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仪式链视域下“网红打卡地”传播的情感实践

众多手机用户将基于社区的移动端应用程序小红书上的“网红打卡地”视为“旅游胜地”,并前往“打卡”,也吸引了大量的其他用户前往,产生一种情感实践。研究借助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以小红书平台为例,探讨“网红打卡地”短视频传播中的互动过程与情感机制。研究发现,在本者与他者之间的群体聚集互动下,形成仪式启动、仪式运行、仪式结果三大环节,参与用户大多关心的问题都与拍照有关,最终能否“打卡”成功以及各打卡点的鲜明独特性与游客积极情绪呈现正相关性。

情感社会学视阈下教师情感实践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1405名中小学教师的实证数据

教师情感实践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维度,直接关乎教育教学的效果。对全国二十余省份中小学教师的研究发现:教师情感实践的总体水平较高,但各维度发展并不均衡;情感实践各维度能显著预测情感行为;教师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教师高于男教师,情感实践水平与年龄成正比,不同教龄教师的情感实践水平存在“高原”现象,情感实践水平与学历呈现“背反性”,班主任的情感素质高于任课教师,小学教师的情感实践水平高于初中和高中教师,已婚教师高于未婚教师。为全面提升教师的情感实践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在社会上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在教师教育中设置教师情感类课程,在教育教学中加强情感反思,在组织上构建教师情感发展共同体。

情感实践的内部性与外部性:现实主义主流电视剧的影视弹幕研究

影视剧弹幕为个体围绕大众产品的情感实践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成为强化视听媒介产品的互动性和消费性的普遍手段,促进了现实主义主流电视剧在青年群体中的流行。在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弹幕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情感建构和情感表达,主要通过外部性和内部性两个机制促成观众情感的表达与互动:通过真实的共情与共鸣,使观众得到情感的积累与宣泄,并引发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弹幕表达中丰富的情感实践方式为我们理解新主流影视剧的情感特征和传播规律提供了重要启示。

融媒时代新闻报道中情感实践的维度

情感实践研究聚焦于新闻报道主体如何理解、呈现、传达新闻客体的情感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践行为。本文提出融媒时代的新闻报道需要在三个方面提升和完善情感实践:在采访环节,利用设身处地和有效沟通再造情感关系实践;在呈现环节,利用形式意味和寓情于理优化情感表达实践;在流通环节,利用情感力量和媒体信任促进情感治理实践。

“动”之以情:根据地农民读报的情感实践

政党在改造读者的同时,也被读者改造。基于对农民读者“情感结构”的捕捉,中共在根据地的“阅读革命”中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工作”。而细致入微的情感实践帮助党报渗入乡村,培育出农民的“爱报”情结和党报的威信,从而弥补要言不烦的政策、文件与乡村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缝隙。本文在联结阅读史与情感史的基础上,以农民读报的情感困境、党报与读报的情感改造、“爱报”的情感机制三个方面作为研究思路和方向,阐释党报与读报革新的情感面向,探索群众动员、社会协商的情感政治。

爱与逃避:丁玲早期创作嬗变中的情感实践与主体性困境

长期以来,“左转”说将丁玲早期创作的嬗变解读为一种革命主体的自觉建构行为,忽视了丁玲创作动机中持续在场的情感元素具有的偶然性与情境性。在丁玲早期创作中,以偏为爱的创作风格内含着因怕而爱的情感原型,使人物在强烈的“唯爱”诉求中反而呈现出“失爱”的悖论体验。正是在“逃避-依恋”的意义上,丁玲的创作超越了一般的情感写作,呈现出所谓“左转”的文本表征,揭示了“爱”的悖论景观,也触及了“内曜不足”这个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困境。

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以草明《延安人》为中心的考察

主要聚焦草明的情感实践与创作转型,以194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延安人》为切入口分析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交互影响。《讲话》发表后,一系列情感实践促进了知识分子主体的情感转向,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转变也影响了革命文艺的生产与建构。草明延安时期的创作及其转型具有典范性。在宏观层面,作家的情感实践促进革命文艺生产的同时,革命文艺创作活动也在滋润着创作者的情感认同。创作者投身革命文艺生产的场域之中,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实践。知识分子的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相互成就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变革的一条有效的内在路径。

教育是一种情感实践

人文、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意义,除去它对教育实践的引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启发我们寻找认识教育的新视角。这个新的视角,实际上已经潜藏在人文、人本的教育思想之中,那就是情感的视角。教育情感固然可在教育者的精神系统存在,但它现实的显现却一定在教育活动和教育生活之中。在情感的视角,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实践。具体而言,教育的起源具有情感特征,它是以积极的价值倾向和生命关怀意识的出场为标志的;教育的过程需要教育情感的支持,教育没有了情爱,就相当于没有了价值倾向和生命关怀意识,也就只剩余可以独立存在的教、训、诲、化这类中性的行为;教育的追求以情感和价值发展为最重,社会借助教育想从个体那里获得适宜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者因从事教育而获得情感和价值上的进步。教育对人的情感是有所选择的,客观上存在着的教育情感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性情感,其基本成分有关怀、同情、启蒙、解放、成全。

网络舆论反转中公众反思性情感实践研究

公众情感表达是舆论反转研究的重点之一。然而,当前研究多囿于“情感—理性”的二元框架中,忽略了公众情感实践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这种框架束缚了舆论观、情感观的发展,使舆论中的情感表达被视为社会稳定发展的阻碍因素,限制了情感表达反映民意、监督社会的重要功能。因此,通过引入反思性情感、情感实践的概念,归纳出舆论反转中公众情感实践的四大核心环节:情感唤醒、情感表达、情感规制以及消极接受与表达,以完善相关的情感实践研究。研究表明,舆论反转中公众情感实践具有“反思性”,且受到社会文化、情感环境和反转新闻发生年序等多种因素制约。

网络舆情情感实践治理路径的思考

本文基于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考量网络舆情中利益相关主体的情感表达和实践。政府机关坚守网络舆情治理主体地位的同时,更加强调协同治理;网络媒体机构要摒弃纯粹的商业思维,利用新兴媒介技术和认知心理学理念,践行“有为”和“善为”;对于网民而言,提升网络媒介素养迫在眉睫。

拟态陪伴视阈下“云健身”粉丝的情感实践分析——以“刘畊宏直播健身”为例

疫情侵袭,人们的物理空间实践转移至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虚拟空间。在社交媒体构建的生活化、真实化、互动化拟态环境中,人们获得了与传播者共同在场的“陪伴感”,类似物理空间的拟态亲密关系就此诞生。其中“云健身”在社交平台异军突起,成为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居家隔离关注或参与的重要活动。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对以刘畊宏为代表的健身主播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分析。通过分析认为,运动社交能够缓解宅家孤独感,同时媒介景观趋向美化催生用户的身体焦虑,这两点亦是促成“拟态陪伴关系”形成的重要原因。在此过程中,粉丝在“焦点投射”和“陪伴场景”沉浸及个人情感积聚爆发这三个环节满足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需求,这为研究社交媒体对于用户的情感影响提供新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亲子关系的危机与重塑:家庭情感实践的视角

对一名舞蹈专业初中生的叙事重构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亲子关系危机主要由生活场域缩小、社会压力加剧、代际沟通不畅引起,表现为亲子焦虑情绪的相互渗透、儿童主体性与家长权威性碰撞引发的言语冲突。在家庭情感实践当中,亲子双方需细心感受对方情感,主动表达情感诉求,给予对方积极的情感支持,形成亲子间的积极依恋,这样才能促进儿童良好品质的发展,养成独立的人格,获得个体的自我价值。

情感劳动研究的模型比较——兼论教师如何改进情感实践

教育是一项情感实践,需要教师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首创的“情感劳动”概念及相关理论引发丰富的后续研究。格兰迪、托特泰尔、博尔顿和哥伦布四位学者分别从情感劳动策略的完善、情感劳动过程的细化、情感劳动动机的探究、情感劳动行为的识别视角建构情感劳动模型,在操作取向、动机探究和关系思维三个维度上对情感劳动理论进行推进。这种情感劳动理论发展的动向提示教师以过程性、关系性、文化性视角审视情感劳动:提升文化敏感度,情绪情感表现要因地制宜;增强动机觉察力,情绪情感处理要理性客观;提高行为适切性,情绪情感运用要因势利导。

情感实践视野下纪念类博物馆的馆校合作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行前一课”为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市教育局合作共建的“行前一课”教育活动是爱国主义和国际和平教育的一次创新。馆校合作中博物馆作为特定的学习空间,往往通过观众情感参与来提高馆校合作教育的有效性,目的在于重视情感在博物馆教育领域中的协同作用,促进博物馆可持续性记忆和公共话语的形成。在这个典型的博物馆教学活动中,记忆与观众亲密接触的关键是历史事件中的人与物,无论是物质表现的真实性光环还是幸存者个人见证的多重阐释,这些对塑造与回应观众情感关系来说都至关重要,增强了观众从博物馆参与中获取意义与获得情感体验的能力。博物馆作为与过去建立关系的地方,需要从情感参与的角度重新想象博物馆中观众的学习面貌,从而开展具体的馆校合作活动。

“何谓情感”:现代性、数字媒介与情感实践

在媒体技术的驱动下,普通人的情感体验逐渐从私人生活世界进入公共领域,开始成为社会各界竞相关注的热点话题。学术界的“情感转向”即是对此社会变化的积极响应,并在近年来逐渐掀起一股日渐高涨的研究高潮。有鉴于此,学者袁光锋的新著《“情”的力量:公共生活中的情感政治》系统追溯了情感研究的基本理论脉络,深入探讨了情感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复杂关联;通过引入“实践”的理论资源,推动既有研究领域的视角转换以及议题拓展;结合当前社会鲜活的经验现象,从个体与社会结构互动的视角来探寻情感议题中复杂的实践逻辑。总体来看,该著作力图在理论与实践、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交汇中寻求突破,有益地推动了既有的情感研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本文在研读该著作的基础上,浅谈“实践”理论如何推进既有研究框架,并结合本土实践,探讨其对情感研究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拥抱“云上亲缘”:抖音博主的情感场域实践探索

本文以抖音平台上“@和女儿分享日常”博主为例,引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按摩”理论,探讨赛博场域中的情感交往实践及“亲缘”建构。具体表现在观看视频的参与者通过评论交流建构情感,获得认同,并在群体互动中塑造理想化的父母形象。这一现象反映了观看者对亲情陪伴的渴望,以及对理想化父母形象的追求。然而,虽然虚拟情感满足为青年提供了情感慰藉,但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需要引导青年群体正确看待赛博化情感交往。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转型改变了情感伦理化的依附性表达路径,赋予情感以自主的实践空间。情感实践兼有理性面向和伦理底色。结合鄂西的田野调查经验,文章建构了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分流路径,揭示了以制造边界为核心的情感调适逻辑。情感分流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伦理轨道中代际互动过程的分化,基于“父子之别”构造了生活本位的情感实践路径;二是在伦理轨道之外激活情感轨道,基于“嫁娶之别”构造了以资源流动为媒介的情感实践路径;三是面对代际互动的双轨格局,子代家庭基于“夫妻之别”构造了灵活的场景转换机制,维系了双轨格局的均衡稳定。“制造边界”的目标不是伦理的封存,而是理顺理性、情感和伦理的关系,进而在底线伦理之基础上拓展代际互动空间,塑造灵活、自由且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伦理、理性在融入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转型期家庭制度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农民家庭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

“算法冒犯我”:用户与算法的情感实践及其自主性

将算法视为可交互的传播主体,有助于挖掘更深层次的算法与人的复杂关系。通过对18名算法推荐类应用程序用户的深度访谈,本文发现算法与用户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情感实践,本文将其称为“算法冒犯”。算法冒犯呈现出多维度的内涵:既是用户直接的负面情绪表达,也构成了算法在互动关系中对用户主权的“越界”和“僭越”。同时,这也是“算法批判”的集体叙事在个人层面的彰显,具体体现为画像失真、语境失当和隐私侵犯。而用户自主性则是用户应对算法冒犯的主要机制,表现在温和抵抗、自我调适、算法素养三个方面。通过凸显情感实践维度的价值,本文期望推动算法研究进一步回归日常生活与主体经验。

残酷的希望与破碎的承诺:电竞选手的情感实践

2019年电子竞技员(也称电竞选手)成为人社部批准的新职业,这带动了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论文以“残酷的乐观主义”和“希望”为理论资源,考察支撑该产业的核心元素:电竞选手的个体经验和情感形式,并将电竞选手呈现的情感形态扣连行业语境和政治环境做情境性分析,以探究当代电竞选手的情感生成逻辑及其情感带动的行为。本文发现大众文化、政策扶持和行业语境共同为电竞选手编织的美好承诺是有问题的欲望客体,并阻碍他们走向繁荣。失去欲望客体的体验让人如此心碎,以至于电竞选手抱持的希望和乐观反而磨损和消耗了他们的生命力,甚至将其引入“僵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希望的残酷主义”,以思考和理解当代电竞选手的情感实践。

我“萌”故我在:兽迷角色扮演的游戏狂欢实践逻辑及动因分析

近年来兽迷亚文化兽装展演逐渐“出圈”,其呈现特定行为逻辑与动因。本文引用游戏本体论,对兽装展演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该过程不仅是游戏实践的过程,更是兽迷们通过穿着“萌”的、理想化的兽装等策略来实现自我的释放及情感表达,从而勾勒出游戏狂欢式图景并建构了游戏与“萌”文化实践的密切关联。考察近年Cosplay文化中的兽装展演,可以更好地关照青年亚文化的集体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