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才性别结构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女性独特的价值观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环保低碳理念不谋而合,当其跻身于创新活动之中,带来的科技人才性别结构的改变能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值得探讨。选取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科技人才性别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平衡科技人才性别结构、提高科技人才女性占比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2)平衡科技人才性别结构、提高科技人才女性占比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更可能在数字化水平高、性别观念现代化的情境下展现;(3)提高科技人才女性占比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同时,提高科技人才女性占比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相对更显著。

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女性化的成因、影响和应对

当前,我国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呈现女性化的特征,并处于女性化进程之中,未来他们性别结构女性化的程度还会进一步增加。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女性化是文化观念、经济和劳动力供求市场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小学教师性别结构的女性化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面对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女性化的现状,需要从积极吸引男性从事小学教师职业和尽可能减轻教师性别结构女性化带来的不良影响两方面入手。

我国小学专任教师性别结构研究——基于河南省33所小学的调查

性别结构作为教师队伍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和教师的成长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以河南省部分城市33所小学为样本,辅之以20名小学教师的访谈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近20年来,小学专任教师结构女性化、年轻化趋势明显,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教师性别数量之间存在关联,而这与师范生源比例、教师薪资待遇、社会性别文化观念以及就业政策之间存在关联。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研发人员性别结构研究:鸿沟加剧还是弥合

数字经济引发的业态变革对女性发展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本文旨在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研发人员性别结构产生的影响。从科学界的社会分层、劳动力就业等路径回顾研发人员性别结构失衡的理论背景与指标现状,梳理数字经济影响研发人员性别结构的潜在机制并提出假设。本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和72个城市两组面板数据,采用参数及半参数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省际数据检验结果表明:当控制性别和社会经济变量后,数字经济和女性研发人员占比存在倒U形关系,基于城市数据的回归进一步捕捉到第二个拐点的存在。位序比对结果表明在数字经济先发地区(北京、长春除外),研发人员女性占比位序并非同样靠前;而在部分后发地区,数值反而较高。研究揭示出数字经济影响研发人员性别结构存在的两面性与有限性。未来需在拓展、实践数字技术优化研发人员性别结构作用路径的同时,着眼于社会性别价值观念、文化等更深层因素于其中的型塑。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性别结构研究

性别差异问题是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多集中于科学技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通过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999—2020年间发表的190万余篇核心期刊论文中所涉及的295万余名学者记录为统计样本,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性别结构与学科差异、学术合作对象的性别偏好等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男性仍处于核心位置且在学术合作中起主导作用,女性参与学术合作的机会要低于男性;在学术合作团队的内部结构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男男合作与女女合作现象。后续需要进一步挖掘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为精准制定科研政策提供有效支撑。

同胞数量、性别结构与教育获得——不同学段的比较分析(1978-2008)

已有研究大多静态考察同胞数量与同胞性别结构对个体和不同性别整体教育获得的影响,对不同学段教育获得的动态研究不足。本研究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了不同学段同胞数量与同胞性别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变化。研究发现:与小学升初中阶段相比,在初中升高中阶段,同胞数量、兄弟数、姐妹数对个体教育获得的负效应增强,对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亦增强。与初中升高中阶段相比,在高中升大学阶段,同胞数量、姐妹数对个体教育获得的负效应增强,但对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减弱。这表明随着学段提升,同胞数量与同胞性别结构对个体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增强,而女性在早期教育生涯遭遇的教育不平等得到有效缓解。

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失衡及对策研究

当前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失衡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合理利用教师资源,引进优秀师资人才,需要关注到小学教师队伍女性化的问题。文章中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女教师多于男教师,且在仅有的男教师中,他们大多从事行政或管理工作。总结教师性别结构比例失衡对教师群体、学校管理及学生具有不利影响。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合理化和减轻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失衡的不利影响的途径。

子女数目和性别结构会影响父母的主观幸福感吗?——基于CGSS2021的数据分析

基于CGSS2021的调查数据,通过分别构建子女数目和子女性别结构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OLS模型,探究子女数目和子女性别结构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对相关结论予以解释。研究发现:相较于无子女的父母,有子女的父母主观幸福感更高;子女数目与父母的主观幸福感并非是线性关系,当拥有一个孩子时,父母的主观幸福感最高;相较于60岁及以上无儿无女的男性,有儿有女、只有女儿和只有儿子的父亲主观幸福感更高;相较于60岁及以上无儿无女的女性,只有女儿的母亲主观幸福感更高。特别地,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生育儿子并不会比生育女儿让父母晚年更幸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端正传统“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同时,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水平是显著影响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变量,因此今后在不断放宽生育政策的同时也应对生育成本问题予以关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性别结构优化研究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乡村教师队伍中女教师的比例逐年上升,乡村教师性别结构失衡问题日趋突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乡村教师薪酬待遇低、职业性别隔离和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有关,可以通过树立职业平等的价值观念、打破传统观念的堡垒,努力提高乡村教师的经济待遇、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乡村教师队伍,提升师范生的性别素养、加大乡村男性教师的储备力量等措施优化乡村教师队伍性别结构。

论中国人才性别结构均衡发展

中国人才发展战略强调要形成中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人才性别结构失调状况,一是女性人才存在金字塔式的发展特征,随着职业地位等级的提高,女性所占比例减少;高层女性人才多数不足20%;二是我国人才结构存在较严重的性别比失调状况,多数情况下女性人才不足30%,女性人才成长形势严峻。大力推进中国女性人才成长的关键是解决性别结构失调问题。而全球民主化运动、相关性别知识的变化和女性领导的组织实践,将成为推动女性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亦迫切需要广泛且深入的女性人才状况和成长规律的研究。

具有性别结构的食饵-捕食者模型

建立了两个食饵种群具有性别结构的食饵-捕食者模型,其中一个没有考虑性别偏食现象,另一个则考虑了这一现象,并对模型的有关性态进行了分析.

农村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文章以农村家庭为分析单位,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选取河北省尚义县农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遵循实证研究和系统分析相结合原则,探讨农村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影响。

具有性别结构的免疫不育控制模型

建立了免疫不育控制下的具有性别结构的单种群模型,利用特征方程和第二加性复合矩阵,讨论了系统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并给出了理论结果的数值模拟,讨论了分别对雌性、雄性进行不育控制时参数对种群动态的影响.

具有性别结构和不育控制的单种群模型

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具有性别结构和不育控制的单种群模型,判断了平衡点存在和稳定的条件,得到了种群一致持续生存和正平衡点全局渐近稳定的充分条件.

谁来种地?--对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的调查与思考

利用1982-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87-2005年三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96和2006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以及2014年至2015年安徽省调查资料,描述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态势和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状况。数据表明,中国大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趋势。调查发现,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雇佣农群体既弥补了农村妇女生产技术匮乏的不足,也有效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农业生产并未因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而受到显著影响。然而,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土地难以支撑被高度商品化的农村生活,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感逐渐淡漠,农地与农民的关系正在松绑,农地之于农家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不容乐观,生产态度消极化逐步蔓延。伴随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农业劳动力新老更替问题也日益突出,"谁来种地"将成为问题,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断层和弱质化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底线。

一类食饵具有性别结构的非自治两种群捕食系统研究

讨论了一类具有食饵补充且食饵具有性别结构、捕食者具有阶段结构的非自治捕食者-食饵系统.运用Liapunov函数方法,得到了该系统一致持续生存的充分条件.该模型的周期系统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在唯一、全局渐近稳定的周期解.对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周期系统,也得出了概周期正解唯一存在且全局渐近稳定的充分条件.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区域差异及演变动态分析

人口性别构成是影响人类婚姻、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因素,也影响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也是编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人民生活、劳动、城乡建设等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同时对于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2005年1%人口抽样资料分析了中国总人口性别比演变动态及地理分布特征。表明:(1)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性别比偏高的国家,新中国总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1953到2005年,年龄性别比曲线越来越平稳,性别比最高峰值呈现有低龄组向中龄组及高龄组转移的趋势;(3)各省区之间及城乡之间的性别结构差异由大变小;(4)山区性别比高于平原,重工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大城市高于小城市。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分析

人口性别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合理的性别结构、协调的两性发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具有人口性别比总体偏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持续偏高、人口性别比区域差异明显、城乡差距大等特点。针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现状,应从消除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人为影响、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切实提高女性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对不同性别死亡率差异进行专项研究等多方面入手,优化人口性别结构、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家庭储蓄行为研究:基于未婚子女性别结构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2009年农村住户调查的微观截面数据,重点考察农村地区未婚子女性别结构对我国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0-14岁子女性别结构对家庭储蓄率无显著影响,15-24岁未婚女性占同年龄段子女总数之比与家庭储蓄率呈显著负相关,而15-24岁未婚男性占比与家庭储蓄率呈显著正相关;分收入阶层及分位数回归表明子女婚事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显著大于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性别比失衡显著提高了有15-24岁未婚儿子的家庭的储蓄率,并显著降低有15-24岁未婚女儿的家庭的储蓄率。文章依此提出降低性别比、改变农村婚娶习俗和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