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性权利保护的基本问题

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因在认识能力和防卫能力方面的缺陷,其性权利受到侵犯的事件屡有发生。性权利是一项天赋的权利,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当然享有性权利,但因为生理上的特殊性,其性权利的实现和保护存在着一些现实难题。加强对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性权利的保护,应当完善支持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婚育权实现的制度体系,推动对性防卫能力鉴定以及性同意能力判断的个案化,对符合条件的适用推定同意理论,建立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遭受性侵后的救助补偿制度,为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的性权利保护打造一个从法律到社会、从教育到救助的全方位的制度体系。

论作为人格权的性权利及其法律限制

性利益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它是民事主体独立享有的可支配的、完整的、可处分的、不可侵犯的人格利益,基于此,以性利益为内容的性权利理应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予以法律保护。作为人格权之性权利的内容包括性自主权、性完整权、性处分执和性维护权。社会文明需要对性权利作出一定的限制,性权利的法律限制包括公法和私法上的双重限制。

女性心智障碍者性权利的刑法保护研究

随着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下简称《残疾人保障法》)的修订以及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的废止,目前我国在女性心智障碍者性权利保护方面的相关立法存在缺失。因此,司法实践中针对女性心智障碍者的性行为能力之判断、“一概而论”的家长主义式定罪处理方式等问题屡见不鲜。本文结合女性心智障碍者性权利相关的基本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例进行梳理,归纳出我国对女性心智障碍者性权利刑法保护所采取的态度,对现有模式进行分析和反思,并提出医学法学混合式性能力认定标准和认定方式,旨在精准打击犯罪并通过将性权利与生存权相结合的方式,填补“法益”空缺,实现刑法谦抑性,避免“一概入刑”无端扩大刑法打击面的问题出现。

我国刑法加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前度探寻

加强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责任。西方国家在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性质、侵害方式、归责原则、诉讼机制、赔偿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刑法修正案(九)》加重处罚嫖宿幼女、猥亵未成年人以及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淫媒活动,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竖起了坚实后盾。但我国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还存在有待完善的问题:在保护方式上过度依靠刑事处罚,在保护主体上存在着儿童、幼女、未成年人等法律混乱的现象;在保护力度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保护观念上对一些性侵害犯罪还存在优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思想。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是一项联动工程,刑法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论居住权从身份性权利到契约性权利的变化——从罗马法到法、德民法

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居住权制度历史沿革的考察,发现居住权制度在演进的过程中,抛弃了原有的身份性权利的性质,而转变为一种契约性权利;其制度的功能也从原有的弱者保障拓展到促进财富流转、增强物之效用。基于此,居住权在法、德等国长盛不衰,且其形式趋于多样。我国学者对居住权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对居住权之价值认识不全面,对居住权的形式的理解也较为僵化。缘于此种局限,居住权制度在《物权法》中消失了。作者故撰此文,以对居住权制度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倾斜性权利配置研究——以利益和利益机制为视角

在当前社会权利配置过程中,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弱势性以及其他外部社会原因导致其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然而,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农民的正当利益为对农民进行倾斜性权力配置提供了内在的法律基础,使其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现阶段农民增收坚持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农民利益诉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保护必须坚持"促生原则",即通过组织促生、经济促生和主体促生来提高农民在利益博弈中的力量,实现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民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正当利益,从而真正实现农民权益的保护。

性权利概念探析

性权利指在不妨害社会秩序和他人性权利正常行使的前提下,自然人为了实现个人的性利益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的性方面权利,以及排除他人妨害的资格。性权利首先是物质性权利,即保持性生理载体健康和完整的权利,包括性健康权和肉体安全权;其次是精神性权利,包括性自由的权利以及性平等权。性权利与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隐私权、配偶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男性性权利与生育权保护

该文通过对男性性权利与生育权的内容、重要性、现实法律地位、以及时其保护缺失的危害等方面进行论述,最终提出对男性性权利与生育权保护的立法建议,以实现法律对男性性权利与生育权的确认和平等保护的目的。

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性权利作为公民人身权利其中的一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无论是男女,都有性权利。但在我国,两性性权利的法律保护却存在一定差异。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了可谓尽善尽美的关注和保护,但反观男性,刑法对男性的性权利的保护是不全面的,甚至出现了法律的真空,从而导致男性性权利无法得到刑法的有效保护。

“回应性”立法的技术性超越——《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体系更新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体系进行了以特殊主体入罪、行为方式分化与加重行为类型化的"组合式"修正。作为回应性立法模式主导的一次修正,此次修正显现出了"技术回应式"的特征,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侵犯案件实践结构的考察,印证了其正当性根据。在积极预防刑法观下,"技术回应式"立法有助于克服立法的象征性和情绪化弊端,实现立法的精细化校正。基于"技术回应式"立法的要求,猥亵儿童罪量刑情节应当进一步优化,增设加重处罚情节;进一步优化对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在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罪中增设负有照护职责者的从重情节。

性权利的国际保护及我国刑法立法之完善

性权利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之一 ,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巴伦西亚性权宣言》和《香港性权宣言》这两个国际性权宣言并不是坚持绝对的性自由 ,其所主张的是有限制的性自由主义 ,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性权国际保护目标。我国性犯罪之立法完善表现为 :对婚内强奸行为不宜按传统观点一律不以犯罪论 ,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论处 ,司法机关应当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 ;扩大我国刑法规定的猥亵犯罪的犯罪对象 ;删去聚众淫乱罪和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 ,增设公然猥亵罪。

论大学生性权利保护法律规制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大多数高校规定禁止学生的性行为,并对学生的性行为进行严厉处罚。这些校规规定与目前的法律规定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大学生状告学校侵权的法律纠纷。大学生性权利的保护是实现教育法治的迫切课题,法治精神和权利至上理念要求学校的管理必须尊重和保护大学生个体的性权利。高校校规与法律接轨是实现教育法治的重要举措。

性权利存在的人性基础--中国当代性行为立法不能省略的维度

性权利扎根于人性之中。它源于人类的需求,这种需求根植于人作为一种多元性感的动物的自然冲动之中。人是一种有智识、有思想的动物,这决定了人的需要和冲动必然不是动物的那种简单的机械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个性化的需求。因此,性权利的人性之源是其应该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的合理性基础。

缺失与完善:男性性权利刑法保护之尴尬境地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及猥亵儿童罪,对女性和儿童的性权利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是对14周岁以上的男性性权利保护问题,刑法却存在盲点。通过具体案例,对男性性权利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针对现行刑法的缺失,提出两种模式的完善方法。

未成年人性权利法律保护的诉求与体系构建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法学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缺乏预见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考察未成年人性权利法律保护问题、确立性权利具体人格权的民事权利地位并建立专属于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保护法律体系应是当前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真实诉求。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尚未形成体系,还存在立法逻辑倒置、法律效力层级偏低、追责结构不平衡、重事后救济轻事前预防等问题。建议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增设和修订相关法律,设置专门机构,构建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并重的法律体系,其主要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未成年人性教育制度、性侵前科罪犯公告和登记制度、未成年性侵受害人救助和帮扶制度。

“性权利”应率先进入“妇女法”——一种理论的说明

在目前,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性权利,已经进入了国际人权文件。由于“妇女法”是中国妇女的人权法,因此,性权利率先进入妇女法就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样做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论民法对性权利的保护

性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应得到民法确认并保护。《性权宣言》对性权利的解释和性权利内容的确定为民法保护性权利提供了法律借鉴。民法应明确性权利主体的归属 ,提高保护性权利的力度、增大其保护的范围 。

法律保护公民性权利的应然分析

在人类社会进入到以张扬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性权利沦为性秩序的牺牲品的年代应渐成历史;揭开婚姻囚禁性权利的面纱也并非难事。从性秩序走向性权利的过程对法律的诉求自然会越来越高。揭开公民性权利长期以来被遮蔽的面纱,尊重并切实保护公民的性权利,使其从应然走向实然,从伦理走向法律,在法律的自由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应是法律不得不挑起的重担。

性权利若干问题研究

性权利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其含义和具体内容都有待于学者的研究,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对其作一定义,并从相关的领域以相关的知识去阐明对该概念的一些易于引起争议的问题的个人理解,以引起人们对性权利的重视.

人权视角下智障者的性权利

性权利是一项新兴权利,包含性自由权、性自主权、性教育权等。作为社会人,智障者同样也拥有这些权利.智障者性权利的基础是性生理、性心理、情感等方面的需要。智障者性权利实现的主要障碍是社会公众对智障者性权利认识不足及智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自身能力不足。智障者性权利最终实现需要从改变社会公众的认识和支持体系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