徇私枉法罪司法实践与刑法规制体系的优化

徇私枉法罪的客观行为可以概括为“四大情形六种行为”。通过对大量司法案例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该罪在侦查办案部门、罪数认定、犯罪主体身份、客观行为等方面呈现新特征,在司法适用中存在对罪名的确定有较大分歧、对“明知”的认定趋于保守、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区分界限不清、“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条款虚化等困境。为此,建议通过修正立法和制定专门司法解释等途径对徇私枉法犯罪的刑法规制体系进行调整和优化。

徇私枉法犯罪案件争议问题探究

徇私枉法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主体方面,非司法工作人员在徇私枉法共同犯罪中只能以从犯身份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其也可单独实施本罪的犯罪行为。二是主观方面,本罪的主观故意需要用在案的客观证据加以证实。三是客体方面,是否侵犯到国家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是判断构成本罪与否的要素之一。

试论徇私枉法罪中“徇私”的理解与认定

“徇私”应是构成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的必备的犯罪动机要件。“徇私”应是指徇个人私情私利,而不应包括“徇单位之私”。“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究竟是单位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司法实践中,要注意结合具体案情,区别对待。

徇私枉法罪的基本问题研究

“徇私、徇情”的立法意图只是用来限定枉法的类型;只要是故意枉法必定是基于徇私或徇情。“明知”的主观内容中包含着对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的肯定,“明知”的程度包括明知肯定和明知可能两种情况。“有罪的人”是指客观上有犯罪事实的人,而不是指法律宣判的结果。追诉是指针对犯罪事实展开的侦查、起诉,追诉的方式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枉法追诉不仅存在于有罪与无罪之间,同时还应该适用于“故重故轻”的情形。

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研究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 ,徇私枉法罪是故意犯罪 ,但本罪的犯罪故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 ,属于本罪主观方面内容的“明知”的含义 ,“徇私、徇情”的含义及其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等问题 ,在认识上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本罪的正确认定 ,故对之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于徇私枉法罪主体问题的初步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由司法工作人员构成的一种特殊犯罪。但我国人事制度的复杂性、刑法对徇私枉法罪的主体身份及职责的规定不明确,使其在主体范围、单位主体及共犯认定等方面不仅存在理论上的争议,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其标准也往往难以把握。首先,在主体范围方面,隶属于司法机关内部的鉴定人员、记录人员、监管人员,受委托从事侦查、起诉或审判工作的人员及人民陪审员,因徇私或徇情而枉法的行为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次,根据单位犯罪的原理及我国单位构成徇私枉法罪的事实,单位可以构成本罪;再次,非司法工作人员不能与司法工作人员共同构成该罪。

徇私枉法罪行为构造研析

正确界定徇私枉法罪的客观行为对于司法实务中正确理解和把握该罪尤为重要。首先,关于“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是指在没有或缺少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对无罪的人进行立案侦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提起公诉以及进行审判等,以达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目的。其次,关于“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是指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通过对犯罪的证据和事实施加直接影响以达到不使其受追诉这种枉法的目的。再次,除作为外,不作为可以构成徇私枉法罪。

论徇私枉法罪的几个问题

根据1996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徇私舞弊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尽管该《解释》是在新刑法颁布前作出的，但是它对我们正确理解徇私枉法罪的有关问题仍有一定参考价值。)第一条之规定，刑法中的徇私指贪图钱财、袒护亲友、泄愤报复或者其它私情私利。徇私也就是徇私利私情。“利”既包括物质利益，如金钱、物品、吃喝玩乐等，也包括非物质利益，

关于徇私枉法罪罪名存在的问题

徇私枉法罪在罪名方面,表现为罪名名称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由于罪名设置不科学而导致的诸多的刑法理论冲突。本文提出应该重新设置该罪罪名的设想。

徇私枉法罪原案两个问题的探讨

对徇私枉法罪原案的“有罪”理解及其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不仅在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直接影响了本罪的司法适用。本文通过辨析认为,“有罪”应理解为有证据证明的犯罪,而非法定之罪;对于原案的管辖权应视具体情况分别由相应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来行使。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职权行为的重要法律规定。对徇私枉法罪的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共犯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应根据徇私枉法罪司法实践与重要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四)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日对渎职罪的立法解释来进行。

贪赃枉法终落法网——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局长卢全新徇私枉法案纪实

2001年6月19日,安徽省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将涉嫌犯玩忽职守罪的该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卢全新刑事拘留,揭开了淮北市公安系统违法犯罪问题的盖子。经过侦查,检察机关共在淮北市公安系统挖出了37名涉赚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的干警。其中,公安分局长级以上干部24人。此案的侦破,在安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十分关注。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设立徇私枉法罪的目的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的职权行为,但对徇私枉法罪的主体、"徇私"与"有罪"的解释以及枉法行为的界定等问题,不仅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直接影响了本罪的司法适用。探讨上述问题,对查办徇私枉法行为有重要意义。

关于徇私枉法罪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来,有些同志认为《决定》把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体由司法工作人员扩大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与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相矛盾。因此,有的教科书中只讲刑法中关于徇私枉法罪的规定,不提《决定》

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疑难问题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典型的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据此应结合司法实践,对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进行研讨:对本罪中“明知”的理解;对本罪中“徇私、徇情”的理解和把握;间接故意不能构成本罪。只有这样,才能预防各种危害的发生。

徇私枉法罪疑难问题探析

徇私枉法罪主体"司法工作人员"的界定应采职责说。"徇私"、"徇情"动机是主观方面构成要件,不包含徇单位、集体之私。利用职务便利是隐含的构成要件。在该罪的三种枉法行为方式中,"明知"是指有确定性的认识,但不一定要有实质性的认识;"有罪的人"的认定应采涉嫌犯罪说,"有罪的人"之外,皆为"无罪的人";故意轻追诉可以纳入枉法行为范畴,但故意重追诉因不能为徇私枉法行为方式的最大可能含义所覆盖,故按照现行刑法规定,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

徇私枉法罪的司法认定——以一起案例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利用职务之便应是徇私枉法罪在客观上的必然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指利用行使职权时的便利条件,不行使职权时就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徇私"仅指为个人谋取私利,不包括为单位或小团体谋取利益。

论徇私枉法罪犯罪构成的变化(下)

本文从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和犯罪客体三个方面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徇私枉法罪犯罪构成变化的具体内容。随着补充刑法和附属刑法大量的不断的出台,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和犯罪客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扩展化的趋势。这给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为此,本文就徇私枉法罪之罪状的描述、罪名的确定和界限的区分又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深讨。本期刊登的是第二部分。

论徇私枉法罪犯罪构成的变化(上)

本文从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和犯罪客体三个方面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徇私枉法罪犯罪构成变化的具体内容。随着补充刑法和附属刑法大量的不断的出台,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和犯罪客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扩展化的趋势。这给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为此,本文就徇私枉法罪之罪名的确定、概念的表述和界限的区分又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期刊登的是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