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悬泉汉简“祭祠具”谈汉代河西边地的社祭与臈祭

“祭祠具”简文分别见于悬泉汉简和居延汉简,二简均为简札,文书书写格式相近,内容相同。推断二简文所记为汉代“祠具”,即有关举行祭祠仪式时所应备具的祭食种类和数量的规定。此“祭祀具”简文与“祠令”相类,具有法律效力。综合汉简记载可知,敦煌悬泉置和居延地湾遗址出土的“祭祀具”使用范围应包括河西边地的社祭和臈祭仪式。

从敦煌悬泉汉简看早期草书的演进模式与状况

悬泉汉简中系统有序的草文字书写是考察早期草书演进情况的绝佳标本,通过图证分析,可以看出早期草书的演进具有纵引主线和横展辅线两条基本线路,而书写的捷易追求与字形的易别原则构成了早期草书得以正常演进的“推促—牵扯”的二元引擎,文书传抄与草书教习是早期草书阶段草法得以确定、普及的两种基本方式。

《悬泉汉简(壹)》札记二则

悬泉汉简Ⅰ90DXT0116S∶5释文存在可以校改及补释部分,其释文中“出卅五人”可改释为“士卅五人”,并可补释“以食骑”三字;结合书法笔迹及文书内容的关联性,可将Ⅰ90DXT0116②∶148与Ⅰ90DXT0116②∶150可缀合编联为同一份册书。

悬泉汉简新见钱券考释一则

《悬泉汉简(贰)》中编号为I90DXT0210①:3的文书简是一枚出钱券,简文中漏释之字应为“文”字,指用现钱支付。简文内容为少内啬夫辅向代替厩御孟子执行送客任务的平民孟延年支付975钱的记录。其中“客五人”应是敦煌郡广至县到悬泉置劳作的庶人,975钱应为由县财政支付的本次送客任务的专项经费。此外,结合秦汉券书的使用情况及简文内容等方面信息综合判断,此枚钱券的形制应为三辨券。

悬泉汉简所见传与传信考

传信与传均为汉代常见的通关凭证。传信由御史大夫所签发,通行于全国,多与西域事务相关。原件由使用者随身携带,御史大夫府存有备份,传信在全国范围内均有效力,传信丢失或被盗,御史大夫将会向全国下发文书进行追查。传为地方官府签发的通关文书,内容多与地方行政事务有关,其效力仅限于签发机构所管辖范围。传信与传在使用过程中沿途各接待机构需要对其真伪进行查验,按照原有文书格式进行抄录。

《悬泉汉简(贰)》所载“东乌泽亭”地望蠡测

《悬泉汉简(贰)》由三枚简组成的册书完整地记录了敦煌郡广至县“东乌泽亭”相关情况,至于“东乌泽亭”地望,则因史料有限而尚无结论。从传世文献及考古调查发现来看,汉唐时期在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截山子以北的区域存在广阔的湖泊水系,乌泽就是其中的一片湖泊。这里也曾是敦煌主要的农垦区。因此,悬泉汉简所载“东乌泽亭”即在此附近,也就是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芦草沟城一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段业在此开置乌泽县,隋代乌泽县并入常乐县后,乌泽这一历史地名随之湮没消失。

试论悬泉汉简隶书的隶变轨迹

悬泉汉简是我国西北地区一次性出土数量最多的简牍,其文字以隶书为最主要书体,能够系统看到隶书前后的书体发展演变规律,是研究隶变最丰富、最有代表性的实物资料。通过对悬泉汉简中汉字笔画、形态、线条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可知:其文字隶变最明显的特点是字形结构逐渐简约、抽象,横画出现了波磔和“蚕头雁尾”,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书写规范,加速了汉字书法艺术化演进,为当代书法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实物范本和风格借鉴。

“御錢”與“司御錢”考辨——以懸泉漢簡爲中心

懸泉漢簡中所見“御錢”與“司御錢”是兩種不同種類的錢。“御錢”是厩御在從事本職工作時得到的錢,一般先是由發布任務的機構付給厩御所在的機構,進而再由該機構發放給任務的實際承擔人。御錢的付受應是一次一結,且每月需將御錢的付受情况整理爲出入簿上報。“司御錢”是厩御在承擔了其本職工作外的其他任務時得到的錢。當厩御在縣域内承擔非本職工作的任務時,“司御錢”是按次結算,直接由相關機構支付給厩御本人;若涉及跨縣任務,則可一月或數月由厩御所屬縣派人迎取。此外,當厩御有事不能按時到崗時,可僱用其他人代替自己執行任務,僱傭期限通常以月爲單位計算,以其承擔任務是否屬於厩御的本職工作及單月内勞作的次數,分别計算御“賈錢”和司御“賈錢”。其中“賈”通“價”,“賈錢”即爲“價錢”。御錢、司御錢的付受,均有相應的券書作爲憑證。

悬泉汉简所见传食研究

悬泉置是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西段设置的一处集官方接待、政令传达、邮书传递为一体的综合机构,即传置。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相关饮食类文物和汉简记载,可知驿置为往来人员提供传食服务,所提供的传食种类主要有粮食、肉食、酱食、蔬菜、水果、酒饮和甜食等,可谓品种丰富。通过研究可知,传食者的身份有四类:外客、公职外出办差人员、奴隶和刑徒以及违规接待人员。悬泉置传食种类以及传食者相关活动、服务,既是对农耕经济在河西走廊充分发展的鲜活反映,也是对河西走廊东西文化交流盛况的见证。

悬泉汉简所见长安与西域的互通交往

悬泉置是汉代从长安通往西域沿途诸多驿站之一。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曾根据汉朝政府所颁发的传信内容为过往的王公、使者以及贵人提供出行的传马、传车等交通工具,并专门配备负责语言翻译的译者为西域诸国使团进行服务接待。悬泉置见证了汉朝政府与西域诸国的外交往来,其中包括汉与乌孙的和亲队伍、龟兹等西域各国前往长安的朝贡使团及跟随匈奴日逐王归顺汉朝的将领。随着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汉朝政府与西域诸国的往来日益密切。不仅西域的佛教经敦煌传到了中原,西域治疗疾病的偏方也传到了中原。同时,汉朝也曾多次向西域派遣太医,这些都是中西互通交流交往的典型反映。

悬泉汉简所见鼓与鼓令

一般所说的鼓是一种乐器,在古代又有比较独特的用法,近18000枚悬泉汉简简牍文书为我们提供了此类信息。悬泉汉简中与"鼓"相关资料的整理,不仅可以复原汉代的"鼓令",而且可获得一些未曾知道的信息。在悬泉置的日常生活中鼓用于接待,以敲鼓次数的多少告诉接待单位做相应的准备工作。

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

两汉在西域的屯田是管理和经营西域的重要措施，它 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文中征引的悬泉汉简， 是近年来地下出土的最新材料，很多方面弥补了文献记载之阙略，结合文献和汉简的研究， 不仅可以揭示西域屯田的总体面貌，还可解决一些单靠文献所难以解决的问题。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对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汉王朝分立乌孙大小昆弥之事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四月之后,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甘露元年;西汉划分乌孙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的时间,在不是甘露三年,而甘露元年和甘露二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王朝的年代,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孙建袭杀卑爰疐的年代应在公元8～15年之间。

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

本文根据近年出土的简牍资料 ,结合历史文献 ,对西域史上为人们关注而有争议的一些问题 ,提出自己的看法 ,试图“引玉” 。

悬泉汉简所见西汉效谷县的“里”名

"里"是汉代社会生活中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形式,因为悬泉置与效谷县的独特关系,在悬泉汉简中保留和出现了很多属于效谷县的"里"名。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我们可以从现有的45个里名探讨效谷县的社会生活状况,为认识西汉边境小县的社会生活及其与丝路交通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参考。

悬泉汉简新见的两例汉代职官制度

悬泉汉简作为汉代邮驿机构悬泉置的日常运作档案文书,与地方机构紧密联系或有亲近关系,对地方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有较多的涉及。其中所记录的敦煌郡属县长官"令""长"的变化及郡县吏员的守官制度,是史书不曾记录的史实。对此等变化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的职官制度,对西北地方政治史研究来说无疑也是一大帮助。

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

本文主要根据悬泉汉简中几条有关乌孙的史料,结合《汉书》的有关记载,对西汉与乌孙交往关系进行梳理,认为汉与乌孙的关系可以分和亲和全面管理两阶段来认识,同时在汉与乌孙的交往关系上,解忧公主和冯嫽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敦煌悬泉置考论——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

悬泉置受到敦煌、效谷两级政府的双重领导,以郡领导为主,级别大致与县相同,主官为啬夫。服务人员的来源除了官吏、戍卒,还有一大部分是发配来的刑徒。悬泉置的功能包括邮件传递、提供餐饮住宿以及缉捕、监察等。

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

敦煌悬泉汉简中,有不少涉及西域使者的简文。由简文可以发现当时西域各政权中的各个阶层都曾派遣使者到内地。西域使者派遣的主体多样性特点,证明了汉朝对西域实行的民族政策赢得了西域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反映了西域与内地的关系是密切、深入和友好的,西域与内地的交往是积极的主动的。同时也反映了西域与内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交流程度的加深。西域各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

从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近1.8万枚简牍资料所见的"亭名"、"亭长"和亭来看,其中"亭"可以分三种:边塞候望之亭、行政治安之亭和邮驿之亭。部分亭存在的时间很短,有兴替之变。以"亭"为中心研究悬泉汉简文书,揭示西汉之时相关的社会信息,特别是效谷县的邮驿道里和邮驿系统之结构。"置"、"骑置"和"亭"构成了效谷县的邮驿系统和文书传递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