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中的感知问责:分析框架与研究展望

作为现代民主治理的主要标志之一,问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面对客观问责制度时,不同的问责对象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主观认知与解读,进而影响其行为与决策。感知问责作为连接宏观问责制度与微观个体行为之间的“桥梁”,可有效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提升问责效能。目前,国际公共行政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概念,并开展一些研究。论文首先梳理国际公共行政学者对于感知问责的相关学术研究,便于我国公共行政学者与实务者了解并熟悉该议题。基于现有研究,论文从个体、组织与制度三个层面,围绕八个因素建立一项分析框架,为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开展感知问责研究提供理论指引。在个体层面,论文关注三个因素:自我效能感、自主性与个体官僚与领导关系。在组织层面,主要关注两个因素:组织支持度与组织透明度。在制度层面,主要关注三个因素:问责主体的特征、问责标准的特征与问责过程与内容的特征。在未来,我国的公共行政学者可以聚焦感知问责的概念建构、解释、后果与管理议题,为感知问责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做出贡献。

“担当”还是“避责”?感知问责对公务员工作行为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完善的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和实现国家善治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标志,宏观层面问责制度设计需要微观层面个体有效感知方能实现制度效用最大化,然而目前有关公务员感知问责及其对工作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却相对匮乏。因此,基于压力交互理论,构建“压力感知—个体评估—内隐情绪—外显行为”四维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讨论公务员感知问责对担当作为和避责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一采用情景实验,结果表明感知问责对个体工作行为发挥双刃剑效应,既能够激励个体担当作为,亦能够诱发个体避责行为。研究二采用问卷调查,通过对分阶段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感知问责通过挑战评估激发积极情绪进而激励个体担当作为,此外,感知问责还能通过威胁评估助长消极情绪从而诱发个体避责行为。

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力微任重:目标责任考核下的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研究

研究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产生机理有助于完善我国官员激励机制,激发干部积极履职、敢于担当的意识。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危机情境中基层官员的避责行为进行探究,依托危机事件采取案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但忽视或未实证检验感知问责作为心理机制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从目标责任考核这一日常治理情境出发,以计划行为理论和目标设置理论为基础,以基层官员为研究对象,发现目标设置合理性对避责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感知问责在目标合理性与避责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权责匹配在目标合理性与感知问责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在感知问责与避责行为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由此,本文建构了目标责任制下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解释性框架,认为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实质上是在特定目标设置与资源匹配下基于心理感知的一种主动性调适,是对目标任务的一种消极反馈。该框架可能会对抑制和矫治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