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红利:脱贫户女性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增长效应分析——基于2015~2020年2860个样本数据

在脱贫地区人口红利由正转负的背景下,确保脱贫户持续稳定增收而不返贫是后扶贫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使用贫困人口信息表构造的2015~2020年脱贫户女性劳动力面板数据来研究其非农就业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脱贫户女性非农就业会显著地提高其家庭人均纯收入,即性别红利得到经验佐证:女性非农就业时间每增加1个月,家庭人均纯收入会显著提高1.17个百分点;家庭非劳动力负担会显著抑制女性非农就业而减少家庭收入;村域经济发展有助于女性当地非农就业而增加家庭收入;在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形下,健康是女性人力资本的首要因素,其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其受教育程度的36.5倍。因此,推进性别平等、创造就业机会、加大技能培训、增加社区公共服务将是释放女性劳动力潜能的必然措施。

性别红利: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视角

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在走向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将对其自身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发展性的时代命题。本文在女性主义、女性经济学和人口红利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从个人发展、家庭发展和经济发展三个维度提出了性别红利的分析框架。随着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地位逐步提升,加上人口转变带来了生育率的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从家庭和生育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经济独立和个人发展,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有利于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破除贫困代际传递,这即是性别红利效应。该分析框架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和发展理念的变革,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家庭、社会、经济发展甚至文化传统的变迁。

性别红利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

性别红利是国际上在企业管理和性别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新兴概念,意指女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能够显著拉动经济增长,为企业和社会带来稳定收益。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女性盈利能力与消费能力的论证,充分说明了性别红利在今时经济体系中的价值。但是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存在着诸多阻碍性别红利产生的现实困境。必须广泛建立性别均衡化的企业生态系统和国家、组织管理系统、推进投资女性战略及充分利用性别红利,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繁荣,推动国家的健康发展趋向。

工作抑或家庭: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探讨

在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宏观背景下,性别红利既是女性赋权和女性潜能发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人口红利,同时也被看作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尝试从当下工作家庭复合场域中多重角色叠加的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和理解性别红利所固有的理论内涵及其特殊的表现形式。研究发现,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性别红利的多重角色主要来源于宏观社会期望、中观两性关系和微观自我认知三个维度,其中社会角色期望的刻板固化、两性角色博弈的事实冲突和自我角色协调的转换失灵,是影响当下性别红利释放的三大机制。为此,释放性别红利不仅在于从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辨析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主要因素,更要通过宏观层面适宜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多重角色,进而充分获得性别红利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

生产线上的“性别红利”:自动化升级与雇佣合同期限——来自广东省“企业-工人”匹配调查的证据

工业自动化对女性是机遇还是危机,是当前就业领域亟待回答的重要话题。以工厂车间“生产线”为分析对象,考察女性雇佣稳定性是否因自动化升级而获益的实证研究发现:(1)平均而言,女性相比于男性的雇佣合同更加短期化,雇佣关系的性别差距显著存在。不过,一旦企业引进先进生产线,雇佣合同期限的性别差距将得以显著收敛。(2)机制检验确认了生产线升级作为偏向型技术进步载体,将重塑性别间技能需求。相对于男性操作技能,女性认知技能在生产线升级企业中得到强化,形成“人机共存”互补效应,从而有利于女性签订长期合同、获得稳定就业。(3)此外还发现,在劳动力保护机制更为完善的企业中,生产线升级对女性雇佣合同期限更有利。

内蒙古性别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利用内蒙古12盟市2001—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内蒙古数量型性别红利和结构型性别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究劳动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内蒙古数量型性别红利和结构型性别红利均正向促进经济增长。数量型性别红利增加1%,内蒙古经济增长提高1.5%;结构型性别红利增加1%,内蒙古经济增长提高89%。(2)劳动成本起部分中介作用。

性别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女性承担着社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双重角色。女性劳动力参与不仅关系到女性自身的福利和发展,同时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供给,对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人口红利的理论基础,本文从性别红利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维度出发,利用1991~2019年1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回归考察性别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以下3个研究假设:性别红利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少儿抚养比的提高抑制性别红利的释放;就业结构的升级促进性别红利的释放。

“性别红利”视角下农村成年女性继续教育策略研究

当下,国农村成年女性继续教育参与率不高是源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内在学习动机不强、教育机会受限、传统观念制约等原因。基于“性别红利”视角,从国家角度对农村成年女性接受继续教育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强男女平等文化宣传,促进人民意识觉醒;发挥妇女组织力量,增加农村成年女性受教育机会;基层组织发挥号召力量,激发农村成年女性学习动机;另外,家庭的支持也是农村成年女性继续接受教育的原因之一。

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的性别红利效应分析

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对于提高个人及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对支持经济增长均有积极的作用。基于2017年度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微观数据,研究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的性别红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流动人口非农就业可以获得家庭性别红利。家庭性别红利的获得是人口红利获得的重要来源,可以有力缓解人口红利的弱化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挑战,由此推论出开发性别红利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

信息技术、性别红利与要素收入分配

本文结合工作场所"性别红利"分析视角来考察信息技术应用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信息技术与性别红利的互动如何影响企业分配的理论逻辑,进而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信息技术应用将对一般性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使得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不过,由于信息技术具有性别技能偏向性,相比于男性体力密集型技能,女性的认知社交技能更受偏爱,因而,随着企业内的女性占比提高,信息技术与女性技能的互补效应得到彰显,从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在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大规模以及出口企业中,信息技术与性别红利的互补效应更加明显。研究的结论能够为在新一代信息变革进程中,如何更好处理要素收入分配关系以及消弭性别不平等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红利:类型、机会窗口及其未来展望

聚焦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语境,本文建构了一个包含数量型性别红利、质量型性别红利、结构性别红利和转型型性别红利的性别红利类型分析框架,提出中国性别红利释放的机会窗口蕴藏在性别平等理念与制度创新的新发展、生育率降低和老龄化尚未进入深度发展阶段相叠加、女性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恰逢知识经济兴起,以及女性流动人口增加与第三产业扩张紧密结合的相互作用之中。最后,从家庭结构变迁、女性劳动力价值被低估、家庭化迁移和人力资本不足、女性健康资本损失四个方面探讨制约中国性别红利释放的主要因素。

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性别平等视角下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思考

人口红利是学界关注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但既往研究却忽视人口红利中所暗含的性别结构视角,迄今尚未充分关注性别平等视域下可能带来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从理论上看,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不仅需要交融和拓展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相关概念,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构成支撑性别红利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综合而言,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特指性别红利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及社会经济之外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环境领域等所有面向的综合效应,其中各效应又呈现出内涵丰富且多样面向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进一步挖掘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树及探讨收获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现实路径,不仅是理论界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现实的客观要求。

平台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数字革命催生的平台经济以强大的就业效应重塑劳动力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机制,为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带来契机。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平台经济发展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改善女性就业条件、削弱女性家庭责任限制、便利女性就业搜寻及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平台经济提高了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给女性劳动者带来比男性更大幅度的收入增长,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性别收入差距缩小效果对已婚、中低技能、受雇型及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群体更为明显;当今劳动力市场上禀赋收益率差异(性别歧视)依然是性别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来源,女性具备的平台经济接入优势和回报率优势都对性别收入差距起到收敛作用。

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女性就业与企业出口

在中国人口红利因素逐渐消失和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性别差异逐年扩大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04-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性别红利因素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就业份额的增加对企业出口规模有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劳动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提升是女性就业份额影响企业出口规模的可能渠道。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就业份额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外资企业、技能密集型企业、女性密集行业、高技术行业和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地区的影响更大。本研究对实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和形成出口新推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

性别红利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而促进性别平等是实现性别红利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条件。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从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维度探析了中国释放性别红利的潜力与空间,指出治理体系不健全、社会性别观念束缚、职业性别隔离、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生育政策是限制现阶段中国实现性别红利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政策环境、妇女经济赋权、生育支持、健康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五个方面提出积极释放中国性别红利的战略构想。

性别红利:理论意涵、基本特征与社会效应

随着出生率的长期低位,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因"人手"形成的"人口红利"基本消失,但性别平等实践可激发"性别红利"。本文系统解读性别红利的内涵与外延,深入分析其基本特征,从经济发展、社会增益、政策完善方面讨论性别红利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性别红利源自(高质量的)性别平等,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是劳动力与劳动能力的统一,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未来效益。激发性别红利,需将家庭纳入所有相关公共政策的视野,突出女性的主体性,推动价值定位、行动定位、政策定位和战略定位由"四弱"向"四强"的转化。营造更为平等的性别生态,撬动性别资源这个"杠杆",方可助推"人尽其才"的强国战略,赢得更丰硕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域下的性别——年龄平等红利

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讨激发中老年人口性别—年龄红利的思路举措。结果表明,中老年女性的人力资源充足且稳定,资本禀赋大大改善并将持续改善,由此构成性别—年龄平等红利的生发基础。激发性别—年龄平等红利,必须突出"积极"意涵,扭转以"养"为主的政策思路,延伸生活领域的积极"保障"至生产领域的"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必须关照全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消除媒体和社会文化对她们的偏见、歧视等负面认知,充分激活中老年女性的生产性潜能和多维价值,为她们提供全面参与社会的友好环境;必须努力剥离已然内化的性别—年龄刻板印象,提升社会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带动中老年男性人力资源的更充分利用,由此将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从一些服务性行业中置换出来,从事与其资本禀赋更匹配的行业和职业,形成更大且正向的经济社会效应。

从性别平等到性别红利:现实制约与实现路径

本文旨在分析性别平等与性别红利之间的关系,从结构和文化规制视角检视性别红利实现的现实困境,探讨性别红利的实现条件与激励路径。应充分认识女性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以国家治理的站位来审视性别平等和性别红利;应从制度、服务、组织等方面共同发力,消解职场的性别区隔与歧视,推动社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降低女性的育儿成本,形成有利于激发性别红利的社会生态,助推"人尽其才"的强国战略;激发性别红利,必须避免工具化、人手化、精英化等倾向,推动两性共同发展进步。

生命历程视角下婴幼儿照料对母亲收入的影响研究

“母职惩罚”现象不仅存在婴幼儿照料事件发生的当期,还存在于母亲的后期职业发展过程。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可能路径在于早期照料经历使得职业中断可能性提升,同时这种负向影响表现出随着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时长的推移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表明,照料婴幼儿对母亲后期收入的负向效应并未呈现世代差异性,但是表现出部分区域差异性。文章验证了从生命历程视角理解婴幼儿照料对母亲收入的重要意义,指出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应贯穿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从而有助于释放母亲群体充分就业的性别红利效应和潜在的再生育潜力。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