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网络虚拟性骚扰的成因及防治策略

当前高校性骚扰现象出现了显著的“虚拟化”特征,这表明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失范行为获取了虚拟性特质.“虚拟性骚扰”已逐步成为当代大学生主流违规失范行为之一.通过对近期集中爆发的高校“虚拟性骚扰”案件进行分析,归纳出该行为借助互联网的隐匿性、分享性、即时性等特质所呈现出的系列新变化,包括骚扰的方式由完全隐蔽转化为局部公开、内容由言语接触转化为影像获取、主体由单一主导到集体参与、目标由欲望满足到获取利益等四个方面.研究立足当代大学生网络思想与行为基本模式,实现了“虚拟性骚扰”的内涵界定、逻辑厘清与防治策略构建,有助于推动高校开展校园性骚扰防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

解读职场性骚扰

近些年,职场性骚扰话题愈演愈热,然而多数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片面的、直观的。论文从职场性骚扰的定义、特征、主体、客体、对象等方面对其进行界定,兼对"如何理解性骚扰中的‘性’","女性可否成为性骚扰主体","同性之间能否成立性骚扰","双性恋者可否成为性骚扰主体"等争议问题作出解答。

言辞型性骚扰刑法规制的必要理据与立法进路

言辞型性骚扰仅受民事与行政规制已无法得到妥当处理,将其纳入刑法范畴具有必要性。侮辱罪、寻衅滋事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现有进路无法有效涵摄言辞型性骚扰的全部构成要件要素,释义学并非理想路径,选择立法论路径更能周延保护性自主权法益。修改侮辱罪的构成要件和设立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有诸多局限,通过在刑法典中设立包含言辞型性骚扰的性骚扰罪更为提倡。运用类型化思维,采取一般描述与示例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技巧,既因应当下实际,又不失灵活性。从言辞型性骚扰的构成要件要素中可引申出其非属强制型性侵害罪、须违反被害人意愿、应当具有性意涵之目的、情节严重性、不具合理性,以及不被欢迎等实质性内容。

论性骚扰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当前,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关于性骚扰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方法无法保护公民尤其是女性的性权利。就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而言,不能简单地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而应首先将性骚扰案件合理分为权力型与非权力型性骚扰案件,尔后再进行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

职场性骚扰类型研究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职场性骚扰的类型划分呈现多元化趋势;划分方法根据职场性骚扰的行为主体和行为结果不同,将其划分为交换型性骚扰和敌意环境型性骚扰。交换型性骚扰的判定,主要依据一是管理者通过交换的方式实施性骚扰行为,二是该行为造成有形雇佣行为。较之交换型性骚扰,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没有有形雇佣这一明显特征,因此较难判定。在实践中,对敌意环境型性骚扰的判定,应根据受害人自身情况并综合其他证据由法官自由裁量确定。

构建我国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目前中国的性骚扰问题较为严重,但却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性骚扰行为。我国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专门的反性骚扰法,对性骚扰进行界定,理顺性骚扰中的法律关系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执行反性骚扰法。

高校如何防治学生遭遇性骚扰——基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比较与借鉴

学生遭遇的性骚扰是高校性骚扰的主要类型,近年来多次发生的高校性骚扰事件促使教育部加紧构建防治高校性骚扰机制,以杜绝侵害学生的行为。文章在比较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学生遭遇性骚扰"的释义之基础上,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台湾成功大学为案例,对比分析两所高校防治性骚扰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过程发现,按照政府法规制定反性骚扰的校本政策、具有明确的性骚扰释义、设有受理申诉并展开保密调查的专门机构、提供非正式解决途径、惩处与安抚并举、实施以预防为本的常态教育,是两所高校防治性骚扰的共同特征。然而,在人文关怀取向和制度环境效力上两校存在差异。结合这些共同特征与细微差异,可为大陆高校防治学生遭遇性骚扰提供启示。

性骚扰案件面临的困惑与立法建议

性骚扰行为是侵犯妇女人身权的行为之一。我国虽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但有限的立法并未对性骚扰行为做出准确而又可操作的界定,性骚扰案件面临着许多困惑。当务之急是完善立法,要通过界定性骚扰的概念、完善性骚扰的责任制度、修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增设性骚扰规制条款等,为防治性骚扰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

美国工作场所性骚扰的雇主民事责任问题研究

工作场所性骚扰在美国被认为是性别歧视行为和对妇女平等工作、就业权的侵害行为,包括交换利益性骚扰和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两种形式,雇主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对于交换利益性骚扰,雇主应承担严格责任;对于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应根据性骚扰者属管理者或一般职员的不同身份,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但雇主得以自己无过错而提出抗辩。美国法院在审理性骚扰案件所建立的较为合理的证据运用规则,以及对雇主及加害人施以惩罚性的赔偿制度,更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

论职场性骚扰行为的内部控制——以《民法典》1010条第2款具体构造与实施机制为核心

MeToo运动及中国晚近多件知名公司董事、高管性骚扰丑闻案例表明:规制职场性失范,防止其对公司利益、股东权利的不利影响,抚慰失范行为对弱势群体所造创伤日益成为公司风险内控新的焦点与难题。虽然《民法典》进步性地新设第1010条“反性骚扰”条款并确立以合理“预防措施”“受理投诉措施”及“调查处置措施”三位一体的性骚扰私法内控应对机制,但对中国上交所和深交所共计近5000家上市公司披露的内控文件全景式实证研究表明这仅停留在象征性企业合规层面,职场性骚扰问题的解决终究走向受害主体无奈法外发声,进而迫使企业内部解决的规制理路。为此应以《民法典》1010条第2款为靶向,在尊重企业内控措施自治设置与建构模式自主选择的前提下,细化完善企业性骚扰内控措施的具体构成,运用立法论与解释论规则确立内外倒逼性内控措施实施机制成为解决职场性骚扰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推动后MeToo时代企业风险内控中被忽视的性骚扰话题得到重视,也将进一步实现更为本质的性别平等与性别关怀。

从性别不平等角度思考职场性骚扰的研究述评

职场性骚扰已成为性别研究的重要议题,作为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其不仅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也是对个人权益的侵犯。权力差异与等级制度、组织氛围、性别偏见态度等因素被认为与性骚扰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职场性骚扰不仅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造成伤害,同时在组织内部也造成恶劣影响,使负面后果扩散到组织和社会层面。聚焦性别不平等角度,通过总结与分析性骚扰的成因、影响因素及相关后果,探讨与展望职场性骚扰的防治与反馈机制,可揭示出女性在职场性骚扰行为中的受害处境及面临的现实伤害。如何建立更好的防治和反馈机制以消除工作场所中的不当性行为,还需进一步深化有关方面的研究。

基于福柯权力理论的女性职场性骚扰及其解决

职场是性骚扰最常发生的场所之一,职场性骚扰中的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女性。根据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理论,职场中的性骚扰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体现,是父权制运作支配社会的一个缩影。基于福柯的知识—人体—权力理论,辅以其主体理论,分析职场性骚扰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更清晰地阐释权力文化如何通过身体和性支配个人。要解决女性职场性骚扰,就需要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解构男性文化对男性自身的“桎梏”,通过社会工作改善职场性骚扰干预效果,不断完善现行法律法规。

网络性骚扰的形式、影响与应对

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网络性骚扰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媒介,使得传统环境中面对面的性骚扰行为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和内涵。网络性骚扰是技术促进的性暴力(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TFSV)的一种常见形式,主要包括性别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关注这两种类型。网络性骚扰的发生率非常高,主要受害者是女性,包括成年女性和未成年女性,通常会对受害者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造成负面的影响。女性遭受到网络性骚扰后通常会产生愤怒,厌恶,恐惧,仇恨等负面情绪,出现焦虑和抑郁等症状的可能性显著提升,但是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心理弹性等因素可以有效缓冲网络性骚扰对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法律界,教育界和通信服务提供商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网络性骚扰,以保障女性网络参与者的权益和福祉,保护未成年网络参与者免受不法侵害。

美国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对大学校园性骚扰的规制

美国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可以用于规范校园性骚扰。个人有权依据该规定提起校园性骚扰诉讼并获得损害赔偿。目前,美国大部分高校都以《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为依据,制定了符合本校校情的政策。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制定了相关政策,成立了专门机构,为规制校园性骚扰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资源和服务,并进一步规范了校园性骚扰的处理程序。在美国规制校园性骚扰的过程中,适用证明标准的选择曾引发争论。公民权利办公室最终确定了高校在标准选择上的自主权,即高校可以自行选择适用优势证据标准或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标准来证实性骚扰事实,这可能会导致不同学校之间在性骚扰的认定上存在冲突,不利于大学校园性骚扰问题的解决。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应该加大对校园性骚扰投诉处理程序的司法审查力度。

论构建以私权利保护为中心的性骚扰法律规制体系

性骚扰以及规制性骚扰 ,既是一个社会问题 ,也是一个法律问题。从法律上研究性骚扰和规制性骚扰 ,一方面是要研究性骚扰行为的性质和构成以及法律制裁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规制性骚扰制度的构建。后者的意义和价值更为重大。世界各国的规制性骚扰制度的历史 ,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的 ,一个是以职场的劳动者保护为中心 ,一个是以人的私权利保护为中心。中国特色的规制性骚扰法律制度 ,应当以人的私权利的保护为中心 ,保护人的性自主权不受非法侵害。

高校性骚扰治理失灵中的大学生容忍度效应分析——基于A省6所高校的调研

近年来不断爆发的高校性骚扰问题使其成为了社会热点。高校性骚扰可分为“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对A省6所高校1562名学生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证实,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会影响性骚扰治理成效,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高,对“反馈型性骚扰”的容忍度低,容忍度越低治理成效越好,容忍度越高治理成效越差。改善治理,需要尽快出台性骚扰防治专项政策,并加强宣传教育,降低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强化对“反馈型性骚扰”的打击力度,建立高校性骚扰强制报告机制,对高校性骚扰实行“零容忍”。

对于社会性骚扰事件舆论热度及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社会性骚扰事件的曝光频率不断增加,其主体社会身份所代表的组织也愈发重视社会性骚扰事件并积极准备预案以合理应对相关舆论危机,并减少负面影响。而社会性骚扰事件舆论热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强度则是组织对于相关事件的预案以及应急处理所首要考虑的因素。本文研究主要通过定量的方法对微博上十件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性骚扰事件的讨论所产生的质性材料进行词频以及主题分析,并结合事件系统理论探讨影响社会性骚扰事件舆论热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强度。本文的关键性发现为影响社会性骚扰舆论热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舆论主体社会身份、舆论主体性别、事件发展曲折程度、事件发生地的公共程度且“社会身份敏感程度”影响强度最高,“发生地的公共程度”次之,“舆论主体性别”再次且舆论热度与是否违法无必然联系。本文为事件系统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且在社会舆论主题下展开了细分的研究。

治理高校教师性骚扰问题对策思考

近年来高校教师性侵、性骚扰女学生案件层出不穷,不仅严重的败坏了高校的风气,也严重的损害了高校教师的形象,还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事件的发生,凸显出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渗透侵袭以及教师师德的严重缺失。反映出高校师德教育的疲软,监督、制裁措施的不力等问题。

关于有效预防和依法严厉打击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通告(青教基[2023]18号)

为严厉打击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效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综合、有效司法保护,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预防、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犯罪黑手,构筑起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强大合力和安全屏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现就预防和依法严厉打击性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