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管理视角下的社会性别预算改革

社会性别预算深入考量预算决策对不同性别群体的影响,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性别平等。浙江温岭创新参与式性别预算之后,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推进略显顿挫,仅有个别地方的妇女发展规划对社会性别预算有所提及。笔者认为,通过强化绩效管理,有助于确定财政支出优先次序、评估性别目标的有效性、追踪性别预算成果进展。今后可以考虑从绩效管理视角出发来推动社会性别预算改革,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健全包含性别统计、性别影响绩效评估、性别审计的性别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框架,在技术层面通过执行性别平等资源分配绩效评估、推进社会性别预算绩效评价、编制社会性别预算相关报表来提升性别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小学生性别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市S小学的实证分析

儿童时期是性别意识形成、性别认同型塑的关键时期。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向C市S小学521名小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并结合对家长、老师和小学生的访谈和观察,探索小学生性别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小学生整体上的性别认同程度比较高,女生的性别认同高于男生,3年级是小学生自我性别认同的关键期。从影响因素来看,个体认知是影响性别认同的主要因素,家庭承担性别认同教育的主体责任,学校是性别认同型塑的重要场所,大众传媒也是不可忽视的长期潜在影响因素。

家庭教育中性别话语的社会建构——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社会建构论认为,个体生而为男为女,没有天生的性别认知,经过后天的社会建构之后才会成为男人和女人。家庭是个体自出生起就存在的日常活动场所,性别观念潜藏于其中,通过各种形式影响个体的性别建构。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12名研究生开展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提炼出学业、性格、外貌、婚姻、性认知五个维度,以及性别区隔和性别定势两个层级的性别话语建构过程,对家庭教育中性别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批判性思考,以期拓展性别气质自由发展的社会空间。

性别平等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及OECD数据库相关数据的分析,从性别平等程度和性别平等观念两个维度研究性别平等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及性别平等观念均日益改善,但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滞后于性别平等观念的转变,导致育龄群体在追求自我价值提升的过程中面临工作—家庭冲突,因此选择推迟婚育,并最终使生育意愿降低。在性别平等程度与家庭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中发现,我国的性别平等程度仍处于中低水平,家庭支持政策的实施滞后于欧洲国家,而性别平等程度较高且家庭支持政策落实较好的国家更有潜力提升生育水平。由此提出继续推动性别平等发展,加快家庭支持政策改革与调整,促进家庭内部合理分工,增加对双职工家庭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加快落实托育服务等政策建议。

青年发展视角下新时代青年人口的性别差异探究

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教育投入不断增加、计划生育政策演化调整和思想文化向现代化跃迁的宏观背景下,本研究基于青年发展视角探究了新时代青年人口在教育、就业、婚育、健康等领域存在的性别差异和两性青年面临的差异化挑战,并由此引出有关青年性别研究的进一步学理思考,提出下一步研究应重点聚焦性别比失衡引致的社会风险、释放青年性别红利、低生育率背后隐藏的青年发展困境以及促进两性青年充分均衡发展的相关公共政策,以期促进青年人口的全面发展。

体育活动预测大学生性别角色发展的研究——基于昆明高校的数据

目的:针对“男性女性化”话题进行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探讨体育活动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方法:对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发放《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50)和体育活动调查表,回收有效问卷1 030份。通过交叉表卡方检验对体育活动的每次平均持续时间、周运动频率、运动强度等是否对性别角色的表现形式有统计学意义进行检验;然后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纳入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以确定体育活动的各要素及其水平是否对性别角色的表现形式起到预测作用。结果:交叉表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每次运动持续时间、运动频率和运动强度对性别角色的表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未分化的性别角色,与每次运动持续时间小于30 min、每周1次的运动频率、无汗和微微出汗的运动强度相比,在男性化和女性化模型中,除了每周2~4次的运动频率对男性化具有正向提升之外,每次运动持续时间、运动强度、运动频率等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双性化模型中,大于60分钟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高的运动频率、出汗较多和大汗淋漓的运动强度对双性化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体育活动的每次持续时间、周运动频率、运动强度等都可能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的重要原因;每次1小时以上、高于每周1次的运动频率、出汗较多的运动强度,都是双性化性别角色的有效预测变量;可以通过体育参与的情况对大学生的性别角色进行初步的判别,或通过大学生的性别角色来初步判别其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性别平等——现状、挑战与应对方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发展水平全方位提升,经济活动参与权达到历史新高度。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也不断加剧,阻碍女性晋升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比比皆是,性别薪酬差距持续拉大,传统性别角色观依然在许多领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下中国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依然任重道远,而数字化进程并未使上述问题得以自行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性别平等具有“双刃剑”作用,在数字化直接创造出大量适合女性就业创业岗位的同时,数字经济部门本身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却日益严峻,两性之间的数字技能鸿沟不断深化,技术替代人力凸显了女性就业脆弱性,组织结构扁平化加固了“玻璃天花板”,而且性别歧视甚至内隐于数字技术之中,成为一种自带歧视意味的数字秩序。总体而言,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行业间的横向性别隔离程度,还是行业内的纵向性别隔离程度,都呈现加剧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仍须依靠“发展”本身来解决。从长远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向女性赋权方面,数字变革拥有无限潜能。未来仍须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平等保护政策体系,完善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生态,大力发展性别平等化的数字教育,建立有助于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公共服务体系,并紧抓数字机遇拓展女性就业空间,从而使数字科技真正成为赋能弱势群体、引领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哺乳动物性别决定与性别控制研究进展

哺乳动物性别决定是一个由许多基因参与的级联调控过程。研究发现,参与哺乳动物性别决定的基因很多,比如Sry、Sox9、MIS、SF-1、Zfy等。通过研究哺乳动物的性别决定相关基因,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如RNA干扰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等,有望从基因层面实现人为控制动物后代性别的目标。本文主要对哺乳动物性别决定相关基因和性别控制技术进行了综述,以期为畜牧生产中家畜的性别控制提供参考。

硬骨鱼类性别调控对大刺鳅性逆转的启示

鱼类的性别控制受遗传性别决定和环境性别决定两种机制的影响,对水产养殖具有重要意义。与其他脊椎动物相比,鱼类在性别分化和性腺发育方面可塑性强。硬骨鱼类雌雄个体的大小和生长速度存在显著的两性差异,培育和养殖体型大、生长速度快的单性群体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大刺鳅是一种具有高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淡水养殖鱼类,雄性个体比雌性生长速度更快、体型更大,因此培育全雄大刺鳅的经济效益更高。野生大刺鳅雌雄比例约为1∶1,但在人工养殖条件下易出现高雌性率的现象。目前尚不清楚何种因素引起大刺鳅的雌性化,也未见成功诱导大刺鳅生理雌鱼发生性逆转的报道,这极大制约了大刺鳅养殖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目前关于大刺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态学、生理学、繁殖生物学和遗传多样性等方面,关于大刺鳅性别决定与性别分化的研究较为薄弱,需从其他硬骨鱼类的性别决定机制、性别调控方式和性别控制育种技术中发掘思路。基于硬骨鱼类的性别决定机制,综述了硬骨鱼类性别控制的几种方式,主要包括遗传因素调控(如性染色体、常染色体上的性别决定基因)和环境因素调控(如温度、外源激素、饵料等)。旨在为解析人工养殖大刺鳅高雌化的原因及潜在作用机制提供思路,同时为大刺鳅单性种群的繁殖与保持、优良品种的选育和种质资源保护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以期更好地了解大刺鳅性腺发育和生殖机制,解决现阶段养殖大刺鳅雄性率低的瓶颈,为大刺鳅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论小学教师的性别素养——基于小学教育中性别现象的思考

我国小学教育中广泛存在着两种性别现象,一种是反映在教育教学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一种是小学女教师偏多的性别失衡现象。本研究通过揭示小学教育中客观存在的性别现象,超越生物本质视角与社会建构视角,回到教育自身来认识小学教育中的性别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在小学教师专业伦理视域下提出小学教师应具备一定的性别素养,立足小学生的“向善性”、小学教师的“示范性”、小学教育的“发展性”,小学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遵从性别敏感、性别公正、性别友好三项伦理原则。小学教师性别素养的伦理原则及教育价值可以帮助师生基于性别存在又超越性别存在,不断趋向教育之终极善,即“培养完整的人”这一育人目标。

博物馆场域中的性别叙事——以广州农民工博物馆为例

现代城市中兴起的农民工博物馆体现了一种以发展和市场为中心的个人化叙事,这种叙事与经济理性和追求个体经济发展的理念相一致。兴建于2012年的广州农民工博物馆的展览设计了一个性别叙事序列,从市场转型中流动劳动力的生产,到世俗的家庭生活,再到女工的情感表达,表征了意气风发的女工审美形象,塑造了坚韧不拔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和人格。博物馆的性别叙事始于女性在公共劳动中的就业实践,以及“劳动”在女工主体建构中的关键性作用。同时,有关女工的故事脚本展示了它对游客的教育价值,即女性只有通过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劳动”,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性别平等以及自我主体的崛起。因此,广州农民工博物馆积极参与到当代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中,它不仅是一个文化载体,还兼具经济意涵与审美价值,从而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叙事体系。

自媒体时代性别话语的传播与再造

自媒体为个体发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渠道,使得性别议题这一私领域问题走向公共话语空间,为推动两性平等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同时,在更为自由、个性的自媒体环境中,网络性别言说的碰撞更为激烈,甚至出现意见分化与割裂,而且在“流量为王”的商业利益裹挟下出现娱乐化和低俗化的情形。这些言说和碰撞背后既反映了大众的性别观念,也反映出社会主流性别文化、女性主义思潮在消除隔阂、增进和谐、推动两性平等方面的引导与努力,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引导先进性别文化传播,以主流权威引导和整合网络分歧,在线上线下的互动中塑造两性平等和谐的先进性别文化。

女性主体性与美国苗族社区性别关系变迁

在当代美国社会,苗族女性群体已获得一定的社会权利与地位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她们走出家庭与社区,参与外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努力争取两性的自由平等。在苗族社区内部,性别不平等仍是一种较为显性的存在,女性在整体上仍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社会地位的变化与新身份的获得、美国社会相对平等的性别关系以及学校教育的普及,激发了美国苗族女性的自身主体性,推动了美国苗族女性的整体性发展。美国苗族社区内的性别关系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

在家庭与性别之间:农村青年女性的“做女儿”实践

韦斯特和齐默尔曼的“做性别”理论强调性别是在特定情境下的互动式达成,拓展了将性别实践仅视为角色或制度结果的传统性别理论。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妻子或母亲的性别实践,忽视了原生家庭中的青年女性。做妻子、母亲的女性通常更主动,处于平等或优势地位,传统文化中女儿在性别和代际两个维度均处于下位且难以退出,这使得“做女儿”的性别实践更能呈现不同性别观念的交互影响与互构。以王芳哥哥出轨事件为例,本文指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青年女性的性别实践在传统与现代力量的交织中呈现出复杂性,教育和经济提升确实能给女性赋权,但并不必然导致女性观念变化和地位的根本改变。基于理性的女儿偏爱观以及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异文化,对于“做女儿”实践可能产生重大冲击。即便如此,在情感压力下采纳家庭主义性别观念维系家庭和谐仍是农村青年女性“做女儿”的首要原则。性别平等价值观的践行任重道远。

基于性别差异的“五维协同”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究

中小学学生正处于性别认同和塑造的关键期,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针对两性差异特点采取合适的教育手段,促使两性的心理健康发展趋于更理想的模式。提出心理健康因“性”施教的“五维协同”共建模式,即学校、学生、政府、家庭和社会的共建模式,以“学校—学生”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和核心,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家庭的支持作用,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协同营造因“性”施教的良好生态和社会氛围,从而开创基于性别差异的中小学学生心理成长和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从性别不平等角度思考职场性骚扰的研究述评

职场性骚扰已成为性别研究的重要议题,作为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其不仅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也是对个人权益的侵犯。权力差异与等级制度、组织氛围、性别偏见态度等因素被认为与性骚扰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职场性骚扰不仅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造成伤害,同时在组织内部也造成恶劣影响,使负面后果扩散到组织和社会层面。聚焦性别不平等角度,通过总结与分析性骚扰的成因、影响因素及相关后果,探讨与展望职场性骚扰的防治与反馈机制,可揭示出女性在职场性骚扰行为中的受害处境及面临的现实伤害。如何建立更好的防治和反馈机制以消除工作场所中的不当性行为,还需进一步深化有关方面的研究。

互联网使用与性别偏见认同感——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核匹配、稳健最小二乘回归法、分位数回归法和RIF回归分解法,检验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偏见认同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改善性别偏见认同感;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偏见认同感的改善效果在男性组别中表现得更弱;随着性别偏见水平的提高,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偏见认同感的改善效果在男性组别中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在女性组别中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当性别偏见处于较低水平时,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偏见认同感的改善效果不存在性别差异;当性别偏见处于中等和较高水平时,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偏见认同感的改善效果在男性组别中表现得更弱。国家须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使用可及性,正确引导网络媒体舆论。

基础教育领域中的职场性别建构--践行性别、消解性别与“玻璃扶手梯”效应

研究职场性别建构可加深对性别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通过对19名师范生出身的新入职教师做半结构访谈,探讨男性进入“女性职业”对职场性别构建的影响,研究发现,教师行业中的“玻璃扶手梯”效应存在于教师招聘阶段以及教师工作场域,该效应源自“男女有别,各就其位”的教师工作性别分工。在教师招聘阶段,师范生采取弱消解性别策略应对“玻璃扶手梯”效应,即面试官的额外关注、倾向男性的“灰色操作”以及不平等的入职门槛。在教师工作阶段,男教师选择践行性别策略,通过承担非教学类工作及女教师生育期间的额外任务,获得晋升优势并构建男教师身份合理性,达到教师职业上消解性别的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职业消解性别与工作上践行性别存在矛盾之处,男性进入基础教育领域,看似打破了职业性别隔离,实际加强了社会性别遵从。

职业性别隔离与大学毕业生起薪性别差距——基于CC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2010—2016年调查数据,从职业性别隔离视角对大学毕业生起薪性别差距的产生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女大学毕业生起薪比男生低7.5%左右,女生在校期间的人力资本相对优势有助于缩小起薪性别差距。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与基于RIF的回归和分解方法分析发现,大学毕业生起薪的性别差距主要源自基于行业分布差异的水平性别隔离,而非基于职业地位高低的垂直性别隔离。控制了行业分布的性别差异以后,专业分布的性别差异对起薪差距的解释能力有限;在起薪分布的所有分位数中,男大学生的起薪均要显著高于女大学生,并且随着分位数的增长,性别差距逐渐扩大,性别歧视因素也随之增加。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差距存在着明显的“天花板效应”。最后从消除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和加强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两个方面提出缩小大学毕业生起薪性别差距的政策建议。

不同抱负表达水平下感知抱负的性别差异

抱负的性别差异被认为是男女职业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通过操纵不同水平的抱负表达,在工作情景的领导视角下从感知者、目标性别两个角度探究不同抱负表达水平下感知抱负的性别差异。采用情景模拟实验,被试为在职员工,实验1有效被试116名,实验2有效被试125名。研究结果表明,感知者男性在感知中、高抱负表达时差异显著,女性感知者在感知中、高抱负表达时差异不显著。相对于目标男性,目标女性在高抱负表达下感知抱负被高估。研究证实了在不同抱负表达水平下感知抱负存在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在中、高抱负表达条件下显现出来,值得在未来进一步探究女性不同水平抱负引起的人际与职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