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书写的现代反思和归乡意识的表达——纵论徐迅近年来的散文创作

相比以往,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散文书写,始终伴随着一种来自都市、来自“他者”眼光的挑剔与审视。这种基于现代维度下的书写逻辑和表达范式可以说业已越过传统模式下对自然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定义及范畴。以乡村书写见长的作家徐迅,通过“乡村-城市-乡村”的多维度观照与视野来回望乡村及其所有以及那些身处皖河流域的故乡人、故乡事和故乡情,这种充满现代焦虑感及强烈的归乡意识的书写范式为新世纪中国散文创作送来一股清新质朴的乡野之风,其间足见生命的灵动以及深邃的艺术表达张力。

从空间叙事视角论空间与主体性的博弈——以汉德克《缓慢的归乡》为例

空间叙事学的理论与应用是近年来文学领域较为热门的一个研究方向。本文以彼得·汉德克的作品《缓慢的归乡》中的空间叙事为切入点,剖析作品中人物的空间感知与其主体性回归之间的回旋与博弈,从而尝试在空间叙事意义上为解读该部作品的空间深意与人物建构提供一种崭新的视角。

张承志《黑骏马》的“归乡”叙事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基于与鲁迅《故乡》的对读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归乡”叙事既留下了丰厚的启蒙思想遗产,也留下颇具问题性的思想“债务”,即“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在思想主题与结构形式上,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与《故乡》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与“互文”关系,前者对主人公两次归乡经历的叙述潜在地回应了“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在“归乡”之不可能与可能的辩证关系中,《黑骏马》重新开启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不断“归乡”——“回归民众”的“思想道路”。张承志以此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的另类思考,从而与“八十年代”产生了复杂的思想与美学张力。

乌托邦情结与《文城》《边城》的归乡书写

作为对“现代”反应的产物,《边城》和《文城》都力图用片段的时间和零星的历史资料重新拼凑湘西和江南的一段历史图景,并让其在“现代”时间和历史概念的参与中有效地介入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以乌托邦为情结中介完成各自的“归乡”书写。这段历史图景以空间为依托,借助沈从文的经验体知和余华的童年家乡,完成各自的精神乌托邦,展现各自“归乡”书写中的心理幻想。可时间和历史的双向互动导致文本呈现的空白和裂缝,理想的乌托邦构建也反向喻指精神“失”乐园。异时共地的空间表面是沈从文和余华归乡所在,实质是从现代的批判性入手,重新认知中国古代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承接和转换的可行性尝试。

“桥”瞧这座归乡桥

话题:贵州交通回乡地:云南贵州的桥,屡创各类世界第一,赢得“世界桥梁博物馆”的美誉。贵州的桥,跨越山河,一端连着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情,一端连着诗和远方。2023年春节,我回到了家乡云南省宣威市。回到家乡,本来应该安心在家里陪陪家人,谁知父母却提议说:“现在路好了,还是去你工作的贵州玩玩,我们看到天眼新闻报道的贵州六盘水玉舍滑雪场不错,要不我们自驾去滑雪。”大家一拍即合。

归乡与治国:以张居正嘉、万时期回乡为中心

张居正嘉靖、万历时期的归乡,与其人生及政治生涯紧密相连。嘉靖归乡,处于人生低谷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的改革思想酝酿成型,而在此期间,张居正改革群体若干重要成员亦与张居正建立或加强了私谊。万历归乡,处于人生鼎峰的首辅张居正改革思想的雏形正逐渐变为现实,亦为其人生及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暗流涌动,潜藏着种种危机和矛盾,改革事业在艰难中推进。张居正的多次归乡,与张居正心理变化以及改革思想的形成和改革实践的推进都有密切关系。

“归乡”模式下现代知识者的精神之旅——张承志《黑骏马》和鲁迅《故乡》的比较

《故乡》和《黑骏马》两篇小说都是中国传统诗文还乡母题的延伸,在结构和意义上的同构和差异,使还乡历程具有可比性。由于还乡的时间不同,地点差异,寻找对象关系的不同,在相同的"归乡"模式下却隐藏着不同的心理过程和探寻结果。他们在理想幻灭中煎熬和挣扎,"反抗绝望"和"深沉的眷恋与皈依"正是他们不同生命探寻的结果。

乡土情节的颠覆与重构——以古代小说中归乡母题为中心

在中国诗歌史上,歌咏望乡、思乡、归乡的作品蔚为大观。出于传统深厚的乡土情结和旅途中的坎坷际遇,诗人们在写作时将故乡与归乡之旅过分地理想化。相比之下,古代的小说家们虽然对乡土情怀保持相当的尊重,实际上却通过旅行者的各种遭遇展示了归乡之旅的复杂性。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小说中的归乡故事的梳理,反思归乡母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含义,并对小说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与方法论加以探索。

故乡的“风景”是如何在追忆中丧失的?——鲁迅小说的“归乡叙事”传统与“新生代”作家的改写

鲁迅小说《故乡》和《社戏》所确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归乡叙事"传统,不仅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叙事模式之一,而且还内含了"风景"的不同审美范畴。由此,中国现当代作家在对鲁迅"归乡叙事"传统接续的同时,也于"风景"中寄予了不同的审美理想、文化理想。其中,徐则臣、李云雷、甫跃辉等"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的背景下对鲁迅"归乡叙事"模式与"风景"进行了改写,在接续鲁迅的"归乡叙事"传统的同时呈现出"风景"在小说中日渐消失的现实。

废名的归乡叙事——论《桥》

陈建军在《废名研究综述》中说"废名小说的价值不在内容,而在于‘有意味的形式’"。其实,作为一个独立而复杂的精神个体,废名小说在他形式结构的独特性之下隐藏的是他更为复杂细密的精神意识。本文尝试以废名独特的归乡叙事结构作为探悉废名精神世界的介入点,从而展示在现代文学语境中,一个追求独立的精神和创作个性的作家,如何承受着言说和意识的分裂和困惑。

《在贵州道上》“归乡”叙事模式的现代性审视

蹇先艾《在贵州道上》这篇被论者甚少开掘的"乡土小说"的游子"归乡"叙事模式,以觉醒的现代知识者归乡途中的"移步换景"构成叙事视点的转移,以游子直接或隐含的"外部世界"目光反观贫困、蛮荒的陋俗边地现实及山民们蒙昧的精神状态,用没有文饰的川黔方言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之初贵州乡村社会的痼疾病象:吸食鸦片、典卖发妻、军阀战乱、乡民蒙昧。在现代性视界内,生动地揭示了20世纪初叶贵州病象之源:边地之陋、人性之疾、文化之殇,聚焦了故土精神层面的贫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陋习影响的人性异化乃至丧失的悲剧,彰显了推动社会发展与改造国民灵魂这个现代性变革的重要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可视为一部形象化的当时贵州社会文化世象图。

文化认同的焦虑与精神归乡——论电视剧《春天里》的叙事模式与现实意义

电视剧《春天里》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在"讨薪"主线事件背后,主人公经历了一次寻找自我和精神归乡的寻找之旅。他们在经历了生存的艰辛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之后,开始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寻找社会对自我的认同。农民工叙事是一种底层生活经验的展览,它和都市消费文化一起构成了演进中的中国当代文化主潮。

归乡的迷途:北岛海外诗歌的情感旋律

自20世纪80年代末北岛移居国外后,其诗歌的创作风格和情感主题发生了巨大变化,曾被其极力批判的"故乡"成为他唯一的精神避难所。但是,他的"归乡"之梦在直面历史现实之时却深陷"迷途"困境。欲归而不能所引发的焦虑和困窘不仅构成诗人精神世界的主要矛盾,而且幻化成为诗歌创作的情感主旋律。

中国式公路片:离家与“归乡”的缠斗

中国式的公路片在主题方面做了本土化的改写,离家与"归乡"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二元对立模式。公路片是对社会现代性批判、反思的产物,中国式公路片贯彻这一属性,彰显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弊病,弘扬了传统文明的美好面。而其圆形叙事结构带有明显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诉求,本质上是对社会普遍精神危机的想象性解决,起到了重申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

论《白狗秋千架》与《黑骏马》的归乡模式

《白狗秋千架》与《黑骏马》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二者均运用了归乡模式,但由于归乡者在城乡二元关系中的处境不同,在相同的归乡模式下却呈现出不同的归乡结果,这一差异背后隐藏的是在伦理与人性的冲突下,莫言对故乡所持的"冷静旁观与再认识"以及张承志对草原"热情拥抱与皈依"两种不同的寻根姿态。

沈从文的“归乡”意识小论

"乡下人"的自我身份体认,使沈从文将湘西作为了他的精神家园。《湘行散记》中,作者在归乡意识的烛照下,对湘西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其感情上经历了从轻松愉悦到哀伤愁苦,再由绝望到奋起的历程。这条情感律动的脉络贯穿起了整部散文。

归乡在腊月——2008北京铁路春运现场

人们如同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又从这里涌向四面八方。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的广场上、候车室里,视线所及的地方都是黑压压扛着行李拖家带口的人群,人们互相拥挤着,

在荒野里启航——从《樱花号方舟》看安部公房的归乡情结

被称为"日本战后文学异端者"的安部公房由于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的特殊,他对整个二十世纪的时代主题--家园的失落有着比其他作家更深刻的感受。因此从安部的作品中流露出了浓浓的归乡情结。他在作品中自觉且执着地站在时代形而上的高度,不断反映并且思考"无家可归""失去故乡"的现代人的苦恼和生存的困境。

论徐铉送别诗中的归乡意象

由五代入宋的徐铉的送别诗打破了晚唐以来许浑等人模式化、机械化写作的模式,立足于自身感情的抒发,借送别他人之际,诉说自己的归乡之意、思乡之情。徐铉的归乡之思,更多的是他无奈之情的流露。他已将故乡的概念赋予了更深厚的内涵,不仅仅是地域范围、乡土亲情层面上的思乡,更多的是寻求精神领域的一种寄托,包含了更多的寻根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