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社会的女性叙述与性别伦理--以漳州民间故事为例

漳州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存在四种基本类型,即贞洁者与依附者、“神性”与“中性”之人、两性和悦相爱相长的女性、既定秩序的反叛者与反抗者。这些形象类型及其背后的多元性别意蕴表明,健全社会的两性关系,在男女尖锐的性别对抗的偶见现象之外,还存在稳定的走向相爱相长的基本模式。因为讲求关系和谐与宗族情感的中国传统社会,很难孕育出普遍化的性别对抗,而每一个故事文本中的性别伦理,都是由故事原语境中的性别意识、故事讲述者的性别观念、读者或听众持有的两性立场所“层累”而成的三元矩阵。民间故事中的性别对立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后来的故事讲述者、听众自身所赋予的。更深入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狭隘的二元论性别对立思维,剖析故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故事生产者那里被不断建构、传播所铭刻其上的不同意义层级,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社会形态与文化语境的故事阐释与文本分析模式。

《紫木槿》的创伤书写与性别伦理

奇玛曼达·阿迪契小说《紫木槿》的创伤书写展现出鲜明的性别立场。基于压迫—觉醒—反抗的叙事线索,小说记录了伊博族少女康比丽从经历家庭创伤到重建自我认同的女性成长过程。通过考察创伤事件中不同主体的生存境遇,阿迪契表达了自我对尼日利亚社会的性别伦理秩序及其权力运作机制的伦理思考:一方面,以比阿特丽斯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其反抗行动凸显女性独立需要承受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以尤金代表的专制家长则被父权中心的神话绑架,在不同身份转换的过程中产生自我认同的焦虑。

贾平凹《山本》《暂坐》的性别伦理叙事策略对读

《山本》形塑的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一对男女主人公之间性别平等、互补、和谐共生的理想关系结构图式;《暂坐》则于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杂糅语境下描述“西京十三玉”共同追求女性主体独立、多元主体风格,以及在精神与实存双维空间建筑“一间自己的屋子”的理想的历程。两部作品相继使用诸多相同或相似物象、空间与宗教意象,借此塑造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女性象征体系,完成了各自的性别伦理主题建构。它们均采用费伦所谓的“隐性叙事”修辞策略,其叙事进程最终都从性别乌托邦世界的建构变异至性别异托邦形态,都以叙事学所总结的一种毁灭型“叙事灾难”范式结局。对读这两部小说可体味到一个工作勤勉的老作家的思维定式,或者说一种创作的“模式化或套路化”问题。

反叛与倚重:红色经典对传统性别伦理的双重态度

红色经典与传统性别伦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错位对接关系,既大胆反叛传统性别伦理,又难以逃离其内在制约,"反叛"从话语层面应答了人们的创新求变需要,"倚重"从心理深层认同了人们的古老信念。这种反叛与倚重的双重态度正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红色经典能够被经典化的根源所在。

“全面二孩”政策的社会性别伦理探析

社会性别伦理是一定社会道德文化对男女性别角色及其责任的期待和评价标准。社会性别伦理的分析就是从人的基本权利出发,从影响两性发展的性别价值观念及其行为规范入手来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和政策,消除不利于两性发展的障碍。“全面二孩”时期,生育的男孩偏好将有所缓和,加之女性在家庭养老中的特殊作用,会出现“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促进性别平等;生育已从私人领域的事务转变为公共领域应给予干预的事务,政府及社会应为生育提供各项制度支持;女性在孩子抚养和家务劳动上的负担将加重,家庭与工作的责任难以平衡,亟需促进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从而提升生育率;女性的催生压力将增加,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但女性的生育主体意识应受到尊重,生育应回归理性和自主。

性别伦理视域下女性自我观的建构

人类性别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逐渐打破了女性"缺席"和"失语"的沉寂局面,为争取权利、地位、尊严而斗争的女性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全面觉醒。由于长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女性在经济领域的价值错位、政治领域的价值缺失和文化领域的价值扭曲,是当前制约女性自我观建构的巨大屏障。以性别伦理视角观之,性别平等是女性自我观建构的前提,性别公正是女性自我观建构的关键,性别和谐是女性自我观建构的愿景。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性别伦理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的性别伦理,即男女空间的内外区隔、"看不见"的女性空间、以祠堂和贞节牌坊为代表的女性教化空间。传统建筑以区隔内外、分隔男女为主要手段的空间规训机制,一方面实现了建筑与空间对女性身体、女性活动的控制与限制,另一方面则实现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权力格局,并以物质标识的方式彰显了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

真情去向何处？--性别伦理视域下《火山情人》中的两性关系解读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桑塔格美学思想的重点从单纯追求形式转向关注社会现实,这一转向在她的小说创作中亦有体现。在《火山情人》中,桑塔格通过展示骑士纳尔逊与他两任妻子凯瑟琳和爱玛的爱恨交错来揭示在传统性别伦理思想压制下爱情变得虚无而婚姻成了权欲与物欲工具的现实。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性别思想不仅将女性置于从属的他者地位而且抑制个体男性的主体性,以此思想体系为根基的婚姻爱情使得男女双方都失去了本该有的善,所以他们婚姻不幸、情爱错位。拟通过分析工具婚姻给男女双方带来的不幸以及两情相悦的隐藏和夭折来阐释桑塔格对传统男性中心主义性别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和谐男女两性关系伦理的重构。

《奇幻山谷》中的性别伦理研究

谭恩美是当代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于2013年出版的《奇幻山谷》是其又一史诗般的巨著。本文从文学伦理学的性别伦理视角切入,深入主人公所处的伦理环境,分析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中丧失性别伦理身份的原因,解读主人公最终通过正确的伦理选择重建性别伦理身份的历程,揭示混乱的伦理环境对个体的危害,表明女性只有勇敢抗争、团结一致才能建构完整的女性伦理身份。

性别伦理与合作偏好——女性主义国际合作观述评

国际合作是构筑世界和平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合作是一种以达成利益分配为基准的获利性的交往行为,因而合作难以达成抑或充满变数。女性主义对国际合作有着特殊的认知和偏好,它试图融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及其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认知均彰显了强烈鲜明的合作观念。女性主义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并赋予国际合作以稳定性和牢固性。只有两种性别伦理的合作偏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最终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世界和平。

网络女性污语的社会性别伦理分析

传统的中文污语,男性是更为普遍和频繁的使用者,它以运用粗俗贬损女性词语为话语特征,表现的是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随着社会话语的发展和变迁,在网络上出现了以女性使用者为主的新型污语,并逐步蔓延至日常生活。它用词含蓄晦涩,从字面看褒贬有别,而词语背后意义则内含具有侮辱女性的实质,表现出转型时期女性权力意识的多元。本文主要通过对这种新型污语的分析,揭示其反映的中国当代社会复杂的性别权力结构的变迁。

生育性别选择的性别伦理分析

本文从解析生育性别选择的概念出发全面揭示了生育性别选择中的性别伦理问题,从性别伦理的独特视角对其作出详细分析,进而提出了规制生育性别选择,消除性别歧视,构建合理生育伦理秩序的性别伦理策略。

蒲士的性别伦理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英国社会学家蒲士(Meyrick Booth)所著Woman and Society的中译本《妇女解放新论》于1931年在中国出版,对20世纪30年代新贤良主义论战的演生具有开启之功,中国妇女解放之受质疑的社会影响力正由此肇端。蒲士此书在分析欧美激进的妇女运动之积弊中辟一新境,径由两性生理、心理异质论,直贯入女性人格之塑造与伦理道德、种族绵延等范畴。蒲士的学说是在吸收了西方近代哲学与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基础上产生的,在传入中国以后一度生根,蝉蜕出一种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即潘光旦的"位育论"。潘先生的这一理论虽涵盖富赡,然推究其肯要,终以培育人格品性、改善民族品质为归宿。所有这些,均无法用"妇女回家"作简单化的逻辑框定。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论略:唯美纪实与性别伦理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伦理审美意境和空间意象结构呈现出体系性、矛盾性、继承性、扬弃性等特点,它们努力呈现的真善美及"和谐爱情观"为英国文学的诗歌批评和美学范式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阈。把性别伦理学纳入文艺审美视界的扩展手段不仅独具风采,还折射出超越时代的"艺术永恒"的人文主义风貌和普世警醒意义。

女神信仰·海洋社会·性别伦理——对水尾圣娘信仰的性别文化考释

水尾圣娘信仰发端于海南岛东北部,遍及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洋女神信仰。基于水尾圣娘的女性身份,不同主体通过阐释其性别文化意涵,传递了同性别权力有关的观念、价值及规则,表达了对女性的角色期望与社会定位。由此,他们也成为南海海洋社会性别伦理的构建者。在水尾圣娘信仰演进的实践情境下,人与神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地发生着变动,这一进程同样伴随着社会性别关系的再生产。这不仅体现了性别视角在涉海人群信仰研究中的重要性,更彰显了南海海洋文化包容互鉴的本质特征。

从《家庭墓地》一诗中看弗罗斯特的性别伦理及平衡诗学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美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他擅长写叙事诗,《家庭墓地》就是其中的一首。分析这首诗中丈夫和妻子对待孩子夭折事件的不同态度及产生的冲突,同时也探讨了本诗中所体现的弗罗斯特的性别伦理和平衡诗学,从而进一步感受到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代人生存问题的探索。

性别伦理与民族记忆重构——以新世纪江苏长篇小说的南京大屠杀书写为中心

透过《刻骨铭心》、《桃叶渡》、《石头城》、《秦淮恨》、《紫金草》、《紫金山燃烧的时刻》等长篇小说文本,新世纪江苏作家以“女性受难”为切口打通了重构民族悲剧记忆的文学路径,也深入探勘了“女性献祭”的多重意涵及其与国家伦理的内在耦合,进而在“女性纯洁性”的深沉思考中重启了对于民族悲剧的文化省思。如果说,剥夺“女性纯洁性”的背后潜伏着侵略者话语的霸权魅影的话,那么,江苏长篇小说家们对于“女性纯洁性”的批判性思考本身即意味着一种话语反抗,他们从女性主体意志的自决、男权话语的二次裁决、价值世界的重建等叙事路径切入对于民族悲剧的深刻省思。

人工智能时代性别伦理的多维思考与前瞻性治理

人工智能时代的性别问题首先表现为原有性别问题在技术中的映射与放大,具体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使得其有可能习得已有的性别偏见,并通过算法实现性别偏见、性别歧视的“客观化”;二是人工智能技术从业者的性别单一性导致单向度性别伦理观念与价值标准在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的嵌入,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无法实现对于公平等社会公共价值的回应。同时,“第三性”的“人造智能生命体”的出现也催生出人-机交往的新问题,即机器生命的跨性别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两性二元对立的框架,增加性别交往与性别伦理的维度。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通过劳动替代改变社会分工结构中性别的嵌入关系,促进交往体验“共享”与“共情”,有助于性别伦理建构回归具体的社会情境,而借助性别化身体的解构则进一步指向自然差异基础上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为“自主”性别伦理观的建构提供条件。当然,技术并不能自发推动性别问题的解决与新的性别伦理观念的形成,还需要社会治理行动者的前瞻性治理来释放其解放特质。政府可以通过提前进行理念更新与职能调整,主动挖掘性别问题并设计针对性的治理工具,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科学家共同体”的形成,推进人工智能时代新性别伦理观的建构。

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学说的性别伦理意蕴

王阳明＂万物一体＂思想在继承前儒的＂仁民爱物＂及＂天地万物同体＂学说基础之上用＂仁心＂和＂良知＂来诠释＂万物一体＂,并将＂一体之仁＂推至社会人生的至境。学界对其＂万物一体＂说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讨论较多,本文拟从性别伦理的视角探讨＂万物一体之仁＂,由此推衍出三层意蕴：同体之仁——男女两性平等的性别意蕴;顾惜之情——以仁爱对待女性的性别意蕴;差别对待——肯定性别差异的性别伦理意蕴。同时指出＂万物一体之仁＂与女性主义伦理学中的＂关怀＂具有理论上的相通点和亲和性。借用女性主义这块他山之石,王学或可开展出更丰富的诠释空间。

论《做家务的男人》中的性别伦理与人文情怀

情感观察类综艺节目《做家务的男人》立足于当下社会的快捷生活方式,以"男人做家务"为独特视角聚焦亲情、爱情、友情等多重情感进行剖析亲密关系,不仅扣准时代脉搏,直面现实问题,呈现出家务劳动与性别分工的勾连,推进着代际互惠与家庭和睦的融合,还倡导了情感沟通与人文价值的传递,有效促进新时代下新家风的树立,让更多年轻人洞悉生活和谐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