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结构优化——从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审查关系的重构出发

从现有理论来看,立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审查呈现出“并行”状态,主要表现为两者“功能趋同”“位阶相同”“互为整体”,处于重复审查的状态。这导致实质合法性审查在理论上陷入冗余困境,实践中也往往处于搁置不用的状态,严重影响立法合法性审查工作的开展。优化立法合法性审查结构需要重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审查的关系。鉴于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要求,应当确立形式合法性审查的优先适用地位,作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常态。而实质合法性审查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目的性、价值性,与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存在一定的张力。在很多情形下,实质合法性审查是一种目的主义导向的立法策略,不宜作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常态,而只能作为例外与补充。完善形式合法性审查标准、优化法律解释技术与方法、完善形式合法性审查技巧等方式,可以减少实质合法性审查的适用,从而增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使两者关系由“并行”走向“补充”。

选举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合法性基础的评析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兴起之后,选举逐渐发展为实现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操作手段,当今时代已成为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然而,在选举实践中产生的大量或无法克服的困难,使人们对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又存在诸多困惑。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失信联合惩戒及其形式合法性问题研究——以30份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为研究样本

失信联合惩戒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行业性、社会性、市场性。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主要被界定为规范性文件或内部行政协定,但这两种界定都是不准确的;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应为广义上的行政协定,同时,其也是我国实施失信联合惩戒这一行政协助的重要表现形式。失信联合惩戒在形式合法性领域中存在两个问题,即联合惩戒的形式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以及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并不具有授权的功能。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需加强社会信用立法,以法定的形式确认联合惩戒;同时,加强法律授权制度建设,确保惩戒措施有法可依。

艺术人工智能的“再主体化”过程及其合法性论证研究

艺术人工智能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的产物,是人工智能底层逻辑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延伸。在现时代的社会生产中,艺术人工智能具备技术自身与其社会身份的双重属性,在双重属性基础上,其作为人工智能从“主体”向“主体+”演化的新阶段而出现,并在“类人”的意向性结构中带来向人类主体回归的“再主体化”趋势。文章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于艺术人工智能“再主体化”过程进行形式方面与内容方面辩证统一的合法性论证,以期对艺术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效应前景做出鸟瞰。

从议事规则原理和形式合法性看审议意见

这种约束力,并非是指上升到法律规范的约束力,而是在于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意义上,有关国家机关必须认真对待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并予以研究整改,对此,监督法有关条款还规定了报告和再报告制度。

算法行政的合法性危机与化解方案——基于沟通合法性的视角

在数字政府建设浪潮下,公共行政日益依赖算法。但算法行政所表征的黑箱、扭曲、不公等异化现象,昭示其合法性危机。算法虽与法律具有相似结构,以控制行政活动来担保“形式合法”,但并未当然证成其合法性。因为政府活动往往需在不同情境下考虑各种“隐性知识”,并面向持续变化的任务而调整,不能仅基于规则确定的条件与后果来决策,而需通过“沟通”来证成其合法性。引入“沟通合法性”可知,算法在运作符号、创制方式、适用方式等方面与法律具有差异,诸差异削弱了算法行政的社会沟通能力,是构成合法性危机的深层诱因。故须将“沟通”嵌入算法创制与适用阶段。在创制阶段,应发展“通告—评论”的沟通程序,即以“主题描述”为内容的算法披露和以“有序方式”进行的算法评价;在适用阶段,应强化“说明理由”和“提出异议”,强调基于场景和个案的“算法解释”和对算法方式、内容的“算法异议”,以作为补强算法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进路。

论哈耶克的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努力

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人们要认可并服从一定的政治系统。所以,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要追求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之分,二者如果保持适度的张力,是维持和稳定一定政治系统的重要合法性基础。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而哈耶克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希望在合法性理论日益成为当今我国政治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之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司法改革的合法性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司法改革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是,近年来,我国地方检、法机关推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在合法性方面却频频受到学界的质疑。作为一项法律活动,司法改革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但是改革的性质也决定了司法改革必须突破实在法的规定。合法律性并非合法性的唯一含义,突破现有法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司法改革因此就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西方政治学、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范畴,综合自然法学与实证主义法学两大流派的观点,合法性应当包括形式和实质双重要求。司法改革的合法性也包括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层面,其中任何一个层面的缺失都会导致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重塑司法改革的合法性理论有助于解决我国司法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略论“试点”的合法性基础

"试点"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常用的一种策略安排,对于改革过程尤其重要。"试点"往往在某种程度上超出常规合法性秩序,却又能获得合法化依据。它与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之间都存在一定张力,但合法性秩序仍可将其良好容纳于自身之内。"试点"所依靠的合法性基础中包含一种新的合法性类型,可以称之为"革新理由",我们需要承认它,并参照合法性秩序容纳其它实质合法性要素的方式将其融进法治秩序中。

立法的合法性评估

法律绩效评估是指法律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政府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根据法律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立法上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完善立法。立法的合法性评估是法律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包括立法的形式合法性、价值合法性以及实践合法性的评估。当下中国立法面临权限不清晰、公众参与缺乏等合法性困境,需在立法程序、立法权限等制度方面加以重构。

论课程改革的合法性及其路向

课程改革合法性这一问题的提出既有其特殊背景,也有其必然性。关于合法性存在着诸多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自然法合法性理论与实证主义合法性理论。课程改革的合法性包括以程序正当为主要内容的形式合法性,以及以合价值性和合绩效性为主要内容的实质合法性。要提高课程改革的形式合法性,必须从课程改革的主体、课程改革的程序等方面入手;而要提高课程改革的实质合法性,则需从课程改革目标的设定,以及课程改革内容的正当性两个方面入手。

房产税授权立法之“经济合法性”研究

经济合法性有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其中,实质合法性的向度由自然法传统所开立,其探求形而上的根本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合法性即合乎正义;形式合法性的进路由实证主义传统所创生,其追求可核实的形式逻辑结构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合法性即合实定法。基于财产权保障的立点来检讨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形式合法性,该授权立法与中国实定法的规则体系显有未洽;从平等权实现的观察点来检视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实质合法性,房产税试点方案的实质正当性低度自足。在中国形式法治的场境下,注重形式规则体系的权力规导功能,在尊重市民社会自然生长的基石上培育一个开放的公共意见交互平台,以期实现合法性两个向度的合意张合,堪为重构合法性的一个可欲路向。

霍布斯的法律合法性思想研究——以法律拟制为中心

霍布斯不仅为现代法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逻辑严密、概念精巧,既包括形式合法性又包括道德合法性的法律合法性思想,该思想的精髓在于,借助"衡平"的概念,既拟制出一种对主权进行制衡的法律解释方法,又拟制出一种作为主权统一机制的衡平法院,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霍布斯的法理学定位。霍布斯既不是一个现代法律实证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传统的自然法思想家,并且也不同于以富勒为代表的当代程序自然法学派,其法律思想介于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普通法法学与罗马法法学之间,因之走出了现代法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深化合法性分析技术:迈向“整体合法性”理念的探索

形式合法性不足以单独承当合法性分析的整个重量,需要与实质合法性结合而进行完整的合法性判断。形式合法性要求实质上是一种带有一定弹性的语义约束,在语义偏离处需要借助实质合法性来补足整体合法性水平,这种互动关系可以适用"语义偏离——价值风险偏离"的总体原则性要求。而在形式合法性框架以外,尚有一些借助较强烈的实质合法性要求超越形式合法性约束的情形,需要我们加以辨识、整合和控制。最后,当前合法性实践的复杂性要求我们适度简化合法性类型并建立合适的梯度构成。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中国民间组织合法性探析

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从合法性的概念入手,将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分为"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并由此将民间组织分为四种类型。我国多数的民间组织面临"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割裂的困境,而"官民二重性"、双重管理体制、政府的态度、社会环境是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这些障碍的克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融合式开发

合法性是任何政权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就其现代内涵上来说,它包括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之分。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拓和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需要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在执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实现融合式发展,从而不断地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地位。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卢梭政府理论的合法性论证——《社会契约论》卷三简释

卢梭的政府理论是我们思考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参考,这首先需要我们去理解卢梭论证政府的理路。贴近阅读卢梭《社会契约论》卷三,以其为线索可以区分出政府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证两方面。就形式合法性而言,政府是人民和法律的执行代理人;就实质合法性言之,自由政府才是合法统治的部分。同时,这种区分也是理解卢梭政府比例等式——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的一个进路。卢梭政府理论的合法性论证,对我国建设法治型政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