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商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徽商主动参与乡村治理,主要表现在:徽商更新观念,带动更多乡民走上致富之路,为乡村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徽商慷慨解囊,投身乡村建设,大大改善了乡村居住环境;徽商热心公益,赈灾济困,维护了乡村稳定;徽商以身作则,以德化人,改变了乡村风俗;徽商多方维护宗族,强化了乡村社会的根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徽商确实是乡村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

新徽商精神视域下高校劳动教育课程设计研究

劳动教育课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回应“劳动创造了人自身”,在遵循学生成长规律的前提下,有针对性、成体系地去全程、全面培养学生崇尚劳动的精神和自觉践行新时代徽商精神的品质。要以新徽商精神的培养为核心开展高校劳动教育,让学生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徽商精神,一方面,要传承新时代徽商立身、处事和济世精神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还需要结合时代特点,培养学生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新时代劳动精神。

岭南与长江中下游:跨区域贸易背景下的徽商活动与皖南古村落

本文通过整理黟县卢村的相关书信,探讨清代徽商活动对徽州村落社会的影响。从中可见,至迟从盛清时代开始,黟县的经济就与跨区域之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岭南的广州及长江中下游之汉口、九江和大通等,都与僻野山乡的卢村发生了颇为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茶叶经营中,从茶叶生产到销售过程的诸多环节上皆充满了竞争,理性的商人根据汉口、广州的茶市行情,精心策划营销策略、拟定购销规模,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从频繁的茶叶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则源源不断地流入皖南,促进了徽州村落社会的发展。

明清徽商资本组织的转化

资本组织转化是明清商业经营中的普遍现象,徽商也不例外。明清徽商资本组织转化类型分为独资转化为合伙、合伙转化为独资和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三种。不同商业中,资本组织转化类型既有单一的,也有多种的。分家、入伙、退伙、拆伙、转卖和重组是资本组织转化的主要方式,人员变故、资本不足和经营不善是资本组织转化的主要原因。资本组织转化是徽商应对经营危机的措施之一,增资增效为资本组织转化的目的所在。资本组织与所有权及所有制相关联,通过包括资本组织转化在内的所有制改革,是改善企业经营不良的重要途径。

超越乡缘的民国徽商新式工业经营——以汪新斋出口蛋业为例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所在的朴园,为旅沪徽商汪新斋(1886-1946)于1932年建成的私家园林。汪新斋祖籍婺源,清末民初在上海从事出口业,积累了丰厚的资财。一战期间及战后,欧美市场亟需蛋品。汪新斋抓住机会,在1915年至1923年,通过收购、合伙、独资等方式,在津浦铁路和京杭大运河沿线创办了夏镇同兴祥、济宁同新祥、徐州宏裕昌、清江增新祥、宿州裕华新记5家蛋厂,并在上海设立了4家蛋品出口商行,产品主销欧美市场。汪新斋的出口蛋业在1920年代达致鼎盛,1930年代趋于衰落,最终在抗战时期遭到毁灭性打击。汪新斋虽为徽商,但其产业扩展并未显著利用地缘纽带,而是更多依靠商会的力量。

明清时期淮河中游地区的徽商活动

作为明清时期国内重要商帮之一,徽商开展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十分广阔,其商业影响力巨大。在物产丰富、水运便利的淮河中游地区,徽商表现活跃,他们分布于境内诸多商业城镇,或为行商,或为坐贾,从事食盐、粮食、木材等商品贸易,成为推动当地商业市场发展的重要助力因素,其商业实践也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不仅家族成员结伴经商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在经营行业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上均呈现出某种偏好性。在从事商业贸易之外,以“儒贾”形象示人的徽商还时常致力于当地的公益与慈善活动,体现出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一面,这种符合儒家伦理文化要求的“义商”形象为其自身商业经营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徽商活动日益活跃,该地区的徽州移民开始增多,他们多数是因为经商而从故土迁居于此。在这里,徽商占籍现象虽然不如江南地区之盛,但是并不少见。

明清徽商与徽州武术文化的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特点及其对徽州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探讨了徽州武术的历史演变与特色形成,揭示了徽州武术在精神、道德和社会网络层面对徽商的正面作用,以及在二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下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文章广泛搜集历史文献与史料,结合历史及社会学视角,为徽商与地方武术文化相互作用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解读。

徽商精神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创业教育的价值意蕴

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创业意义重大,既能凸显高职院校办学理念,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又能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当下,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创业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难点,可以充分发挥徽商精神对其指导和借鉴价值,从而助力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创业教育取得成功。

徽商文化价值观与小微企业预算管理

本文在综述徽商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结合预算管理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预算松弛和预算卸责,剖析徽商文化价值观与小微企业预算管理效率之间的关系,表明小微企业需要重视自身的预算管理效率,积极引入徽商文化价值观,形成自身的企业文化,塑造适应企业管理的健康发展文化价值观。

明清徽商经营理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

徽商经营理念既具有商业发展的共性,更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性。通过对明清徽商经营理念的形成进行探析,梳理出徽商资本积累的形式,提炼徽商经营理念的丰富意涵。在此基础上,总结明清徽商经营理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即形成差异化经营格局、注重多元化经营模式、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能、重视标准化合同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强调明清徽商经营理念对促进现代企业高质量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中叶以来徽商初次外出贸易的筹备与日常

16世纪以来商业贸易的发展促使商贾群体出现了规模化与职业化的现象,徽商在初次外出贸易时的筹备机制与应对举措就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为了保证外出安全,徽商初次外出贸易时一般由长辈亲友陪同前往,并需在物资携带、衣装打扮、启程饯别等诸多事宜上留心准备。另外,徽商主要通过个人薪资积累、家产资本投入与家人资助以及借贷做会等方式筹措初次外出经商的资本。与人初次合伙经营时,徽商需要在对象选择、财务管理以及契约签订与祈神起誓等环节遵照相关经验知识。通过深入考察徽商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过渡阶段”,人们可以洞悉明清以来商业浪潮所引发的社会变迁与时代脉搏。

古典主义最后的辉煌:桐城派与徽商的互动共成

农耕文明之下,桐城派作家与徽商之间的交往堪称儒商互济的典范。桐城派作家多擅作古文,又多充教职,桐城文章对于徽商的褒扬,有助于徽商赢得贾名儒行的声誉;桐城派作家执教江南等地书院,有益于徽商子弟的培养,部分徽商子弟取得功名,走上仕途,由四民之末的商升为四民之首的士。出于酬答与回馈,徽商一方面通过束脩与润笔等为桐城派作家提供治生之资,另一方面则助益桐城派作家著作的刊刻与传播。徽商不仅有助于桐城派的发展,更是对于以江永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新安经学的兴盛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桐城派作家与已成为新安经学代表的徽商子弟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推进清代安徽文学与经学的繁盛。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桐城派与徽商之间的互动,成就了中国古典主义最后的辉煌。

明清徽商与两淮城市的艺术繁盛和社会风雅

明清时期两淮城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音乐风貌多彩多姿,戏曲演剧盛况空前,说唱音乐热闹非凡,时调小曲风行不衰,书画艺术风格多元。明清两淮城市艺术的繁荣离不开徽商的巨大贡献,徽商凭借其雄厚的商业资产极大地促进了两淮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市民阶层的崛起,提高了城市的内生动力,影响了两淮城市的文化价值取向,强烈地刺激了市俗音乐文化的全面勃兴。徽商大贾的园亭宾客、文酒诗会对明清学术的交流与发展影响深远,使得明清两淮城市呈现人文荟萃、名伶辈出、风雅尽显的特殊气象。

新时代背景下徽商文化市场精神变化及时代发展研究

发源自中国徽州地区的徽商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形成了诚实守信、重视科举、重视教育以及坚韧不拔的文化精神。而徽商文化市场精神的内核是贾而好儒,并且包括了胡适先生所说的“徽骆驼”品质,儒家提倡的仁义和信义也成为徽商的行事信条。徽商的文化市场精神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迭代、变化和更新,在明清时代纳入了新安画派和徽剧等内容。在新时代下,徽商的市场文化精神也对现代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徽商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演化路径、热点透视与发展趋势(1992—2022)

以1992-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818篇核心期刊文献为分析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与CiteSpace软件梳理、绘制徽商研究年度文献、合作网络、共现网络、关键词聚类的科学知识图谱,揭示徽商研究的演化路径、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提出拓展研究视域、深化合作交流和拓宽研究视角的研究建议。徽商相关研究模式和结论为未来徽商学术研究和业界实践提供基础性知识工具。

体验经济时代徽商文化的影像传播现状及其创新路径

徽商文化作为跨时数百年的传统文化,极具地域和人文双重特色,如何在体验经济时代对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丰富和创新徽商文化在当下的影像传播方式,借助于现代数字技术,对徽商文化进行内容和形式并举的创意改造,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影像传播方式,诸如影视传播、网络传播、短视频、视频直播等增强徽商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徽商:中国商业先驱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以徽州人为主体,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商帮之一。他们以经营盐业、茶叶、木材等为主,善于利用资源和发挥地区优势,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如今,徽商精神仍被广泛传承和发扬。

浅谈新安画派与徽商

本文探讨新安画派与徽商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徽商崇尚儒家文化、积极参与文艺活动的文化理想,以及徽商对新安画派发展实际影响的分析,以期更好地梳理明清时期徽商与新安画派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清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为探讨地方画派与商业力量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明清运河与徽商互动发展研究

明清时期是中国大运河开凿与利用的重要时期。大运河沟通南北,对明朝统一天下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借大运河这一经商的交通要道,徽商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壮大,而徽州商帮的经营活动和多项义举,又反过来促进沿运城镇的经济繁荣及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这个角度说,大运河与徽商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