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挥德治教化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的实施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的实践也需要法律的约束,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影响深远,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道德势能与德治秩序的生成机制

德治秩序的形成需要依赖道德势能的形成。由于存在“位的落差”,处于高位的“关键少数”更容易得到低位者的关注和效仿。只要“关键少数”做到以德配位,就可使道德变得高贵,道德能量就会因为“位的落差”从高处自然地流动到低洼地带。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模仿也是德治秩序形成的重要因素。身教是德治秩序形成的基本途径,通过高位者行为示范,以及大众的行为模仿,道德能量可由高到低地传播。由于身与心的密切联系,对道德行为的模仿也会带来道德心理的转变。在现代国家中,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对道德势能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权力对道德势能有着重要依赖,这也为德治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通过立法推进德治:强制抑或自律——以地方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为例

在文明急剧变迁时期,道德规范也不得不随之而发生急剧变化。在社会生活变迁之际,由于文化的惯性和保守性带来的“文化滞后”现象,有必要由政府推进道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生活转变为城市生活,农耕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一些旧习俗旧道德不适应新的社会生活需要,而新的习俗和道德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这种变化中,传统德治的调控效果在减弱,道德领域的运动式治理开始兴起。由于运动式治理的可持续性和规范性较弱,通过立法推进德治在道德指引、长效机制、外在约束、引导道德发展等方面显现出诸多治理优势。不过,通过立法强行推进道德建设,既存在不能增进道德意识和培育非规范性道德等局限,又存在立法上强制界限不明、多元道德观念引发冲突、法律实施的成本制约等难题。在推进强制道德建设存在局限和难题但又不能放任不管时,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是第三条发展道路,即通过以教育为主的温和立法来促进德治,其表现形式是指明目标,铺设道路,政府推动,方式灵活。“文明行为促进法”的定位应当超越强制和自律的两难境地,通过淡化强制、加强治理,以教育为导向、以实现自律为目的来促进社会文明行为的发生。

农村现代化对于乡村德治建设的基本要求研究

推动新时代乡村德治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客观要求,也是乡村德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需求。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当前推进乡村德治,既面临乡村共治格局尚未形成、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不足、乡村治理体系不健全等治理难题,也面临农民群众思想道德存在短板、移风易俗有待加强、社会治安事件增多等挑战。因此,新时代应通过乡贤治村、健全民约、传承文化等方式,加强乡村德治建设,推动农村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的德治视角下教师师德现状探析

近年来,师德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焦点之一,《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师德修养)》虽然明确了相关标准,但师德问题仍时有发生。新时代的德治继承并超越了传统德治,符合时代要求,其对师德现状的探析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结合新时代的德治内涵梳理其与师德的联系,能为探析新时代的德治视角下的师德问题奠定基础,相关的改进建议则能为师德水平的提升提供新的思路与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与德治问题探析

伟大理论由伟大时代所孕育,伟大征程由伟大理论所引领。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下的伟大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便诞生于这一伟大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新的伟大征程之路,作为国家战略发展要地的乡村而言,法治现代化引领乡村振兴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完善乡村振兴不仅需要从法治出发,还需要德治共理,探求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法德合治乡村振兴之路。

地方高校助力乡村德治建设的路径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切实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乡村德治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乡村振兴之间紧密相连。现阶段,乡村德治建设面临着德治建设工作不到位、乡贤精英流失、留守村民道德水平不高、乡村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作用弱化等众多困境。新时代,地方高校具有社会服务的职能要求,作为地方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第一阵地,其在助力乡村德治建设工作中具有独特优势。地方高校应发挥好自身德治教育功能,整合资源积极研究乡村德治工作,联合开展德治教育活动,挖掘乡土道德文化资源,助力乡村德治建设工作。文章就地方高校助力乡村德治建设的路径进行了探究。

乡土性与国家化:新乡土德治的理论来源、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探究

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史的主体,而乡土德治缔造了农耕文明的基因。新乡土德治是乡土性与国家化相结合产生的乡村德治新形态,其理论生成来源于“根脉”与“魂脉”的统一,是乡村德治重释文明与重塑认同的产物。新乡土德治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乡土性与国家化的关系,让传统道德赓续民族血脉,传承文明基因,体现乡村德治的民族特色、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让国家化成风化俗,正心明道,赋予传统道德以现代性力量。在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变迁中,新乡土德治面临德治价值之困,德治规范之散,德治权威之尴等系列现实困境,冲击着乡村德治的价值、结构与秩序。基于“以何治-如何治-谁来治”的逻辑,从基因传承、制度支撑和结构化权威方面探究了新乡土德治的实践路径,实质是“历史-文化-政治”维度的价值共生,是传统与现代德治元素的共契共治。只有如此,新乡土德治才能实现为乡村振兴培“根”铸“魂”的治理目标。

“天下为公”与传统“德治”思想的历史进路

“天下为公”作为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主张国家权力的组织运行应当遵循公平、公共原则,其以要求政治上选贤举能与经济上均财共利为主要表现,反映了古人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崇高愿景。而在历代治理实践中,“公天下”理想却在较大程度上与世袭的“家天下”现实互相适应结合,既对君主制度构成一定伦理规范,又受到既有体制限定,无法实现“主权在民”的理论突破。伴随近代“民权”意识兴起,“天下为公”得以完成文化重塑,推动治理观念从“德治”向“法治”转换。在此期间,源于中国历史自身演进逻辑,“天下为公”所内含的全民性和公共性特征,发挥出巨大的时代衔接与价值引领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伦理变迁的视角

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时空情境中,乡村伦理的解体与都市伦理的建构并不同步,同时空情境中都市伦理精神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相对乡村生活的低流动与强互动,都市生活呈现强流动与低互动特征,这决定了都市伦理的建构需要法治先行,在法治立基的前提下,推进市民道德建设。都市伦理建构中的德治与法治互动,渗透在治理过程中。基层治理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就是普法和道德教化的过程。我们需要关注城乡伦理状况的变化与衔接,妥善处理都市伦理建构过程中的“德”“法”关系,推动基层治理时空情境中公民伦理精神的可能跃迁。

法治与德治一体化实施的实践探究——评《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法治与德治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剖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该书从多个维度对法治与德治进行了细致比较,旨在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提出了一系列见解。该书作者梁治平先生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的眼光,试图回答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为一个曾经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概念,“法治”为什么会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重要政治议题?

习近平关于以德治国重要论述探究

习近平关于以德治国的重要论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德治思想,吸收了国外优秀德治思想,延续了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关德治的思想,最终形成了新时代以人为本、立德树人、从严治党、德法兼济等以德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随着近年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有关德治建设则需要通过优秀传统中华文化育养,基层党组织引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推进等方法,推动社会建设走向善治,使习近平关于德治的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动力源泉与精神力量。

礼治、法治、德治:梁启超群学思想的三个维度

群学思想是梁启超社会变革主张的基石。“群”是道德和政治的共同体,如何实现良好群治是重拾中华民族信心的关键。梳理历史,梁启超将礼治视为治群的初始手段;立足当下,他主张以强化法治精神来弥补礼治的不足;着眼未来,他提倡德治以期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性“大群”。从过程看,礼治、法治、德治作为三种治理手段贯穿于梁启超群学思想始末。其间,他对“群”的本质、功能及其流变,礼与法的功能及其重点,群德的养成以及公德与私德的新内涵做出系统阐发。最终,梁启超超越了由礼治回护的国家民族主义,走向日臻德境的世界大同。

孟子性善论域内人性论争的再思考——兼论人性善恶与儒家德治及法家法治的关联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核心议题。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主要归结为五种:性无善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问题或困境。其中,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性观,它内含着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面向。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能回应性善论自身面临的困境及问题,还兼顾、会通了其他人性论并弥补其不足,且为人的生存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其治理依据与结果完全不同。前者以人性善为依据,主张明德慎罚,表现出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尊重;后者以人性恶为依据,主张严刑峻法。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视域下的自治、法治、德治建设研究——以河北省邯郸市D区T镇乡村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文章以河北省邯郸市D区T镇乡村治理为视角,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对T镇乡村治理视域下的自治、法治、德治建设成果、困境进行剖析,旨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新时代城乡基层德治的现实挑战、机遇与发展路径

德治是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议题,是有效提升精神文明进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综合考察城乡基层德治在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中的位置、社会道德发展的深层次变迁以及德治治理网络的覆盖面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挑战与困境,深入分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出台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加强道德文化建设部署以及数字技术赋能等因素为德治带来的新机遇与新变化,探索以党建引领德治、文化滋养德治、行动贯彻德治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坚决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第二个结合,注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德治经验融入城乡基层德治实践,能够为推进城乡基层德治、构建城乡治理体系指明创新方向,提供行动指南。

作为“德治”之基的古代乐舞教育发展研究

目的:文章系统梳理中国古代乐舞教育的发展历程,深入挖掘其与“德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乐舞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通过阐述乐舞教育在道德教化、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的作用,为现代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方法:文章对乐舞教育的四个阶段进行论述。第一阶段讨论远古时期乐舞的起源和功能,指出其为乐舞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分析西周“制礼作乐”的思想内涵和乐舞教育制度的发展,强调“以舞颂德”的政治理念。第三阶段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美育普及和儒家思想形成对乐舞教育的影响,强调“尽善尽美”的理念。第四阶段分析唐朝乐舞背景和德美相统一的乐舞教育,以及乐舞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结果:研究发现,中国古代乐舞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初生、西周制礼作乐、春秋战国美育普及和唐朝“德美共存”四个阶段。乐舞教育在每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传播和道德教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论:中国古代乐舞教育的发展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倡导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乐舞教育不仅提高了人们的道德修养,还促进了和谐社会构建。在不同历史阶段,乐舞教育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和完善,为统治者宣扬治国理念提供了有力支持。

《吕氏乡约》德治思想研究综述

乡约,作为一种乡村“土生土长”的文化资源和自治形式,在基层德治和乡风营造方面具有独特的功用。对以《吕氏乡约》为范本的传统乡约所蕴含的德治思想及其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有利于推动传统乡约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为了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的好坏会直接对乡村振兴的成效产生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体现了中央对乡村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乡村的自主治理提供了思路和路径。因此,要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此推动乡村治理的成功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的梳理、现实困境的分析及破解路径的探讨,以期对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乡村地区的乡村治理有所裨益。

乡村振兴战略下德治发展的困境及实践路径探析——以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村为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农村经济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培育文明乡风、乡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德治不仅与自治和法治协同发力,更为自治和法治提供重要保障。该文以探析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村德治发展实践为例,从政府和群众2个维度出发,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及德治的软约束性质,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发挥村民高尚道德品质等方式入手,实现乡村德治发展现代化的目标,为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