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本文根据《与元九书》等原始文献,认为白居易诗歌编集时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以"言志"、"缘情"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其分类对古代诗歌的分体、本体论和感伤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白居易感伤诗的心理成因是两次人生巨痛和对"诗人多薄命"的反思;最后从《白氏长庆集》中提取出白居易原始分类时的一百余首感伤诗,提出"原感伤性"、"再感伤性"的概念来解读这些感伤诗。

辨白居易评价《长恨歌》的矛盾心态——兼论《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的意义

当白居易以文学家的审美眼光观照《长恨歌》时 ,言辞中潜溢着欣赏之情 ,而当他以政治家的功利眼光审视《长恨歌》时 ,往往又流露出轻视之意。封建文人所肩负的双重角色、所固有的矛盾人格 ,造成了白居易矛盾心态的出现。白居易以归类的方式重申了他对《长恨歌》主题归属的定位 ,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这一矛盾心态的钥匙。

从白居易的感伤诗看人的生命意识

白居易是新乐府诗人的代表,他的感伤类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代表了他的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从《长恨歌》的主题和《琵琶行》的艺术上来阐述白居易对人的生存境况、人的生命世界的关注以及对人存在的感知。如果说《长恨歌》是作者从主题上感叹人生的悲欢,那么《琵琶行》则从艺术上进入到了更深的人生情感体验之中。但二者皆是作者对历史人生盛衰无常的惶惑,对生命本体存在的矛盾和痛苦。

品鉴白居易感伤诗中的“物我相望”之境

感伤诗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重要类型，在这些蕴含着丰富真情实感的诗歌中，抒情主体与客体双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既亲近又疏离、既非相斥又未相融的关系，即“物我相望”。可以说，白居易以入世的姿态和理性的态度来观望着外部世界，并更为真实地表达着自己内心情怀。

巧借他山石——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承袭

平安文学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平安朝,“日本的汉文学”“几乎被白居易的诗文涂成一色”,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在中国文学刚开始传入日本以后,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追逐新倾向,只顾模仿拟作而致。”[1]平安朝的文人在选取白诗时,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选取角度的。由于能够和日本人物哀忧郁的民族心性相契合,因此白居易的那些感伤诗成为平安文人模仿的主要对象。然而这种摹仿和承袭与白诗的主旨在有一定联系的同时也有巨大的本质不同。

《诗经》感伤诗的美学价值

《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第一部诗歌选集,其中的史诗、政治讽谕诗、农牧诗等反映了我国古代早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民风民俗,而在表现社会心理和情感方面则要数感伤诗。这些诗最真切、最细腻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感的培育,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浅唱低吟含蓄 幽思哲思深邃——论李商隐感伤诗之审美特色

李商隐之感伤诗是中国诗歌总集中的珍品。透过其作品总能品触到他感伤的心绪,仿佛在浅唱低吟中诉说着对人情冷暖的幽思。他的感伤诗歌具有乱世忧吟、清丽唯美,意蕴含蓄、主题朦胧,意象斑斓、梦幻生动,感性知性、大放光彩等四大审美特色。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

白居易感伤诗论略

白居易感伤诗对人生经历、宦海沉浮、身体病苦的诸多感慨,表现了诗人“兼济”与“独善”的复杂心态;对下层士子、妇女不幸遭遇的描写,蕴涵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伤于外物、发为咏叹的诗作,渗透着诗人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品格修养。白居易感伤诗在创作手法、语言和形式的运用上,现实主义特点比较突出,但有理周辞繁、不够含蓄之缺憾。

论晚唐感伤诗产生的文化背景

唐自大中间,国体伤变,气候改色,人多商声,亦愁思之感。诗至晚唐,商声四起,诗坛上萦绕着阴郁的感伤之影,诗风迥异前代。这种以“悲怨”为特征的感伤诗风,前人曾直观地感觉到:诗人许浑“善作佗傺之言”;杜牧的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李商隐之作乃“屈宋之遗响”;刘沧诗“悲而不壮,语带秋意”;罗邺诗则“无一题不以寄怨”;郑谷诗“声调悲凉”;曹松写涛“颇能为寒苦之句”……晚唐诗人之作,无论是杜牧的“刻意伤春复伤别’(李商隐《杜司勋》),还是韦庄的“

莫言:一个物化时代的感伤诗人——读莫言的几个近作

这是一个充满物欲和追逐实利的时代,同时也必然是一个精神虚空和情感钝化的时代.正如里尔克的诗所云:"我没有情侣,没有房屋,在我活着的地方没有位置/我被捆缚在所有的物上,这些物膨胀着把我吞噬."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你可以麻木、被动地去顺应或承受,这无可厚非.当然,你也可以不甘示弱,不甘奴化。

略论感伤诗的审美意识

一1768年,罗伦斯·斯泰恩的杰作《感伤的旅行》以一种在情感和知觉上对经验世界的独特的把握照亮了人类精神世界。这本描写约力克旅程中和他的心灵中那些不同于理查逊所表现的敏感性的小说,被斯泰恩冠以“感伤”一词恰如其份地表达出来,因而成为十八世纪这一奇特的文学现象的概括。英国感伤诗的产生大约在蒲伯之后直到十八世纪末。这一时期,英国经历了历史上伟大的巨变——工业革命。

从《琵琶行》看白居易感伤诗的审美价值

一一千多年来,自居易在《琵琶行》中以语言符号所指谓的视觉形象生动描绘听觉感受的高超的艺术手法,已成为中国诗坛上的千古绝响,“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问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絃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进。

白居易和元稹感伤诗思想内容的异同

白居易和元稹是中唐诗坛的两位盟主,其感伤诗的创作脱离了中唐功利化主流诗风,反映了二人真正的生活情感体验。在思想内容方面,他们的诗歌都具有感时伤老、思友念远、悼亡亲友的内容,但在思想性上存在着差异,元浅白深。

浅析白居易感伤诗的艺术成就

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又一杰出诗人。他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大类,其中他本人认为价值最高最为认可的是讽谕诗,“为时为事而做,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很好地体现了他诗论的精神。而对感伤诗他当时并不看重,对闲适诗则从来就评价不高。今天从整体看白居易的诗,大多数人认为他最好的诗应该是感伤诗,闲适诗中也有很多好的、积极的内容,应有新的评价。这些是从思想内容方面看。从艺术成就的角度看,讽谕诗不能算是他艺术成就最高的诗,而感伤诗和闲适诗则达到了艺术成就的高峰。

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三百"的两种模式分析

德国诗人席勒将诗歌分为两种模式:素朴诗和感伤诗。用这个诗学理论去考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三百",我们发现,其模式同样可以分为素朴的和感伤的。"素朴的"是自然的,"感伤的"是寻求自然的,它阐述出的将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不同的精神产物。素朴诗和感伤诗的单独提出有着它自身的美学意义,"素朴"使得"诗三百"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难以企及的创作高峰;而"感伤"则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的渊源。

席勒美学思想的时代感与现代性——重读《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将《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放在西方美学史的整体流变中加以考察,我们便会发现席勒的这篇长文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西方美学家第一次自觉而明确地将审美活动放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加以考察的学术尝试,它不仅直接影响了黑格尔将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的美学体系,而且对今天的人们去进行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白居易感伤诗创作情况综述

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本文对白居易感伤诗的起源进行了追溯,并从整体上把握了感伤诗的创作情况,这对我们研究白居易内心情感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祯卿吴中时期诗歌的意象系统与感伤化诗境

徐祯卿吴中时期诗歌以"情深"为主要特征,"愁"和"感伤"等类似的词语,大致可做为这一时期诗歌情感的一种最醒目的标识,诗人以物化主题为介质叙写着个人化的生命形态,体验着浓郁的人生悲凉,其诗中涌动的"愁绪"及对意象系统的选择形成一种感伤化的诗境。徐祯卿诗歌中有着一系列特征鲜明、质性相对统一的意象系统,这对其诗歌之"情"的呈现,作品之"韵"与"境"的生成等都是至为关键的要素,其对意象的选择与组合既有着地域性因素,又与其对自身价值、处境和命运的体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