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研究

《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创新。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及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问题:首先,在适用范围方面,惩罚性赔偿应当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领域。其次,在责任构成要件方面,应在明确“违反法律规定”内涵与范围的基础上,区分“违反法律规定”与“违反国家规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针对“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进行具体化规范。再次,在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面,应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最后,在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履行方面,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形,惩罚性赔偿金归被侵权人所有,应优先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履行;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形,惩罚性赔偿金应与罚金、罚款折抵后,统一上缴国库。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体系定位

独立的制度空间是发挥独立价值的基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其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的关系,讨论在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之下还有无独立的制度空间。在功能上,三者具有同质性,均旨在惩罚遏制违法行为;在适用的案件范围上,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食品犯罪趋同,并被行政处罚所包含;在金钱罚手段上,针对食品违法行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规定了足够的金钱罚手段,客观上无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予以补足。因此,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并无大范围适用的必要。但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相对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具有自身的制度优势,其适用范围应据此确定,以形成相互区分又有机衔接的规制体系。

惩罚性赔偿与职业索赔正当性问题研究

在正当性存疑的前提下,职业索赔人以私人身份参与公共管理,其管理效果难以通过效率原则的检验。造成此结果的原因,不仅在于职业索赔人自身行为的动机与公共利益不相符,而且在于立法给了职业索赔人“小题大做”的空间,却没有给司法者一定的裁量空间来对职业索赔人进行抑制。对职业索赔的讨论,从形式主义的论辩慢慢走向功能主义的分析,但最终应以效率原则为标准。若能在司法和立法层面双管齐下,将促使职业索赔人关注真正重要的食品安全问题。此外,完善的行政举报制度,不仅能化解对职业索赔正当性的质疑,还能发挥与职业索赔相同的社会效果。

论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可保性及其制度展开

囿于惩罚性赔偿责任可保性的传统学理认知,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在“可保说”与“不可保说”之间进退维谷。剖析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多重功能或可为其可保性问题寻得“二阶可保”的解释可能。基于对惩罚性赔偿责任中填补损害型责任和惩罚威慑型责任的解构,其中的填补私益损害型责任完全可保,惩罚威慑型责任完全不可保,填补公益损害型责任部分可保。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二阶可保性不仅可以借助保险法理中的可保风险理论及其适当扩张得到充分性论证,而且能在以“维持制度功能”和“契合公共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效益视角下获得必要性证成。为推动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二阶可保性从理论落地实践,可沿着“奠定基础-搭建框架-提供保障”的思路,优化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构建承保技术方案,制定配套支持措施,最终实现被保险人、保险人和社会公益的共赢。

公私益界分下生态环境侵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研究

在生态环境侵害领域,我国存在并行的三种制度,分别是私益类的一般环境侵权制度和公益类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借助于对环境权本质的探讨,公益类的生态环境侵害问题亦有在民法体系中寻求解决路径的合理性。而惩罚性赔偿作为具备多重功能的民事法律制度,能够助力生态环境侵害制度体系实现其特殊的生态功能及社会效果。同时基于对其适用于公益类案件中理论争议的回应,惩罚性赔偿应作为公私益生态环境侵害问题中的共同规则。但公私益生态环境侵害案件的差异不可忽视,确有必要在公私益区分下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进行不同解释,以合理限制公益类生态环境侵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具体而言,相较于私益类生态环境侵害,公益类生态环境侵害惩罚性赔偿的行为加重要件应采狭义理解;主观加重要件不应纳入“重大过失”。在结果加重要件上,无论公益类还是私益类,都应重新审视对“严重后果”的要求。

侵害敏感个人信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

侵害个人信息的现象并未随着保护个人信息立法的不断出台而减少。应当提升信息主体保护个人信息的积极性。应当将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相区分的思路贯彻到侵害个人信息赔偿制度的构建上。针对敏感个人信息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避免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其构成要件包括故意侵害敏感个人信息、以侵害他人个人信息为业等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了严重后果。惩罚赔偿金应当归属于受害人。

惩罚性赔偿补偿功能否定论

惩罚性赔偿的法哲学基础、核心价值、体系定位同补偿性损害赔偿在本质上不兼容。对惩罚性赔偿补偿功能的强调,容易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导致惩罚性赔偿被同质、滥用甚至虚置,削弱其作为法律制裁手段的特殊规制效力。作为公私法规范融合的典范,惩罚性赔偿不仅是对传统个人正义维护机制的一次重大突破,而且是法律体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要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就必须坚持惩罚这一核心功能定位,摒弃可能将其引入传统损害赔偿模式窠臼的补偿功能。唯有如此,惩罚性赔偿方能真正发挥其震慑不法、维护诚信社会秩序的应有作用。

威慑视角下著作权惩罚性赔偿责任构成的反思

鉴于著作权以激励创新为价值导向并且保护客体具有“公共产品”特征,著作权领域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格外谨慎,以避免因过度震慑而造成的消极影响。现有著作权惩罚性赔偿责任构成侧重于关注行为不法程度,但从威慑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该做法的适用效果存在同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目的背离,并导致适用范围的不当扩张。而现有构成要件侧重行为不法程度所带来的过度震慑问题,不仅阻碍著作权事后界权模式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导致创新产出水平的降低,亦会造成国际保护视野下保护逆差的出现。根据最佳威慑理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以实现个案中的完全补偿和弥补逃避追责带来损失为限。因此,通过增加“补偿性原则”“逃脱可能性”以及“创新活动例外”等评价因素有利于实现对现有构成要件的优化,从而避免著作权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适用中赔偿过度带来的负面效应。

论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的统一——基于687件件裁裁判判文文书书的的实证分析

我国《著作权法》在第三次修改时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立法语言的模糊导致司法裁判标准混乱。基于对687件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可知:一方面,法定赔偿暗含的惩罚属性压缩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空间,也带来了能否将这一实践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作为惩罚性赔偿基准额的争议;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语义模糊、规范指引缺乏,导致裁判标准无法统一。要促进我国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完善,须以类型化、体系化的思维统一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具体而言,须厘清并协调“故意”与“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的功能;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将法定赔偿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降低数额认定的高精度期待,避免损害赔偿“数学化”而忽略其法律价值;厘清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边界,在防止对侵权事实重复评价的基础上促进二者的协调适用。

论参考行政罚款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规则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12条构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条款,该组规则选择了“基数×倍数”的“倍数计算法”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方法。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具有高度同质性,基于平等对待当事人的要求,确定两种金钱类惩罚性责任之数额的运算规则与计算结果应当基本一致。但现实是二者在考虑因素、裁量区间和设定方式上均存在矛盾,难以实现平等对待当事人的目标。通过比较法考察,倍数计算法尽管广泛存在于普通法系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但却一直未成为通行做法,只是无法采用最优规则之下的权宜之计,并受到较多质疑。在易造成不平等对待当事人之后果及没有特别且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作为支撑的情况下,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应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原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不宜采用倍数计算法,而是应当与相应行政罚款的计算规则保持一致。

消费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理论检讨与实践辨正

在消费公益诉讼当中,判处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面临着法理、事理、情理三重质疑。就法理层面而言,我国法律始终将惩罚性赔偿定位为一种私人执法手段,只有消费者个人才有权提起此种诉讼请求;就事理层面而言,惩罚性赔偿并不符合公益诉讼的设立目的,起不到通过激励私人执法来弥补公共执法不足的作用;就情理层面而言,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已经足以体现对被告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而且消费者可以自行通过私益诉讼求得惩罚性赔偿。此外,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与使用,各地做法极不统一,无论上缴国库,还是发放给受害人,抑或纳入专门基金,均非万全之策。故而,此项制度应当缓行,有待检察公益诉讼法构建专属于公益诉讼体系的惩罚性赔偿。

专利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司法确定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经过多次修改正式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了促进该制度在专利侵权纠纷中的落地,应当明确赔偿数额的确定路径。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有三种计算角度,其中专利权人实际损失要以专利产品边际利润为基础;侵权人所获利益应依据是否以侵权为业分类计算;合理许可使用费的评估需要法院发挥更大职权作用,且维权合理开支不应纳入基数。依托“要素累积法”,结合法律规范与审判经验制定得到主观和客观方面倍数计算指标权重表。赔偿基数的计算可以运用裁量性赔偿,避免滥用法定赔偿。

裁判视角下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额影响因素组态研究

现有文献侧重法学视角对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暂无关注多因素对惩罚性赔偿额的联动作用。基于裁判视角,运用fsQCA,从基数、主观恶意程度、侵权情节严重程度以及其他因素四个层面8个前因条件出发探究其对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额的协同联动效应,并探索高惩罚性赔偿额的驱动路径。得出以下结论:充分重视赔偿基数的重要作用,谨慎看待高倍数对惩罚性赔偿额的影响,商标权人在诉讼过程中应注重证据的全面性以及互补性,同时结合个案选择合适的举证路径。

论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赔罚关系视角下的代表性案例分析

在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能否以及如何提起惩罚性赔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争议。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呈现政策性文件支持导向明显,而法律中直接请求权规范缺失的现状。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裁判不一。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和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要求,是提起惩罚性赔偿的适格主体。基于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性质,惩罚性赔偿金不应与刑事罚金“竞合”,不应相互抵扣,应当缴付至专门公益基金以支持食药安全公益事业。

垃圾信息侵权规制路径与规则优化:惩罚性赔偿的引入

垃圾信息侵权的大规模性、低成本性及难察觉性决定了对其治理需要运用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规制思维,其行为评价及相应的权利救济亦是刑事、行政及民事等法律工具综合运用的结果。在协同共治框架下,惩罚性赔偿是垃圾信息侵权得到良好治理的有效法律工具补充。惩罚性赔偿的扩张趋势、核心功能及滥诉可控等均为其适用垃圾信息侵权提供了制度优势。适用条件的修正、举证原则的明确、赔偿额的确定、惩罚性赔偿基金及集团诉讼制度等规则优化,为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垃圾信息大规模侵权提供了保障。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

为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我国《民法典》第1 232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在环境侵权诉讼领域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原则性地规定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构成要件不明确、惩罚性赔偿金金额不统一、归属及使用具有模糊性、相关责任竞合的难点。因此需要在环境司法领域须积极找寻法律的适用路径,解决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难点,实现对环境侵权人的警示功能,进而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

《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读

一、出台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对于增强消费者权利意识、加大食品药品安全保护力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阶段审判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各地法院在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时裁判尺度不统一,同案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时间、不同判罚问题突出,对此,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的一份复函[《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181号)]中首次明确表达了“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的意图。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案例一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食品的经营者支付价款十倍惩罚性赔偿金——郭某诉某经营部产品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2021年11月17日,郭某向某经营部购买某品牌白酒2件12瓶,并支付货款11160元。2021年11月23日,郭某再次向某经营部购买某品牌白酒2件12瓶,并支付货款10937元。后郭某怀疑其购买的白酒为假酒,遂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发布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案例一:销售假冒伪劣减肥食品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崔某诉杨某产品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2023年8月29日,崔某在与杨某通过微信联系达成购买某咖啡减肥食品的合意后,向杨某支付价款800元。崔某食用后认为减肥效果好,于2023年9月9日再次向杨某购买2160元的上述产品。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正当性与适用研究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提高违法成本,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是大势所趋。《民法典》确立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性规定,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由此引入并构建起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在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条件、细节标准等仍依靠审判机关的实务经验,涉及知识产权赔偿的案件仍多用法定赔偿方式解决,使得作为新生事物的惩罚性赔偿不能得到广泛适用。随着我国现行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细化,明确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对实现公私法责任协调有积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