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循吏的融合:《张船山判牍》审美价值探析

性灵诗人张船山不仅以卓著的诗书画屹立于“儒林”,同时也是一代“循吏”,清正廉明,敏于听断,素有“神断”之称,有襟霞阁主编的《张船山判牍》留存于世,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张船山判牍》不仅题材丰富,广泛反映嘉庆时期的社会生活;而且词章华美,事理通达,情理融合,兼具历史上“骈判”与“散判”之优长,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本文试从审美角度探寻判牍的实用美、质实美、词章美、事理美和人情美。

汉代循吏治政生态考察——以《汉书·循吏传》为中心

汉代循吏多出自宣帝朝,循吏建树地方善政,与其所处“自然—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治政生态息息相关。汉宣帝时期天灾较少,偃武修文的政策促使环境优化,为地方善政奠定基础。循吏富民治平,化民以礼,移风易俗,使民众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以为善政核心。汉宣帝选贤任能,给予地方官久任制、自治权,并严格监察,奖励务实,惩罚伪诈,成为实现地方善政的关键与保障。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借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正确选人用人,理顺央地关系,循吏善政启示良多。

《史记·循吏传》撰人考辨——兼驳崔适“妄人伪托说”

崔适《史记探源》断言《循吏传》为“妄人伪托”。考《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循吏传》篇目、编次皆出于司马迁,且与今本合。《循吏传》所记人物事迹源自先秦、汉初文献,经司马迁整合、综括、选择、处理,重新书写入传。而且《循吏传》在材料取舍、详略上与《滑稽列传》《郑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相互照应,又与《酷吏传》在编撰宗旨上相颉颃,处处显示出司马迁的纂修思想、撰史特点和风格,且与司马迁“人本”“刑名”“法治”思想相合。这些都是后世“妄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模仿假托的。崔适不细品《循吏传》思想内容,不根寻《循吏传》史源,仅仅根据“麟止”“先别传、后总传”等例,便断言《循吏传》为伪。把“个例”当凡例,自设史例规则衡量《史记》,合则真,不合则疑,疑则伪,据疑定罪,制造“《史记·循吏传》妄人伪托”之冤假错案,实属自我假设、自我定罪的套路。

何以治民:论汉唐循吏面临的矛盾及其选择

汉唐循吏主要面对着以下四种与百姓相关的矛盾:一是百姓利益与循吏自己、亲人等私人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牺牲私人利益,尽心为百姓办事。二是百姓利益与下属、同僚、上司、君主等各方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以百姓利益优先,牺牲下属利益,站在了同僚、上司和君主的对立面。三是百姓利益与法律制度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为了百姓而不遵守法律制度。四是百姓与百姓利益的矛盾,对于刑事案件,循吏秉公执法;民事纠纷则以调解为主。在循吏的观念中,百姓的分量最重,法律制度次之,君主最轻。循吏在处理上述四种矛盾时,分别体现出了无私奉献、不畏权威、礼优于法、灵活权变的原则。

我国古代循吏与酷吏治理手段的现实价值及创造性转化

我国古代循吏与酷吏是处于理政一线的实务官吏,分别以“养民教化”和“以刑除刑”等不同的价值观念、施政方式开展工作,取得了不同的社会效果。从其实践的特征与规律来看,循吏与酷吏对今天的治国理政仍在不同角度体现出其时代意蕴。文章从法治与德治结合、高效化与民主化结合、规范化与弹性化结合、单向性与互动性结合四个维度,对循吏与酷吏的效用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期对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有效借鉴。

循吏之典范刘彬

明清以降,梅州文教发达,逐渐在赣闽粤交界之地脱颖而出,成为地区文化的中心、培养人才的翘楚。梅州是岭南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曾发生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和感动后人的先贤故事,他们的廉正、忠节、清流的正气言行影响了梅州客家民系性格,促进其精神世界的形成,为民族进步写下不朽的诗篇。为了弘扬先贤们心怀家园、勤廉施政、舍生取义、清操自持的宝贵精神,本刊取材《忠廉大义——梅州节士史话》一书,刊登历史上对梅州治理教化有重大影响或贡献的入梅名贤廉吏、忠义之士,以及梅州本地出生、学优入仕而报国爱民的忠廉贤能人物。敬请垂注。

清循吏的司法实践研究

清代循吏具有宽恤为民,德才兼备,无讼安民的重要作用,对清朝百姓的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是对清代循吏的司法实践进行研究,通过对其概念、特点、审判、及司法技巧进行细致研究,理 清其从出现到发展的历史原因和过程,明白其为何被人称之为“清官”。借此能对我国的发展建设提供以参考,从以促 进我国的繁荣复兴。

我国古代循吏与酷吏治理手段的现实价值及创造性转化探析

循吏与酷吏是我国古代传统历史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两种官吏,在其各自的吏治当中都具有一定的治政策略:循吏兴礼义,重教化,以礼断案,兴利除弊以造福一方;酷吏专任刑法,执法态度坚决,人格具有独特性。循吏与酷吏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二者价值取向差异在于前者崇尚儒家思想,后者因循法家思想。二者价值取向的形成受到社会环境、地域差异以及封建君主个人偏好等多重因素影响。对于我国古代循吏与酷吏治策进行创造性转化,其现实价值在于:政治层面上有益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二者相结合;经济层面上有益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文化层面上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纯儒循吏”陈星聚

清政府于光绪四年(1878)正式设立台北府,陈星聚出任台北开府首任知府,他带领台北乡亲在雨井烟垣荒烟蔓草的稻田上建成了台北府城。为官期间,他兴修水利、扶农重教,惩恶扬善,被百姓们誉为陈青天。他先后四次进京面圣,被誉为纯儒循吏。陈星聚把强国富民当做是自己的毕生任务,中法战争期间(1884-1885),他积极筹粮筹款,购买武器装备和枪支弹药,招募青壮乡民,扩充台北军队,誓死保卫家国,并亲自前往战前指挥督战,取得了台北保卫战的胜利。陈星聚于光绪十五年(1885)病逝任上,享年69岁,清政府追封他为三品道台御赐祭葬如例。

《宋史·循吏传》探究

《宋史·循吏传》所载十二位北宋循吏,有的出现于北宋初期,有的则出现于考课制度完备、甚至崇尚功利的北宋中后期。他们一般久居地方,敢作敢为,课绩优异,深得民众爱戴。不过,《循吏传》的代表性颇有不足。一是元史官对北宋原有循吏有所调整;二是在"崇道德、黜功利"原则指导下,一些循吏及其事迹出现残佚甚至偏颇的现象;三是受选录标准及范围等因素制约,一些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始终未能成为宋元史官认定的循吏。

论中国古代循吏的施政特点——以清《平利县志》为考察对象

循吏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在施政之道方面为其他官员树立了典范,而且在推行仁政德治、传播儒家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结合清《平利县志》所载职官治迹,将中国古代循吏的治政特点概括为四点:劝农事、新农技,以足衣食;恤民疾、惜民力,以安民生;兴文教、修学舍,以助文化;褒忠义、奖孝贞,以昭公义。

论中国古代循吏的施政特点——以清《平利县志》为考察对象

循吏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在施政之道方面为其他官员树立了典范,而且在推行仁政德治、传播儒家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结合清《平利县志》所载职官治迹,将中国古代循吏的治政特点概括为四点：劝农事、新农技,以足衣食;恤民疾、惜民力,以安民生;兴文教、修学舍,以助文化;褒忠义、奖孝贞,以昭公义。

正史《循吏传》传名变化及循、良、能义释

19部正史设有《循吏传》,传名先后有变化,或曰“循吏”,或曰“良吏”“良政”“能吏”。传名改变反映了史家对不同时代优秀官吏的认识。循本义为顺。司马迁以奉法循理的官吏为循吏,记述先秦优秀官吏。《汉书》沿袭《史记》中“循”之含义,规定循吏为教化地方的“二千石”官吏,为后世史书所遵循。历朝有治乱之别,乱世中,循吏难寻,史书改“循吏”为“良吏”“良政”“能吏”。良即美好,良吏即能尽责办事的好官。能即胜任,能吏即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的官吏。“良吏”与“能吏”消解了对官吏“仁德”“化治”的要求,反映了汉代以后,地方官吏逐渐工具化的倾向。

泛血缘文化中的吏民关系——以汉代循吏为考察中心

汉代循吏的可贵之处,不仅体现在富民、教民与理讼这些现实层面,更体现在他们对自身伦理角色的正确定位以及对吏民关系的不断调整上。他们致力于在民众中树立孝义礼让等价值观念,追求伦理和谐,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转。这样的吏民关系呈现出泛血缘文化的特征。

明清循吏为官理念与施政活动研究

循吏是明清社会行政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从政理念上,循吏忠以事君、恭以事长;清廉施政、治事安民;敬以处事、自律正己。其施政活动,强调可“弃官以全政体”,他们劝课农桑,发展地方经济,勤政尽职,决断狱讼,使社会公平公正,教化一方,传承文化,造福黎民百姓。明清时期的循吏虽然人数不多,但其行为理念对当时社会发展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中国古代循吏的行政特点

循吏是中国封建社会儒法文化下官僚群体中的典范。由循吏治世形成的循吏文化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是以德治国,"隆礼重法"的综合体现。在治理社会中教化施德、守礼知节,促使民众明礼守法、忍让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稳定。以礼决狱、哀矜宽宥,宣扬无诉、息诉的思想,使民众达到和谐相处。兴利除弊,减轻徭役,消弭匪患,召抚流民,兴修水利,造福一方,使民众安居乐业。按照儒家思想,比较好的处理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

明前期的清官循吏数量较多,形成一个群体,明中后期的清官循吏数量锐减,成为偶发的个体。但就名气而言,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却明显不如中后期的清官循吏。这主要是因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政治环境和君主的治国之策不同造成的。

略论汉代循吏和酷吏的治政策略

从治政策略来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代循吏崇尚德治,以仁爱教化治民,以化人心为务,治理效果显著,深得民心;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汉代酷吏则崇尚刑法,以严刑峻法治民,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无法赢得民众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循吏的德治和酷吏的法治在实践中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最有效的治政策略是德刑相济,将道德和法律两者结合作为统治手段。

移风易俗与地方秩序--从《出山草谱》透视循吏汤肇熙的治理理念和实践

光绪朝平阳县令汤肇熙之《出山草谱》,全面地反映了基层地方官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并透露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变迁信息。在地域整合的意义上,现代因素渗入之前,儒学意识形态已经失灵。商业的发展使得"士"在地方社会中失去了重心的地位,作为儒学"肉身"的士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已无法发挥教化"愚民"的职能。在社会组织方面,宗族内部联系纽带松弛,原先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替代,从而丧失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独尊"地位。与此同时,地域社会出现了高度组织化倾向,地方社会各群体间展开剧烈的利益争夺和权力角逐。地方秩序的维持须借助县令的力量,地方官作为国家的象征符号,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统合力。

模范与教化:循吏文化与明中期镇守中官善政塑造

竖立德碑、撰作碑记,遮留哭送、肖像立祠,是两汉以来循吏理念与模范的产物与表征。明中期镇守中官俨然地方大员,因之出现地方士民褒扬、播传镇守中官美政和德政现象。这既是镇守中官与地方官绅、民众交融互动的展现,彰显镇守中官受循吏文化模塑和影响,反映镇守中官制度化情形,又是外廷士大夫透过颂扬宦官德政,塑造、树立宦官模范,利用彰善瘅恶的教化手段,达致感召和规劝宦官美政的效果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