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性”写作与潜在性别立场：龙应台的创作

龙应台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首表达爱情，厌倦战争的歌曲《莉莉玛莲》（又译《提灯下的女孩》），穿透你死我活的军事对抗、政治意识形态、价值立场的差异，在盟军、苏军、德军士兵中传唱不已，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她认为自己的写作也应该寻找这种“穿透性”的东西，穿透不同华人世界的种种屏障。

从张贤亮笔下的劳动妇女形象透视张贤亮的性别立场

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集中国传统妇女美德于一身,具有贤良温顺、吃苦耐劳、勤劳善良的品质,她们的母性特征尤为明显,她们的爱情都属于受动型。张贤亮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是他对女性性别的艺术想象,透露出他作为男性作家的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立场。

历史语境与性别立场

女性问题在中国或许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在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时,都应当正视其历史文化语境的复杂性,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性别立场对女性写作的影响以及相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因此,在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支点,选择性别立场去观照历史、审视现实时,我们首先应该对晚清尤其是五四以来的历史语境清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性别面具下的权力话语——谈阎真《因为女人》的性别立场

阎真的小说《因为女人》自2007年出版至今，关注与评论一直未有淡薄。尤其是高校中的女生，对小说的关注呈现出愈来愈热的趋势。她们议论的内容，多是关于小说的女主人公柳依依的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许多女生由柳依依的命运推而广之联想到诸如女性价值或女性解放等其他更深远的问题的。她们的议论和思考，也更加扩大了小说的影响。

叙事方式与性别立场——小说《项链》、《新连衣裙》文本细读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与吴尔夫的《新连衣裙》同是讲述一个女人为参加晚宴置办行装而遭致不幸结局的故事。《项链》以权威的叙述人声音表达出"惩戒"与"拯救"的主题;《新连衣裙》以内视角内聚焦的方式揭示女主人公寻找自我的心灵挣扎。相似的故事在不同的讲述方式下传达出迥异的性别立场。

萧红的独立作家意识与性别立场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萧红独立作家意识凸显与创作转型的时间节点。其独立作家意识与她的性别立场分不开,也是促使她与萧军分离,直接影响到她此后创作走向的关键因素。在武汉,萧红首次公开申明文学观点,即"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此后,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香港,她都实践着武汉时期的创作理念。

现代性之性别立场:彷徨与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位“恶女人”形象比较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个具代表性文本的细读与比较,可发现两性叙事中,"恶女人"形象酷似的表象下,沉潜着本质不同的性别立场与现代性追求。男性叙事中强烈的启蒙诉求背后,凸现了男性现代性性别立场的犹豫与彷徨。在女性文本中,"恶女人"之"恶"是女性意识的象征,鲜明的主体意识、女性生命意识已成为女性话语的明确追求,这种性别意识的现代性追求在文化层面上承续并丰富了"五四"文学开启的启蒙现代性内涵。

自觉的女性关怀意识——《爱上浪漫》与阿兰·德波顿的性别立场

《爱上浪漫》主要记叙了一位名叫艾丽丝的英国姑娘同男友埃里克相识、相爱直至最后分手的故事。在女主人公执著地寻找"浪漫爱情"的表层文字之下,暗含着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发现过程,并最终指向了一种理想状态的男女两性关系的建构。

解析电影《时时刻刻》的性别立场

电影《时时刻刻》常被置于女性主义视域下,论者阐发其蕴含的女性意识时往往漠视影片主创者的男性身份。《时时刻刻》讲述了三位不同时空的女性在一天内的经历。弗吉尼亚故事中,影片用对比手法将她未为人母的身份呈现为一种人生的缺憾;劳拉故事中,影片选择受伤害的儿子视角来讲述一个放弃家庭责任的母亲的自我追求,呈现出对女权运动的反省姿态;克拉丽莎故事则将她演绎为一个丧失主体性的类型化形象。这是影片中男性作者聚焦女性生活所留下的性别文化印记,显示出他难以超越的性别立场。

从私奔叙事的改写看“三言”作者的性别立场--以《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为例

学界普遍认为“三言”的情本思想超越了礼制,但通过对《张舜美灯宵得丽女》所据本事的各个版本进行比勘,发现“三言”作者在收录《张舜美灯宵得丽女》这一篇故事时,对情节和局部文字改动颇多,通过删削情节事件、改写诗歌、弱化人物行为动因等方式改变了叙述的话语结构,削弱了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增强了父权话语对女性的束缚,反映了作者的男权中心立场以及对礼制的维护。

乡土中国、性别立场与伦理观——对中国女性乡土写作的思考

女性乡土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女性乡土写作将女性的发展与乡土中国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性别和历史的关系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性别、主体性与乡土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主题,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性、现实性的多元女性形象,揭示出中国女性传统和女性观念的内在统一性,以及随时代发展的女性精神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女性乡土写作在性别伦理阐释和再现乡土文化方面的创见,为中国性别理论建设提供了可依赖的资源和经验,成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展开对话的立足点和出发地。被重塑的性别立场与乡土历史的碰撞,产生了话语结构、审美体验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而这必然成为我们民族自我书写的组成部分,也将汇聚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新内容。

乡土中国、性别立场与伦理观

乡土文学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的重要成就。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女作家创作出足够数量与分量的乡土之作;在女性性别书写意识相对自觉的作家的介人下,乡土文学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介质,呈现出什么样的有别于此前的关注点、反映面与伦理观,将带来什么样的文学、美学与社会效应,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命题。

乡土中国、性别立场与伦理观

要研究中国女性乡土写作,把乡土视角和性别视角结合起来的考察方式是必要的,它把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与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更加充分地联系起来,为理解乡土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历史提供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张力。

新世纪小说中的“易性写作”与“超性别”立场

作为一种与修辞相关的性别写作策略,易性写作承担了性别书写和叙事伦理上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性别主体意识的转变使得易性写作在新世纪文学中呈现与此前不同的样貌,由“两性对抗”走向“两性沟通”,部分女性作家表现出了“两性和解”的诉求;同时依然存在少量性别鲜明的表达,但由被动抵抗转为创作主体从自身性别立场出发构成对异性想象的消解力量。另一方面,易性写作由于经验上的隔膜造成叙事上的裂隙,由此暴露出易性写作在叙事伦理上的局限。

晚清男女小说家“新女性”书写的不同面相

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体现了晚清进步知识分子对理想的女性国民的期待。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往往都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为争取女性权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反映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的叙述中,由于性别立场、切身经验、文化心理的不同,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表现出男女作家各自的创作偏好,在“新女性”的社会身份、推广女权的内容以及“新女性”的情欲与婚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晚清男女小说家“新女性”书写之所以呈现不同面相,除了男女性别立场上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男女作家对于推广女权秉持着不同的心态和目标。晚清男女小说家“新女性”书写的不同面相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晚清时期复杂的社会语境。晚清小说的“新女性”题材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具有启发意义。

花木兰似的写作立场——铁凝小说女性意识觉醒的意义

铁凝一直标榜一种无性别立场的写作,认为惟有如此才能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信,才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但通过解读铁凝的小说,我们发现她小说中最光彩四溢、微妙灵动的女性、男性形象,却是其用女性目光叙述的作品,无意识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她作品主人公焕发出动人的魅力。

翻译中的性别视角——小说《名利场》汉译个案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从性别立场、性别刻板印象和双性同体三方面对比分析了小说《名利场》的译者荣如德和谢玲在翻译中的性别化处理方式,从而进一步揭示性别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

性别话语与启蒙话语的纠葛——许广平与新女性的身份认同

作为“五四”“新女性”的代表,许广平的人生追求以及对性别和婚姻的态度,显示了其建构知识女性主体性身份的努力。“五四”一代女性第一次从家庭走向公共话语领域,在新旧思潮的冲突下,她们既拥有知识精英身份下的启蒙话语模式,又面临性别话语下的女性意识觉醒。“五四”时期“新女性”形象的建构,属于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而缺少从性别角度出发对女性的塑造,因此新女性的自我身份确认就显得更为复杂与割裂。论文以许广平的人生选择为样本,考察“五四”一代新女性的产生原因及面临的困境,揭示其在转型时期的身份认同困境。

因性而别:《天雨花》和《野叟曝言》婚姻理想比较探析

本文主要通过比较明清时期《天雨花》和《野叟曝言》两部小说的婚姻书写,探讨男女作者基于各自社会性别立场本同末异的婚姻理想。才媛陶贞怀笔下《天雨花》的婚姻理想在于以“情”化解与男权冲突的紧张态势,表达知识女性追求一夫一妻、争取人格尊重和性权利平等的诉求;男性士人夏敬渠创作的《野叟曝言》则站在男权制度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以程朱理学为哲学基础,推崇严格遵守儒家礼教、男权至上的婚姻。明末到清前中期从“崇情尚性”到“崇理尚实”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是差异背后不可忽视的思想根源。

在传统与颠覆中呈现审美张力——女性主义与王家卫电影女性形象分析

电影创作实践表明,一个导演的性情比作为作品题材的＂性别＂更重要,或者说,导演的性别立场是决定一部电影性别倾向的关键。那么,王家卫的性别立场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