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权衡方法的形式理性——基于偏好聚合的分析

如何克服个案验证的局限,在一般性层面上准确、有效地评判权衡方法的方法论效用,是法律权衡理论面临的重要问题。社会选择理论在讨论集体决策时使用的“偏好聚合”视角,可从形式理性的面向为解答该问题提供线索。实例研究首先表明,法律权衡与集体决策共享偏好聚合的数学形式,二者的运作皆表现为从复数个体偏好向整体偏好的过渡。以此为桥梁,社会选择理论对集体决策悖论的分析,显示了形式理性同样对权衡方法是必要的。依据偏好聚合的数学形式,社会选择理论为集体决策方法定义的形式理性条件及验证手段,则可转化为检验法律权衡方法的形式理性与方法论效用的一般性方案。作为试验,该方案被运用至阿列克西提出的法律权衡方法“权重公式”,发现了权重公式在形式理性上的重要特征与方法论局限。

形式理性视角下的行政约谈机制研究——以食品安全领域为例

形式理性最基本的意义是实现手段的合理性,其工具价值在于通过强调程序与手段的重要性来实现结果的预期。行政约谈机制要纳入规范化的轨道发展,就需要借鉴形式理性的工具价值。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行政约谈机制中,存在立法规定的冲突、具体操作程序规定过于简单、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以及相关人权利救济途径的缺失等问题,故形式理性视角下行政约谈机制的优化就需要有针对性地消除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细化约谈重点环节的规定、加强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审查和拓宽行政救济的途径等。

公共规制的形式理性追求及其限度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以公共规制的方式广泛介入市场领域,克服市场自发运行导致的各种扭曲和不公,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在公共规制的运行过程中,形式理性是保证其体系化、规范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公共规制能否向社会公众提供普遍性、可预期性、明确性的社会规范的关键方法。但公共规制作用对象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实施中的时机、工具、手段和方式等诸多要素的不确定性,使得其难以实现严格的形式化要求,否则会导致适用中的僵化和不公。因此,公共规制既要通过构造其概念体系、规则体系和程序制度来实现形式化品格,也要注重运行中的结果因素和实质推理,不应完全回避政治、经济、伦理、习俗、宗教等法外因素。唯有此,才能优化公共规制的运行框架,提高公共规制的规范性和适应性,并保证公共规制目标的精准实现。

论经济法形式理性的优先性

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形式理性优先在经济法语境中的要求表现为规则和程序优先。经济法形式理性的正当性来自于经济法事实与目标的不可预测性、实质理性目标的可证伪性、实质理性的不可操作性三个方面。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是关于经济法适用的一般性原则 ,是法治理念与原则的具体化 ,是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要求 ,但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也有其局限性。

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刑法解释论争的一次深入研究

刑法解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是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的对立的集中体现。刑法理性应作"层次理性论"的把握,而刑法解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应视为刑法理性的具体样态与实现。当与刑法解释实质理性相对立,则刑法解释形式理性也有着人权与法治危险,并有负刑法的时代使命。而刑法解释实质理性同样有着人权与法治意义,并对刑法的时代使命有所担当。刑法解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应在结合关系中共同担当当下的人权保障与法治初建。由于通联着刑法目的解释,故刑法解释实质理性应针对类推解释而采用"相当性解释"予以合理限制。

现代法治的形式理性品格

现代法治的基本品格是形式理性与形式正义。法律的普通适用性应理解为法律对社会公众和官员们的普遍一致的适用 ,因而它是现代法的固有品格。法律的普遍性、至上性和运作的可靠性这些“形式主义”的特征不仅仅是现代法治的外部特征 ,而且它们与形式平等、形式正义这种价值取向是相统一的 ,是形式正义这种价值倾向的体现与表征。

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历史逻辑及其经验启示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的法制现代化的是一个日益形式合理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生既有裁判方式的变革、法律教育的方式、法学者群体的形成、法律实务者的利益取向、对罗马法的继承等内在因素的驱动,也受政治权力、经济条件、宗教的理性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他的考量对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启示有:将政治权力对法制现代化的主导地位纳入法治机制;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形成具有独立利益主张的市民阶层;法律职业者共同担负起推动法制现代化的使命;基于我国法制现状正确定位法学教育模式。

数学思维与近代西方法制形式理性化

数学思维是一种以量化关系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近代西方数学思维,是经商品货币经济孕育而生成,经科学革命强化而确立的。数学思维一经生成和确立便引发了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并为近代西方法制“形式理性”化提供了明显的思维支撑和智识推动。数学思维重构了近代西方法制的存在形式、立法形式和运作形式,完善了其理性化要求,从而为近代西方法治具有“可预测性”提供了必要的形式保障。

形式公正理性引领下法治变革的价值取向——以韦伯形式理性法治模式为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经典的形式理性法治观以理性行为理论和正当支配理论为基础。理性行为观以人的行动取向为视角,把社会行为分为工具理性的行为和价值理性的行为,为法律思想的分类提供理论依据。正当支配理论提出三种正当支配类型,即官僚制、家产制和超凡魅力统制,为形式理性法的构建提供制度基础。通过阐释两大经典理论对形式理性法治形成的影响,韦伯肯定形式理性法对现代国家的独特价值。形式理性法具有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且离不开理性教育培养的非人格性官员从内部维护法律体系的理性程度。韦伯的形式理性法治观对受实质非理性的传统社会影响的现代中国法治变革具有启发价值,但绝对的形式理性法也存在弊端。因此,我国法治建设既应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也应充分汲取形式理性法治的合理成分。

形式理性视角下的人大选举提名制度研究——以辽宁贿选案为例

形式理性通过法律条文设计、具体情势应用、逻辑方法推导、程序融合等特征,体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选举法》等法律对人大选举提名制度做了具体规定。辽宁贿选案暴露出在人大提名制度中,存在党组织提名无规范、提名主持机构不中立、正式代表候选人未明确、代表候选人资格未要求诸多问题。人大选举提名制度应该迁移形式理性特征,在选举提名制度的细则性规定、选举主持机构的改革、代表提名比例的调整和救济机制的补充等方面进行完善。

民法典形式理性与我国《著作权法》修订

我国《著作权法》属于版权法体系影响下的作者权法体系。民法典形式理性对于克服《著作权法》修订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具有积极作用。现行《著作权法》存在诸多与民事基本法的规范冲突及自身逻辑结构失衡问题。民法典形式理性对比可以起到矫正作用。国家版权局出台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法草案,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形式理性的要求,但仍有改进之处。

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

现代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可以预期、可以预测,从而能够带来一种社会治理的确定性。现代法治发轫于近代西方,通过回顾和反思近代西方法治的实现机制,可以发现:只有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才能够保证现代法治的实现,而近代西方形式理性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数学思维,从而也就决定了只有通过数学思维所构筑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形式合理化。由此,也表明了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建筑设计中的功能理性和形式理性

将建筑设计中的理性思维方式区分为功能理性和形式理性,阐述了项目的形式规定性和形式法则的规定性.认为建筑形式拥有理性思维的支撑才会更有价值,其中的生活品质也会有所增益.

论形式理性的发展及其在经济法中的体现

随着现代理性主义的发展,人类对理性的认识也不断深刻。马克思.韦伯首先将理性分为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并对二者进行深入分析,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将认识重心从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转化的过程。而我国现代经济法肩负着促进市场发展、克服政府失灵、克服市场失灵的重担,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公众对法治的呼唤尤为强烈,这种对秩序的呼唤,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形式理性的呼唤。因而在这种形势下给我国现代经济法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指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形式理性为核心并与实质理性形成有机统一。

论证据法之形式理性及程序价值

证据法不完全等于法学,大证据学才是证据法的基础。证据之客观性、相关性及其价值意义,都是证据的研究对象。证据之形式与实质,感性证据与理性法律,产生了证据的确定与不确定问题。证据法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一定程度上触及到它们。形式理性法与证据事实的关系,体现在理性法与案件事实中。证据法的立足点是事实间的逻辑与实证,无论何种理性,都不能取代证据事实。只有在证据缺位时,才会用程序价值取代证据认识。辨析“程序正义”,正义与否并不泾渭分明,而“程序”,该是一种法律工具。“独立于判决结果”的程序与其正当性时有冲突。证据法应该研究实证而不回避实证。证据体系的内在逻辑不看表面,逻辑理性法的客观性值得商榷。实现司法公正,难于脱离证据基础。

经济法责任形式理性之匡正

当下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注重对经济法责任的逻辑分析,试图在传统法律责任理论的基础之上对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做抽象化的概括从而形成与其它部门法的法律责任相平行的经济法责任形式,但这却忽略了经济法责任的实质理性即非自足性和非封闭性,使得经济法责任研究走向形式理性的困境。本文以经济法责任形式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然后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经济法责任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相互平衡的结论。

论法律数学思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争及其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研究传统中,自古希腊时代起,就存在着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法律数学思想"传统。近年来,这种以数学理性思维和数学工具为方法论的法律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但由于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的研究思想和方法的鸿沟,理论界对于这种"法律数学思想"研究还有很大的质疑声,认为这种研究方法背离了法律价值判断的基本属性。从本质上看,这种质疑观点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争论在法律数学思想研究上的具体体现。所以,如何实现"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辩证统一,是开展法律数学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的分裂,这种裂痕分别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传统的认识论层面和实践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理论必将在修复这一裂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试析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之关系

在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曾出现过许多误解。作为人类思维的两大基本工具,形式理性和辩证理性之间是互补互益的关系。正确区分两种“矛盾”是认识两种理性的关键。辩证理性以确定性为基础讲求变化、发展;形式理性暂时将形式与内容区分开来,研究变中之不变,最终目的是达到更全面的认识。两者统一于思维对确定性和全面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