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个政治学命题,其严肃的政治性不可抹煞。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处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树立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合法性,同时将这种合法性内化于大众,并在大众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从而可以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巩固和在同其他权力关系竞争之中的优势地位。所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实现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问题自然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

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家庭——以《嘉莉妹妹》为例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实现对人的控制和治理,而不是以强制的方式。如果说马克思的国家机器的统治形式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治形式则是自下而上的。在《嘉莉妹妹》中,家庭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充满了温情。基督教观念、消费主义共同把"嘉莉妹妹"深深裹挟,曾经承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的家庭自身也随之一同遭到放逐。

表象体系、主体幻觉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探析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体系,体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周围世界的无意识"体验";第二,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发展中,将个人建构一个具有理性意识的主体,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策略,使个人在一种主体的幻觉中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认同;第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庞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为社会提供合法性。

电影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意识形态研究,有助于电影学批评的博德里理论的分析与质疑。影像的接收过程与传播手段中意识形态,具有能指与导向作用,从而剖析电影意识形态中国民性的反映与话语表达的强势力两个问题。

在解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读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直接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表达,是贯穿全文的主题。《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发现并论证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功能从上层建筑领域延伸到经济基础,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更深刻的存在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不是否定或者背离,而是继承、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视阈中的政治学话语——阿尔都塞对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种尝试

阿尔都塞认为,由于人们长期忽视马克思的再生产维度,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只停留在"描述性的理论"阶段,为了将这种描述性理论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必须重新开拓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问题域。在国家领域,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国家机器外,还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的存在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不断延续提供了必备条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提出是阿尔都塞对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为研究国家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全新视角。

论《土生子》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土生子》问世虽然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但是在少数话语和族裔经验日益凸显的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作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在《土生子》中通过对别格犯罪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利用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被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和肆意操纵。

从《无名的裘德》看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人性的压迫

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哈代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可以看出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阿尔都塞认为,宗教、教育和家庭等体制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作用无非是"保障生产关系的复制"。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无情抨击的正是基督教会、高等教育和婚姻制度等维系西方社会的主要支柱。在建筑界从业的经历赋予哈代独到的眼光,使他能够从建筑学的角度审视这些上层建筑的领域。小说中的基督寺大学集教会和高等教育于一身,是裘德一心向往的"光明之城",结果是那所学府的哥特式建筑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幽暗城堡,将他拒之门外。他和表妹苏·布赖德黑德因同居而违背了西方社会的婚姻制度,被视为"有伤风化",遭到社会无情的迫害。裘德在黑暗中溘然而逝,哈代的小说创作随之化为绝响,标志着作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最终弃绝。

试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阿尔都塞吸取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运用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并详细分析了家庭、教育、教会这三种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揭露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谈起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论证了学校教育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作用,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启示。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网络文化冲击着主流价值观,国内改革转型过程中矛盾凸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欠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挑战。根据阿尔都塞的理论,学校要发挥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载体作用。新形势下,高校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利用新媒体对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加强高校内部课程的建设,最终增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性地位——基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视域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马克思关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阿氏论证出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教育也同样发挥着阿氏所指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表征,其主导性必然体现在对统治阶级思想一元性的坚持和维护上。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阿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为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新的思考维度。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影响下的《红灯记》改编

《红灯记》是"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之一,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并被大力普及。本文从经典版本的变迁阐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红灯记》改编的影响,引发人们关于政治对文艺作品版本更迭的关注。

掌握革命的武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再解读

在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创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理论的探讨,这一理论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尤其是对我们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理论经验和借鉴意义。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个概念的四维思考

立足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在功能上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并列使用,共同维护阶级统治;这两种国家机器的区分具有相对性,它们在功能上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其中前者的功能更加真实、持久;与市民社会相比,镇压性国家机器在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方面更具主导性和示范性;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作为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正逐步淡化其虚无性,不断提高其科学性。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所带来的几点商榷

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误解主要是这样一种认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工具,可以根据作为施行者的统治阶级的需要,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些误解至少以以下形式表现出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工具化;意识形态操控的主观化;意识形态的唯统治阶级化。对此需要辨清: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掌控不等于对意识形态的掌控;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不等于统治阶级有意施行的意识形态;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不等于对统治利益的再生产。最终必须明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出发点,是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不是对统治关系的再生产;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控,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实践而不是具有实践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功能的实现方式——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实践图式的文本分析

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理论,阿尔都塞制定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从而拓展与细化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作用方式的理论认知。通过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资源的接纳,阿尔都塞全面揭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机制的辩证法。通过凸显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经济学场景,阿尔都塞确立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的出场路径。通过引介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范式,阿尔都塞细腻阐释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体建构的微观机制。基于上述异质视域的有机接合,阿尔都塞建构了极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实践图式和运作场景。

“意识形态一般”的思想语境与理论图式——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辨析

面对＂五月风暴＂的革命窘况与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当代转型,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从＂劳动再生产＂意识形态根源的问题意识出发,建构了＂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图式,具体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唤主体＂,以及两者之间的镜像复制关系,并且在阶级斗争场所中揭示了意识形态内部超越的可能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路不仅是对马克思经典阐释的科学推进,而且构筑了当代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问题域,从而在反思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指引社会主义实践中仍旧具有理论意义。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研究

路易斯·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意识形态产生与执行的机构场所,给抽象的“意识形态”赋予了“物质性”,为意识形态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文章分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译者主体性建构与发挥的影响,旨在为深入理解意识形态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提供有益思考。

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角度看《红灯记》

《红灯记》作为"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担负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本文从情节设置、人物关系设置、音乐与唱段、镜头与色调四方面对《红灯记》进行分析。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

论意识形态在我刚才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时,以及在我谈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靠意识形态发挥其功能作用时,我引证了一种实体——意识形态。现在需要对此稍加论述。众所周知,是卡巴尼斯、德斯蒂·德·特拉西及其朋友们杜撰了“意识形态”这个词,他们用以指代一种观念(发生)论的客体。50年后,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开始使用这个术语时却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涵义。意识形态在此是指一种支配个人心理及社会集团心理的观念和表象的体系。早在马克思为《莱茵报》撰文时,他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政治斗争就不可避免地迅即要求他正视这个实体,并迫使他把最初的直觉知识加以发展。然而,我们在此碰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悖论。世间一切都仿佛在引导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系统的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晰的意识形态理论,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