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体功能维护

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但器官的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缓解器官短缺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DCD供体发生脑死亡或心脏停搏时出现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会导致供体器官功能损害,因此供体器官功能维护直接关系到捐献成功率和受体的安全。通过选择合适的捐赠者(Maastricht分类Ⅲ型)、高质量的供体和匹配的受体(高风险供体向低风险受体),使用先进的器官保存技术(如低温机械灌注、常温机械灌注及全身静脉系统氧气灌注)以及药物控制,可使DCD供体的功能得到维护从而获得良好的移植效果。

体外膜肺氧合对非可控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的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非可控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的保护效果。方法随机选取60例非可控型DCD患者,按ECMO体内灌注的时间将60例供体随机分为3组,实验组1利用ECMO灌注2 h,实验组2灌注4 h,实验组3灌注6 h,每组20例,相应受体亦分为3组,每组20例。同时随机选取20例接受循环功能稳定的脑死亡器官捐献(DBD)的受体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受体的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和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比较各组受体的移植肾恢复时间、术后第1日尿量和术后1年移植肾功能等指标;比较各组受体术后1年人、肾存活率。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各实验组受体的PNF、DGF及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与对照组比较,各实验组的移植肾功能恢复时间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而各实验组受体术后第1日尿量及术后1年的肾功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各实验组及对照组肾移植术后1年的人、肾存活率均为10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利用ECMO技术辅助非可控型DCD的循环或呼吸功能可以很好地保护供肾功能,提高供肾使用率。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及保护与肝肾移植的研究进展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近年来发展迅速,数量不断增加,DCD供体评估方法不断完善,相应器官保护措施更加科学化,其肝肾移植效果也逐渐与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接近,本文就DCD供体评估及器官保护与其肝肾移植效果作一综述。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与保护

对终末期肝病患者施行肝移植手术可明显提高其远期临床生存获益。术式的改进、免疫药物的进展及围术期管理方式的更新使肝移植的成功率在不断上升,其适应证也在不断拓宽。我国器官移植自20世纪60年代起步,在经过多年发展后如今每年可使约1万例的患者因器官移植而获得新生。但我国的人口基数大、终末期肝病患者多,加之移植适应证的不断拓宽,供体短缺的问题也变得愈发严峻。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超过30万人迫切需要肝移植挽救生命,而能成功接受肝移植的仅数千人,我们迫切的需要去寻求更多的、有效的可用于扩大供体器官数量地合法途径。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中的应用进展

供肝短缺已经成为制约肝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是扩大供体池的一个重要来源。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可提高DCD供肝的质量,增加器官捐献供体池,改善肝移植受体的预后。本文综述了ECMO对DCD供体器官支持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ECMO用于DCD供体肝移植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提示ECMO在我国DCD供体肝移植中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

心脏死亡供体器官捐献在肝移植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肝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脏疾病的一种成熟手段，随着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严重的供体器官短缺越来越成为阻碍肝脏移植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了使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器官移植医生尝试了多种手术方式，如成人间亲属活体供肝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等术式，但是这些仍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器官需求。目前，我国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与术后受者存活时间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是在器官来源方面却存在着巨大差别。国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多以脑死亡供肝为主，心脏死亡供肝为辅，而我国的供者情况则是以尸体为主。由于缺少脑死亡的立法，虽然可以根据脑死亡判定标准（征求意见稿）判定供者是否符合临床脑死亡［1］，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支持，仍需等待撤除对供者的呼吸与循环支持，待供者呼吸循环完全停止后才能进行器官获取。

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和供心选择临床分析

目的总结7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和供心选择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73对脑死亡器官捐献心脏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评估供体,选择供心,分析心脏移植受者生存情况和边缘供心使用情况。结果发现潜在供体,在判定脑死亡状态后,明确供体家属同意器官捐献后,评估供体,选择供心,使供受体最大限度匹配。73例心脏移植受者手术成功率为94.5%(69/73),围手术期死亡4例,术后随访1年死亡4例。边缘供心使用情况:供体年龄≥45岁17例,供受体体质量不匹配2例,供体中毒1例,供心冷缺血时间≥4 h 43例,大部分心脏移植受者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和(或)体外膜肺氧合辅助,最终顺利出院。结论供受体最大限度匹配可使心脏移植患者获益最大;同时,适当放宽供心选择标准,增加供心数量,将为众多等待心脏移植患者带来希望。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扩展标准供体肾移植早期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比较扩展标准供体(ECD)及标准供体(SCD)肾移植的早期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肾移植的85例受体临床资料。根据供体类型,将相应受体分为ECD组(31例)和SCD组(54例)。比较两组受体肾移植术后3个月内血清肌酐(Scr)水平、早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预后情况。结果 ECD组和SCD组术后1个月内的Scr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ECD组术后60、90 d的Scr水平分别为(189±97)、(175±69)μmol/L,明显高于SCD组的(142±49)、(135±41)μmol/L(P=0.005,0.002)。ECD组和SCD组的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率分别为6%和15%,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分别为23%和19%,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0%和6%,其他早期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32%和1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ECD组和SCD组人存活率分别为97%和94%,ECD组和SCD组肾存活率分别为84%和9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与SCD相比,ECD肾移植亦可获得相当的早期临床效果。在目前供肾来源严重缺乏的条件下,ECD的使用可以扩大供肾来源。

大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原位肝移植模型建立的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建立大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原位肝移植模型的技巧并总结经验。方法将120只大鼠按热缺血时间分为3组:A组(热缺血0 min)、B组(热缺血10 min)、C组(热缺血20 min),每组各40对。通过改良"二袖套"法,对3组大鼠行原位肝移植术,记录3组大鼠手术各阶段所用时间。记录3组大鼠手术结束时,术后24 h、72 h、7 d的存活率,如出现死亡及时解剖分析死亡原因。结果 3组大鼠的供肝冷缺血时间、无肝期及受体手术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手术结束时,A组、B组、C组大鼠的存活率分别为97%、97%、100%;术后24 h,3组相应存活率分别为92%、90%、92%;术后72 h,3组相应存活率分别为90%、80%、77%;术后7 d,3组相应存活率分别为85%、70%、57%。3组大鼠手术结束、术后24 h和术后72 h存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术后7 d C组大鼠的存活率低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中和术后24 h内死亡原因多为手术操作导致,术后72 h死亡原因多为胆漏和缺血性肝衰竭,术后7 d死亡原因多为胆道并发症,且随着热缺血时间的延长,胆道并发症的发生只数增多。结论大鼠DCD供体原位肝移植模型的稳定建立关键在于保护肝脏和胆道功能,难点在于肝上下腔静脉的吻合和缩短无肝期。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应用体外膜肺氧合的配合与监护

目的探讨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的护理配合与监护要点。方法对24例脑-心双死亡的器官捐献者持续严密地进行心电和血压的监测,重点监测收缩压、平均动脉压和心电图,及时为医师提供启动和中止ECMO的时机;配合医师进行ECMO的置管与运转以及各参数的监测与维护;做好拟献器官功能的监测与维护等。结果 24例脑-心双死亡的器官捐献者,在脑死亡后等待心脏停跳的过程中全部应用ECMO,ECMO支持时间51～380min。成功获取肝脏24个、肾脏34个、心脏2个、角膜46个,器官热缺血时间全部为0。24个供肝全部有效地用于24位肝移植患者,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满意,痊愈出院。结论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应用ECMO,对捐献者的严密监测、ECMO系统的维护以及对拟捐献器官功能的保护是护理工作的重点。

高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研究进展

高龄供体供肝作为边缘供肝的一种,在有效解决供肝短缺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高危因素,与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密切相关,但在控制好相关并发症及相关肝脏疾病的基础上,高龄供体肝移植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可靠的。本文从高龄肝脏退行性改变、高龄供体肝移植、高龄供体肝移植并发症、高龄供体肝移植高危因素、高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选择标准思考等,就肝脏随年龄变化特点与高龄供体肝移植的近年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同时探究高龄DCD供体肝移植是否安全可行。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与亲属活体捐献供肾的移植效果

目的 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肾与亲属活体捐献(livingdonor,LD)供肾移植术后短期效果的差异,评估DCD供肾移植的可行性及安全性,以便更好地利用DCD来源供肾。方法 选取2017年12月至2023年1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行肾脏移植术后患者,根据供者的来源分为DCD组和LD组。收集两组的临床资料,并比较两组术后不同时间血肌酐变化及术后并发症等发生情况。结果 共纳入患者70例,其中DCD为50例,LD为20例。两组均恢复顺利,术后2周内血肌酐均降至200μmol/L以下,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DCD组术后2周内血肌酐水平要高于LD组,其中第1~7天及第9天两组血肌酐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DCD肾移植效果确切,但在术后短期肾功能恢复与LD供肾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加强术前评估。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维护措施的研究进展

供体短缺问题是影响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瓶颈,亲属活体器官和尸体器官捐献是供体的主要来源,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重要的组成部分。DCD供体质量的改善是目前肾移植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就DCD供肾维护措施——供肾快速获取法、自动胸外按压法、原位灌注法、常温体外膜肺氧合法、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法、Lifeport器官灌注运输法进行综述。

小儿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移植术后患者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个体化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近年来由于尿毒症患者的增加及肾源的短缺,导致多数患者只能通过透析维持生命,为改善肾源短缺,改善尿毒症患者的临床治疗,我国鼓励公民逝世后进行器官捐献(DCD)。与活体肾移植相比较,DCD供肾移植因供肾热缺血时间较长等诸多原因的影响,术后患者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发生率较高。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功能维护的研究进展

肝脏移植是目前公认的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近年来,随着需要接受肝移植患者例数的增加,供肝数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供体器官短缺问题日趋严重,为了增加供体器官来源,各国移植界逐渐放宽了供体器官的使用标准,扩大标准的供者（ECDs）器官移植不断增多。目前,我国ECDs主要是指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者。DCD供肝的冷、热缺血时间会增加,使得器官移植后移植物发生器官原发性无功能（PNF）和移植物功能恢复延迟（DGF）的发生率显著增加,因此,对供肝功能的维护尤为重要。本文就目前国内外心脏死亡供体供肝功能维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7例心脏死亡供体捐献肝移植患者的护理

总结分析7例心脏死亡供体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肝移植患者围术期的护理,认为积极做好供、受体的术前准备;术后严密病情监测及护理,及时监测肝功能和呼吸功能,给予营养支持维持内环境稳定;严格执行保护性隔离措施,预防感染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针对特殊患者给予个体化心理干预,减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并完善出院指导是提高DCD受体肝移植存活率,减少并发症的关键。通过总结7例DCD同种异体肝移植术的护理,对心脏死亡供体捐献行肝移植的流程及围术期护理重点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今后开展DCD肝移植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肺获取的手术配合

目的:总结5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肺获取手术护理配合的要点及体会。方法:回顾总结我院开展DCD以来5例供肺获取手术患者的护理配合,包括供肺获取手术的术前用物准备、手术中巡回护士与器械护士的配合以及手术配合的相关体会。结果:5例供肺获取中,1例因感染、局部浸润弃用,2例行双肺肺移植,1例用于矽肺患者右肺移植,1例经器官捐献系统转运于外院进行双肺移植,移植后均取得良好效果。结论: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良好的供肺灌注及保存,团结协作、精准熟练的术中配合是供肺获取手术成功的关键。

26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维护体会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最有效手段,而器官短缺已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在国际上备受关注.“可控型”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器官损伤较小,在我国所占捐献比例较大,受者远期预后与脑死亡器官捐献（DBD）的无差异.现回顾我市近两年参与实施的DCD器官移植情况,总结DCD供体维护要点如下。

机械灌注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保存、评估及体外修复的研究进展

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禁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作为移植供器官来源,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成为我国尸体供肾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研究表明[1],与脑死亡器官捐献（DBD）相比,DCD肾移植患者术后长期人、肾存活率无明显差别,但DCD移植肾术后原发性无功能（PNF）和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发生率较高,且随着DCD供肾的增加,DCD供器官质量的早期监测及维护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临床上保存供肾最常用的方式有机械灌注（MP）和静态冷保存（CS）两种方式。已有许多文献报道,

LifePort保存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在肾移植中的应用

目的研究肾脏转运器(LifePort)保存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者供肾在肾移植中的应用,为患者的恢复提供临床指导。方法回顾性分析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2017年7月至2019年2月期间接诊的25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移植后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同一供体两只供肾LifePort保存和普通冷藏两种不同的保存方式,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25例。检测并记录两组受者术后15 d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sICAM-1)、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血清含量、术后移植物功能恢复延迟(DGF)、肾功能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术后1年肾生存率和受者生存率。结果研究组患者术后DGF发生率为8.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术后1年肾生存率和受者生存率均为100.0%,分别与对照组的96.0%和100.0%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肾功能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分别为(12.5±3.3)d和(18.3±5.8)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15.6±4.7)d和(22.1±6.4)d,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的sICAM-1和MDA血清含量分别为(318.4±47.3)μg/L和(2.8±0.4)μg/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531.5±68.9)μg/L和(3.4±0.5)μg/L,SOD活性峰值为(81.3±5.7)IU/m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2.5±4.3)IU/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12.0%,略低于对照组的20.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LifePort有利于改善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供者供肾的保存质量,降低受者术后DGF发生率,有利于促进移植肾功能恢复,缩短受者住院时间,且对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受者生存率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具有临床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