程序衔接等诸多问题。执行回转不属于执行救济,也不应内嵌于执行程序之中,而应定性为一种“简略式审判程序”,参照非讼程序原理进行设计。新的执行回转制度应该以判决的形式判定是否回转及其具体内容,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的路径,严格限定当事人的范围,适当扩大回转标的的范围,有效细化具体程序规则,理顺与执行程序、另诉程序、破产程序、国家赔偿程序等周边程序的关系。

执行中调查令现状及改进——兼评《民事强制执行法》第52条

律师调查令在我国强制执行阶段的适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司法实践,经过多年的探索,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有效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查询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方面取得大量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在执行阶段规范律师调查令适用也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隐私。然而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部分省市通过实施办法等地方性规定对律师调查令制度适用予以规制。《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52条规定:对人民法院无法通过网络查询获得,申请执行人认为确有必要了解的财产信息,可以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

论环保非诉案件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逐步推进和环保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现行的环保非诉案件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各种缺陷开始凸显出来,亟待完善。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适当扩大环保部门的强制执行权,建立委托强制执行机制和协助强制执行机制,探索建立重大案件行政强制先予执行机制,建立健全环保部门与法院联动协作机制等,从而推动环保非诉案件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

论行政司法强制执行和司法行政强制执行

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司法裁判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性质定位问题上 ,文章不赞成笼统地归结为行政强制执行或司法强制执行 ,而提出行政司法强制执行和司法行政强制执行一对范畴 ,作为对上述强制执行行为性质的尝试性概括。同时 ,文章认为分权学说的基本精神在于揭示国家权力运作规律和政体模式的建构原则 ,并据此对我国复合型强制执行模式选择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

论行政强制执行权之归属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主体针对相对方的重要武器。也是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我国酝酿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已经多年。其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是一个重点。以行政机关执行为主还是以法院执行为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结合我国的执行实践以及国外经验,抛弃了采用单一划分标准划分行政强制执行的方法,笔者提出了以相对方权益影响之大小为主要标准兼顾其他合理划分标准的综合标准。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设置与运用是否适当 ,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我国的该项制度虽已初步建立但却很不完善 ,因此 ,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及其与司法强制等概念的区别 ,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

民事强制执行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为了确保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公正与效率,避免执行过程中的权力滥用和违法行为,民事强制执行监督制约机制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初具雏形。其内部机制主要指法院内部的制约与监督、当事人执行异议权的维护等,外部机制主要体现在民事强制执行的检察监督。目前,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立法供给不足、检察监督刚性不足、机制衔接不畅等一系列问题,可以通过明确上级法院监督职责、强化检察监督的法律效力、建设信息共享机制等措施进行完善,提升该监督制约机制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效能。

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本文通过中外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比较、分析 ,指出了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了面对入世和依法治国的需要 ,我国应加强制定、完善行政强制执行法规。

保险学视角下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的思考

一、问题之缘起。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产品的类型与功能也与日俱增,不少保险产品在保障功能的基础上融合了投资理财和储蓄增值功能。在这种背景下,当债务人出现无法清偿债务的情形时,越来越多的债权人会聚焦于债务人持有的保单现金价值。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终止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2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对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常委会初次审议后,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通过多种方式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开展调研。有关方面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的改革部署,有关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要求在总结法院内部审执分离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研究论证审判权与执行权外部分离的模式。

代持股权不得强制执行原则的规范构造

代持股权能否强制执行的核心争议是代持关系的定性。委托说与公司法相悖,导致能否强制执行股权存在评价矛盾。股权代持符合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财产权的要件,应解释为意定信托。根据信托法解释论,实际出资人在显名前不是股东或普通债权人,而是受益人,信托说能够融贯解释股权代持的内外部关系。比较法和利益衡量表明,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优先性符合受益权的独特构造和效率标准。信赖法理和借贷经验也表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通常不会因信赖权利外观而授信,不具备信赖推定的规范与事实基础。法院应适用《信托法》第17条明确代持股权不得强制执行的原则。该原则有两项例外:名义股东的债权人证明其因信赖权利外观而授信或受让债权;股权代持违反法律或公共利益。

两岸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若干问题之比较研究

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在两岸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与实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拟就两岸民事执行程序的立法体例、执行机构、执行标的、执行救济制度作一比较与探讨，从中透视出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的精髓与要义，并以大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诸多具体环节的完善为切入点，为促进大陆强制执行制度的日臻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论企业碳资产的强制执行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碳交易市场化日益完善,为碳资产的强制执行奠定了坚实基础。碳资产具有的权属明确性、经济价值性和可转让性,使其满足了作为责任财产的执行条件。然而,碳资产强制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客体范围模糊、控制措施粗糙、处置措施存在争议等难点问题。为此,应坚持协助与比例原则,优先执行交易配额,以执行初始免费配额例外,有限支持非全国市场的自愿减排量,并明确超标查封标准。同时,明确碳资产控制效果、期限等细则,限定处置场所,优先由被执行人自行处置,并搭建处置平台,细化变价规则,以保障碳资产强制执行活动。

强制执行的方式及强制执行权的分配——行政强制法草案修改意见

本文认为 ,为了强制执行的有效性和坚持比例原则 ,断水断电断气等应当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制执行方式写进行政强制法。在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强制执行权的分配 ,应当以对义务人权益的影响程度为理论标准 ,并以强制执行方式对义务人权益的影响程度为立法标准。这一权力分配标准应当在行政强制法中明文规定。最后 ,本文试拟了上述内容的条文草案。

把政强制执行纳入法制化轨道

一、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律规范是形势的迫切需要近几年,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着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家行政机关执法不力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执法不力,这里面有认识问题,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法律制度上的问题。不少人一提到运用法律手段,就认为是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因而在立法和执法的理论和实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