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献中的征士、聘士与征君

征士、聘士最早出现于东汉后期的文献中,征君则出现于魏晋之际。在内涵上,征士、聘士二者相通,并随着时代变化而同步变化。征士、聘士作为社会对士人的积极评价,其产生与汉代的征召制度、东汉后期名士清议之风以及汉代推崇隐逸的社会风气有紧密联系;征君的出现,则是历史书写受魏晋以下东汉时代观影响的产物。研究证明,历史书写往往受到社会风气、文化思潮以及语言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

孟河医派马培之的征君之路

马培之作为孟河医派的代表人物,1880年被朝廷选入宫中作为"征君"为慈禧治病,然而9个月又12天之后马培之就辞官回乡了,通过查阅史料及综合各种文献,从入京前、进宫后到回籍后3部分详述了马培之的征君之路始末,探讨了其辞官原因。

张裕钊书“吴徵君墓志铭”

张裕钊书《吴微君墓志铭》原为长卷,后装裱成册,计十二开,每半开纵28、横11.5厘米,题称"吴微君墓志铭,武昌张裕钊撰",撰文书丹,皆出一人之手,工楷墨写,是难得的珍品。吴徵君名元甲(1810—1873),字世求,

明清人眼中的陈眉公

陈眉公是晚明时代最负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明清以来,对于他及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变化。以乾隆朝为界,在明清人眼里有两个面目截然不同的陈眉公。一个是“志尚高雅,博学多通”的陈眉公,一个是学识浅陋,人品虚假的陈眉公。眉公的冷热与升沉,反映出时代文学与文化风尚的变化。

“弃诸生”与“习古文辞”——魏禧的人生选择与身份认同

同明清易代之际众多士子一样,魏禧(1624--1681)在顺治初年自觉地选择了“弃诸生”的社会行为,因而陷入一种身份迷失的窘境。为了重新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魏禧希图以“习古文辞”的“立言”方式,实现生命的价值,并达臻生命的不朽。魏禧选择“弃诸生”的社会行为,得以摆脱八股文对士子文字书写的约束,全身心地“习古文辞”,从而成就了“布衣之文”的文化价值。魏禧卓绝的古文造诣,使他在文人士大夫社交圈里赢得崇高声誉,得以获荐博学宏词科试。这一“征君”身份的确立与认可,对魏禧古文成为清初古文的典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元好问诗述沁州出土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

《全唐文》所录薛收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是考察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生平事迹及其河汾之学与唐初贞观之治关系的关键性文献。元好问《铜鞮次村道中》诗、《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诗,记述了亲见于金贞祐四年或此前不久出土于沁州铜鞮山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指出《文中子墓志》所述为信史,可以破除对文中子之怀疑。沁州出土薛收所作《文中子墓志铭》比汲冢出土《竹书纪年》还要宝贵。元好问两诗宝贵的史料价值,在于证明元好问所见薛收《文中子墓志》与今存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基本内容一致,从而多一重证据证明今存薛收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之信实。

孙奇逢与《中州人物考》

《中州人物考》的编著者孙奇逢,是一位清初理学大师,著作甚多,有《理学宗传》、《读易大旨》、《书经近旨》、《四书近旨》、《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孙文正公年谱》、《新安县志》、《乙丙纪事》等三十余种。《中州人物考》一书,是他的主要著述之一。

寒山子生平新探

寒山子是唐代著名的隐逸诗人,他的310多首诗对中外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扑朔迷离富有传奇色彩的生平,成为一千多年来古今学者众说纷坛的公案.目前存有“贞观”、“七世纪末八世纪初”、“中晚唐”诸说,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寒山子诗可能是“集体创作”,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这里谈谈自己的看法.

孙夏峰著述手稿简介

孙奇逢( 1584—1675年),字启太,号钟元,明万历二十年(1600年)举人。原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苏门山夏峰村,学者尊称孙夏峰。明清两朝十一征而不仕,士人誉称孙征君。终生乐居穷乡僻壤,又自命岁寒氏。 孙夏峰在理学上造诣颇深。他和黄宗羲、李顒并称为清初三大名儒。他一生著述甚多:表彰儒学的有《取节录》、《圣学录》、《四书近指》、《读易大旨》、《读易大旨后传》、《诸儒评》、《书经近指》、《理学宗传》等书;臧否人物的有《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晦庵文钞》、《北学编》、《洛学编》、《两大案录》、《大难录》等书;经世范俗、汲引后进的有《岁寒居自养》、《答问圣学录》、《兴学会约》、《夏峰集》、《夏峰集补遗》、《苏门纪事》、《百泉纪游》、《序容城县志》、《新安县志》等书;记载个人生平事迹的有《孙夏峰年谱》、《日谱》、《游谱》等书;劝业立家、教身识礼的有《教子家训》、《家礼酌》、《家祭仪注》、《孝友堂家规》等书共近四十种。 其孙孙淦,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戍进士,官内阁中书。由官归里后。

明、清藏书家的故事

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史上,凡是有所成就的人,无不酷爱书籍的,他们之中还出现了许多藏书家。我们介绍的是几位明、清藏书家的故事。 著名诗人、藏书家王士祯在京师做官时,一有空就往书摊上跑。有人曾经数次登门求见,未遇。后来,另一位藏书家、王士祯的好友徐健庵告诉他说:你只要每月逢三、五日,等在慈仁寺书摊上,定能见着他。那人按照徐健庵的指点,果然见到了王士祯。 王士祯,在京师做官二十多年,所得官俸,全部用来买书。有一天,他路过慈仁寺,在书摊上见有《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记》三本旧书,心中大喜,很想把它们买下来,无奈身边未带钱,只得怏怏而回。第二天一大早,他带着钱赶到书摊,不料书已为他人买去。回到家里,他心中郁郁不乐,竟一病不起,在床上躺了整整十天。

略论皮日休参加义军的思想基础

清代王士祯在《池出北偶谈·不避庙讳》中说:“唐避太宗御讳,率改‘世’日‘代’。予读皮袭美《文薮》,多不讳‘世’字。《鹿门隐书》一条云:‘三王之世。

戴叔伦的传记碑文及其诗文辑佚

戴叔伦(732—789)是唐朝大历贞元之际一位著名的诗人和良吏。据权德舆所作的《戴叔伦墓志铭》载:戴叔伦,字幼公,祖先本谯国人,后来移居丹徒,遂定居焉。《新唐书·戴叔伦传》便称戴叔伦润州金坛人,可见他的籍贯是金坛(今江苏省金坛县)。 戴叔伦是位著名的文学家。李肇《唐国史补》载唐代“位卑而名著者”有李北海(邕)、王江宁(昌龄)、萧功曹(颖士)、杜工部(甫)、韦苏州(应物)、梁补阙(肃)等十三人,其中就有戴容州(叔伦),这些人都是有唐一代著名的文学家。由此可知戴叔伦在当时的声誉之高;戴叔伦曾被刘晏辟为幕僚,在转运府中任职。后主运湖南,又任东阳县令、抚州刺吏等职,官做到容管经略使。他为政“清明仁恕”,一生政绩卓著,故“所到之邦。

陶渊明

陶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公元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是晋宋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字元亮,晋亡之后,改名潜,字渊明。因为他做过一篇《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所以又被称为“五柳先生”。东晋末年刘裕专政时曾经征他为“著作郎”,他拒绝了,诗人颜延之作《陶征士诔》说:“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后人又称他为“陶靖节”、“陶征士”“陶征君”;还因为他最后做过八十几天的“彭泽令”

封二、封三照片说明

本期刊载的六幅照片,除王夫之画象外,均为首次发表。封二②是王夫之1652年(壬辰)为其父母武夷公、谭孺人合墓立的碑。碑文为:“永历六年岁次壬辰孟冬月吉旦。明显考徵君武夷王公、显妣王母谭氏孺人合墓。不孝男介之、夫之,孙攽、敞、敔,曾孙生祁泣血立。”其中“永历”纪年与“明”显考、显妣等用语,是先生矢志忠于明王朝的又一历史见证。此碑是衡山县马迹公社社员1973年修水利时发现。

幾件日本傢具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家具中,有相当数量的古代日本家具,如桌子、几子、柜格、箱匣、屏风等,说明中日两国人民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友好交往已有悠久历史。一、东洋刺绣屏风通宽302,每扇宽75.5,高203厘米。屏风分四扇,落地式,每扇间用丝带连接,可以向两个方向摺叠,不带座,称“软屏”。每扇下横边底各装脚轮四个,开合灵活,且不磨损底边。红漆边框,正中夹锦心,屏风下部为裙板,高46厘米,中间刺绣折枝花卉,自左至右分别为牡丹、蘭花、菊花、荷花。按中国传统习惯解释,牡丹象徵富贵,蘭花象徵高雅,菊花象徵长寿,荷花象徵君子。上部为屏心,彩绣水乡风景图,近景绣梅花和六只仙鹤,两只在水边嬉戏,四只在空中飞翔。从其姿态看,是从远处飞来,正欲着陆与水中的两只会合。画面左侧绣帆船两条。

诗中有人

馀姚黄徵君太冲之称诗也,一以'诗中有人'为训。有执卷仰可者,徵君初阅之曰:'杜诗。'再阅之连声曰:'杜诗,杜诗。'其人欣形于色,徵君乃徐诏之曰:'诗则杜矣,但不知子之诗安在?岂非诗中无人耶.'其人爽然自失,退而逊心苦志以求之者两载,复以仰可,则徵君首肯曰:'是则子之诗矣.'——[清]金埴《不下带编》卷三【译文】余姚(今浙江余姚县)黄宗羲(字太冲,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徵君'(封建社会称曾经朝廷徵聘而不肯受职的隐士)在称美优秀诗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