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法律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离。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虽为社会控制的高级手段,亦不可脱离社会独自发挥作用,需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互为表里。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种实践价值,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固有思想观念,致使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缺乏精神动力,阻碍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运行。应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强社会控制、培育和塑造现代公民等方面,借助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化解思想观念冲突,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实效。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考察分析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发现学校强制报告制度存在义务主体范围不明、受理部门不清、责任机制难以适用的问题。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明确义务主体囊括所有工作人员且责任需落实到个人,可通过线索归口管理制度强化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可操作性。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以实现案件的统一受理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性保护。责任机制方面应取消“造成严重后果”的条件,细化行政责任、审慎追究刑事责任、引入民事责任。

美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与镜鉴

我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存在强制报告的虐待范围较窄、强制报告义务主体不全面、责任追究机制不严密、报告人保护机制不到位、响应措施不健全等问题。借鉴美国成熟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需要精确强制报告的虐待范围,扩大报告主体的范围,增设报告人激励机制,明确未履行报告义务主体的责任追究,并通过构建完备的响应保护措施和机制实现对受虐未成年人全方位的保护和救助。

诉源治理视野下的强制报告制度研究

诉源治理,是从源头减少刑事诉讼增量、降低犯罪发生率的有效手段,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法治改革领域的创新发展。作为诉源治理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具体运用,强制报告制度自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报告率低、责任界定不清等问题。建议坚持以检察主导为引领,统一设立报告受理部门并分级、分类设置报告时限。立法层面,有必要将网络平台纳入报告义务主体,同时增设不履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义务罪。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强制报告制度”守护未成年人保护安全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多次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6月开始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

当务之急和制度构建:从南京虐童案看儿童虐待强制报告

南京虐童案反映出我国当前急需建立儿童虐待发现机制。强制报告制度以现代儿童观为理论基础,是儿童虐待干预介入的第一步,有助于政府及时发现虐童行为,提高全社会的儿童保护意识,促进儿童虐待防治体系的完善。我国的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可以规定与儿童接触较多并负有照管职责的个人和组织,在知悉或怀疑发生虐童行为时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的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特定机构报告,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该制度包括初步审查、启动调查、评估分析、公布结论、服务安置等措施。这项制度对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包括重视儿童虐待构成的特殊文化、增加儿童免受虐待的具体规定、形成儿童保护救助的完整体系和强调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责任等。

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困境及破解

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分别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提供了法理根据和人性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发布实施已经一年有余,但是目前强制报告的适用率还比较低,实施面临诸多困境。很多国家(地区)早已实施强制报告制度,对于我国完善该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将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细化到个人,适当增加报告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明确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加大对报告主体的保护,并完善接到报告后的处置流程,从而破解该制度的实施困境。

学校视角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以强制报告制度为例

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新生制度的不足之处。为推进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具体实施,需要从主体驱动之维厘清"学校主体"的内涵范围;从报告内容之维明晰具体案件情形;从责任规制之维强化学校各类型主体的责任设计;从协调联动之维构建学校与司法、群团组织的社会支持体系,真正使学校强制报告制度成为解决学校痛点的良方,织密学校场域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

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基于中加两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比较性分析

作为先发式保护机制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被诸多国家与地区所采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也引入了该制度。但相较于同属家庭法融入该制度的加拿大,我国现有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构成要素尚存有瑕疵。与此同时,面对近年来随着后网络时代新浪潮裹挟而日益泛滥的互联网儿童色情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对力度不足,可以借鉴相对较为完善的加拿大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从而推动我国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的初步构建。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的响应处置机制:域外经验与完善路径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确立,一些国家和地区亦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报告后响应处置机制。我国自2020年正式确立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后,实践中暴露出响应处置方面的不少问题。域外的制度和实践可以为完善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响应处置机制提供启示,即按照“线索接收—初步核实与筛选—进一步评估与分级分类处理—综合评估与服务安置—案件跟踪与监督”的步骤对报告的线索进行响应处置,以及时介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并提供有效保护。

儿童性虐待中教师强制报告义务之探析

随着我国儿童性虐待之各项防治举措的逐步落实,强制报告义务落地有声。于诸多义务主体中,教师因与学生连接度较近而肩负着重要的强制报告义务。儿童性虐待中教师强制报告义务面临诸多挑战,如教师对强制报告义务履行存在认知误区、强制报告立法政策与证据效力具有复杂性、强制报告存在不足或不实等。应当在明确教师履行强制报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完善身份保障、程序步骤、教育培训等问题。

论药品不良反应强制报告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方面存在着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数量少、质量不高、有的单位不重视药品不良反应和监测工作以及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频发等突出问题,危害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未建立起药品不良反应强制报告法律制度。药品不良反应强制报告法律制度是指境内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卫生机构及医务人员,必须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其所发现、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及事件,否则应负法律责任,国家支持和鼓励相关单位和个人报告药品不良反应。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强制报告法律制度,并改革和完善相应的法律规定和奖惩措施。

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要求受理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受理、处置,并及时反馈案件进展。《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为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提供了规范指引,实践中各地处置流程逐渐细化,但是仍然存在受理部门的规定混杂、报告方式单一且缺乏统一的报告渠道、处置流程混乱烦琐等问题。为完善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可以适当借鉴域外国家(地区)的经验,明确受理部门,统一报告渠道,增加报告方式,并进一步规范处置流程,确立受理报告和核实调查、分类处理和差别响应、分级评估和干预处置3个步骤。

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效评估与优化策略——以213例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分析样本

性侵害是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最主要案件类型。对213例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强制报告主体规定范围与实践存在差异、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追责机制启动标准尚不明晰。未来应厘清强制报告主体范围,明确个人上报义务及其与单位逐级上报的优先次序;采用列举形式解释疑似遭受性侵害的具体情形;设置报告主体的注意与核实义务,以增强追责机制的可操作性。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其适用的反思与优化

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了新的助力,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是强制报告制度还不完善,在具体适用中也还存在一些的问题与不足,其预防和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惩治不法侵害人、及时救济未成年被害人等方面的功能未充分实现。应丰富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提升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细化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处置流程,加快建设与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配套响应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提升制度运行的综合实效,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

RCA^2在改善强制报告不良事件漏报中的应用与探讨

不良事件虽然重大但多可以预防,因此上报不良事件被认为是一种学习并预防差错发生的有效机制。本文运用RCA^2法,即在根因分析的基础上增加行动的环节,不仅对强制报告不良事件的漏报情况开展根因分析,更加重视改进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以期通过强有力的整改措施改善不良事件的漏报,从错误中学习,逐步构建良好的患者安全文化。

困境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认识和实践——基于社工视角

基于北京8家社工机构13名与儿童保护相关的社会工作者的半结构式访谈,探索社工对困境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认识及执行情况。7名受访者知道该制度,从报告主体、接受报告的主体、报告范围、未报告的追责四个方面阐明其问题;3家受访机构执行了该制度,主要依托发现-报告-响应机制和政府购买服务;受访者肯定该制度的意义,并分析执行该制度的4个阻碍性因素。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完善和执行该制度的3个对策建议:提高立法层次,明确法律责任、概念界定和工作流程;增加民政部门作为接受报告的主体;加强媒体宣传,培训相关责任主体。

我国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研究

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是发达国家儿童保护立法中的必备内容。随着我国儿童性侵案件的曝光率激增,其案件的隐蔽性隐私性等特点使得我国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的构建仍处于事后补救的被动式治理阶段,在法律层面缺乏对报告义务主体的强制性规范,且儿童性权利的相关立法也未形成体系。因此,我国亟需与国际社会接轨,从适用条件、报告主体、报告内容、报告程序的主动性与衔接性、未能报告的责任承担等方面探索我国的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逻辑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其身心的健康历来都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后“不能告诉”、加害人“不愿告诉”、旁观者“无义务告诉”的局面严重妨碍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和救济。强制报告制度的引入有力地破解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隐蔽性高”“发现难”的顽疾,其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法理分析可知,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不仅贯彻了国家亲权主义的理念,落实了平等保护的基本人权观,更是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忠实践行,因此其具备充分的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域外国家成熟经验的考察发现,各国强制报告主体的涵盖范围较广,强制报告内容的分类较为科学、具体,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主体责任追究更具威慑力,同时对善意报告者的保护和责任豁免的考虑也较为周全。域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从规范维度厘清强制报告的主体、内容及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