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关于生育水平的争论和对总和生育率的重新估计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31,这一结果得到官方和学者的普遍认可。此后历次调查和普查直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均被认为严重低估,也未被官方所承认。这期间学者们依据相关数据对总和生育率做过很多估计,也有很多讨论和争论,但均未形成共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为1.3,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三十年里官方第一次承认直接调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准确的。利用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结合2000年和2010年普查数据,在对三十多年来中国出生人口估计的基础上,重新估计了从1986年到2020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估计结果与以往学者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得出判断: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92年就开始低于2.1的更替水平,1999年开始首次低于1.5,进入超低生育水平。如果这一结果在当时就能够被确认,可能在2000年之后就应该把调整生育政策纳入议事日程,而不需要等到2015年才放开“全面二孩”政策,更不至于在2022年中国人口就进入了负增长。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家庭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研究

生育率是生育行为的统计结果,为了研究家庭支持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以探讨能否通过制定相应政策提高总和生育率的可能性问题,该研究收集了经合组织35个国家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量化分析不同家庭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现金补助对生育率起显著正向作用,k-means聚类分析发现,“社会民主模式”下的现金补助方式效果更稳定。然而,结合世界208个国家人均GDP分析显示,在高收入国家群体中,家庭现金补助政策对总和生育率发挥的作用效果小,家庭现金补助金额占GDP的比值每提高1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提高2.1个千分点。另外,家庭实物与服务福利对总和生育率无显著影响。

1982-2010年中国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和地理分布

目的 本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了解不同年代、地域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为调整完善我国生育政策提供数据依据。方法 用全国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大陆31省市自治区出生率（birfh rate）、人口自然增长率（NIR）、一般生育率（GFR）、总和生育率（TFR）（以下简称“四率”）;将1982-2010年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作系统聚类分析并作图。结果 我国出生率1982年开始大幅下降;2000年开始总和生育率小于临界点2.1,不同地区“四率”普遍低,有的地区严重偏低,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京津地区和东北三省出生率仅在5‰~9‰。2010年总和生育率全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均低于更替水平2.1,为低生育率国家。结论 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极低,已经接近世界低出生率的行列,同时总和生育率也大幅下降。

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2 357个县(市、区、旗等)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四分位图法归纳总结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的整体空间分布规律:东北、东部沿海最低,华中、华北、青藏地区次之,西南、华南地区最高。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对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越发达、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率越高,县域总和生育率越低;享有适当宽松的生育政策或传统生育观念越强的地区,县域总和生育率越高。文章分析了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内部造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的原因。

如何利用(粗)出生率来估计总和生育率?

根据(粗)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定义,通过构建两者之间的关系函数,提出了利用出生率来估算总和生育率的方法。二者的关系可以由公式中给定的系数K来确定。利用普查数据和"小普查"数据估算出系数K,然后利用官方公布的历年(粗)出生率数据估计出相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系数K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的修正与评估研究——基于1982—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数据

基于1982—2010年间的四次人口普查、三次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人口留存分析法,重构出我国1982—2005年间各年的单岁组人口数;提出一种自修正迭代算法对0岁组的死亡概率和人口数进行了二次修正;进一步测算出各次调查时点的低龄组（0~5岁）人口漏报率。基于以上结果,对1982—2005的总和生育率（TFR）和出生性别比（SRB）进行了修正。＂五普＂低龄组漏报率最高,合计约10%,女童漏报大于男童漏报;＂四普＂低龄组总漏报率约为8%,＂三普＂约为4%。历年的TFR受漏报影响被低估,2000年以来TFR渐趋平稳并缓慢回升。SRB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处于高位水平,且有缓慢上升的趋势。通过对TFR和SRB估算值的线性拟合,认为2010年＂六普＂时期我国的SRB为118,TFR的下限值为1.595。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的计划政策三十多年的实施对控制人口数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世界109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数据共20项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国家总和生育率的线形回归模型,并根据该模型估计出当前中国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以此研究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针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总和生育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构建

文章对近50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数据展开分析，并用1965－2004年的数据建立了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该模型真实地刻画了我国总和生育率的趋势变化，但预测值偏低。为了使预测值能反映我国真实的生育水平．文章使用抽样及普查中漏报的人口出生数对模型进行了改进．运用改进的模型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了重新计算。计算结果显示，1990年代后期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在1．28－1．66之间。改进后的模型不但重构了我国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而且为总和生育率的预测提供了理论依据。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中国总和生育率为何如此低?——推延和补偿的博弈

目前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主要关注对"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而较少关注为什么生育水平越来越低。本文根据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博弈的原理,以图对我国生育水平不断走低给予人口学的回答。本文考察了2000年、2010年、2015年三次普查/小普查的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表明年轻人口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和年长人口生育率的微弱上升导致了生育率的不断走低。对2000—2017年的年度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推延效应强劲和补偿效应微弱并不是普查时点的一时现象而带有一贯的趋势性。只要这种趋势没有根本扭转,中国的生育水平将不可避免地继续走低。此外,高龄生育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生育现象。

数据漏报对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确定性函数关系的影响

根据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确定性函数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分别计算了四种出生人口数据漏报模式下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的关系系数。并与官方公布数据(有数据漏报)情况下估算的关系系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虽然出生数据漏报对总和生育率和出生率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对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关系系数影响很小,可以忽略。因此,可以认为出生人口数据漏报对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具有同等的影响,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系数没有影响。并利用不受数据漏报影响的K值,估算出中国199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研究结果是官方和非官方都可以接受的生育水平。最后,文章还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我国总和生育率重估计及其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通过构建总和生育率与一般生育率的统计模型,重新估计了我国2000~2012年总和生育率。结果表明,我国总和生育率经历了先大幅下降后小幅上升的变化过程,2012年达到1.43。通过进一步的指数分解,发现2000~2006年生育率对出生人数变动的影响较大,2006~2012年育龄妇女规模与结构对出生人数变动的影响较大。

关于总和生育率的统计分析模型

文章根据2007年高教杯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A题中的人口数据,针对总和生育率分别建立指数平滑模型和Gaussian模型,并对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进行预测,合理地刻划了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长期变化趋势。

基于曲线拟合模型的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关系研究

利用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抽样调查和普查数据,在假设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具有确定性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假设,推导求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系数K值计算公式,对统计数据缺失年份的K值,利用已知相邻年份的K值,通过移动平均算法求出,并通过已知年份的K值与移动平均算法估算出的K值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移动平均算法估算缺失年份K值的合理性,然后通过曲线拟合方法绘制K值时间序列趋势曲线图,通过数据分析和拟合曲线趋势分析,验证了假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对研究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对今后深入研究的方向作了阐述。

论城市化与边际妇女总和生育率

人们曾经从理论上分析过影响妇女生育率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本文试图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人口城市化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我们以一个省(市、自治区)为一个样本,共27个样本,利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统计资料,把妇女生育率、妇女总和生育率、计划生育率等作为因变量,把人口城市化各种指标作自变量,对每一对自变量和因变量按多种函数关系进行单元回归,从中挑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种函数关系来进行讨论。分析结果表明,妇女生育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与这些指标的关系基本相同,本文就只讨论妇女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城市化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也要论及计划生育率。

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究竟有多高？

过去的3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两项指标的变化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个是经济方面，中国人均GDP翻了两翻以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个跳跃式的提升；另一个是人口方面，有着几千年传统生育观念、并且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仅仅用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生育革命”，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快速下降到90年代的更替水平以下，创造了世界人口史上的一个奇迹。

关于人口系统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范数最优控制问题

本文讨论人口系统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范数最优控制问题．本文将妇女总和生育率当作控制变量，在一定条件下证得最优控制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并给出其相应的优化条件．

中国低总和生育率分析

针对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现实,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从政策性、婚姻结构性、经济和文化等影响低生育率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讨论了低生育率对中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造成的后果,提出提高离婚成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强化男女角色分工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