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慈善救济事业的社会功能探讨

从社会史理论来看，任何社会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慈善救济也不例外。中国近代的慈善救济事业在养育和教化弱势群体、改善民生、实施社会控制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

政府在慈善救济事业中的职能及运行

政府对于制度化保障有着天然的职责,因为不可能有任何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能够完全取代政府而发挥相当或更强的作用。作为非制度化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慈善救济事业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慈善救济事业与政府也是息息相关的,慈善救济的发展与政府的职能关系密切,特别是在慈善救济尚未形成充分的自律规范的背景下,政府有必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的“娱乐助赈”——以1923年上海“浙灾游艺大会”为例

近代中国赈济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国家主导的赈济模式向国家与社会协同赈济的模式过渡，民间义赈在赈济过程中作用日显。民间义赈兴起后，多样化的民间募捐机制不断衍生，“娱乐助赈”便广泛地运用到慈善赈济事业中。何谓“娱乐助赈”，学界尚无权威定义。它大致指社会各界通过演戏、映影、游艺、说书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筹募钱财，以助赈济之需。“娱乐助赈”因易为民众接受且作用显著，而在近代赈灾济难中常被使用。

民国长沙市慈善救济事业初探

文章概述了民国时期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背景,介绍了民国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概况,分析了长沙市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所具有的慈善救济对象的复杂性、任务的繁重性、形式的多样性等特征,认为民国时期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完善了长沙的社会机制;缓解了长沙的社会矛盾;稳定了长沙的社会秩序。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在同业公益方面,以同业救济及同业教育为主,而业内祀神的色彩渐趋弱化;在社会公益方面,同业公会代表行业商人赈灾救难、支持抗战、协助政府,以捐助钱物而非直接举办为其主要手段。此类公益活动有助于公会凝聚同业信任、树立公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政府之社会责任,但过于频繁的救济活动也给同业公会带来了财政负担。

中国近代官方慈善救济组织建制暨救济制度探析——以1927—1937年北平市政府社会局为例

中国慈善救济事业在近代化的发展中形成了规模化、科学化的建制,尤以1927—1937年北平市政府社会局的成立为典型。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在设立中以法律为依据,职能明确,结构完善,内容涵盖人员收容、妇女择配、人员教育、人员医治、人员习艺、人员劳动等多方面,体现了＂教养兼施＂的救济理念,完备的法制保障,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为中国现代慈善救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贵而有效的参照路径。

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

近六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趋势良好:慈善组织研究进一步深入;慈善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慈善法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义赈研究持续深入,灾荒与救济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然而,内容上的同质化、话语建构比较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陈旧、研究思路和框架重复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夯实研究基础,创新研究理论、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密切关注研究热点。

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新探索——王林《山东慈善史》述评

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由此构成的慈善救济事业在中国源远流长,在减轻民众疾苦、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慈善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以及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慈善史的研究越发受到学界重视.

镇江救生会始末

镇江西津渡救生会创设之早 ,规模之大 ,影响之广 ,遗址保存之完好 ,世所少见。西津渡救生会渊源于宋代乾道年间。清代镇江善士蒋豫一家七代人相继办救生会 140余年。后救生会扩大到沿江各渡口。康熙帝曾予褒扬 ,是为中国封建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盛举。

1934年北平市各救济机关归并改组为北平市社会局救济院史料——北平市社会局拟具改组本局附属救济机关计划致市长呈文（1934年5月）

1934年5月，北平市社会局将所属第一救济院、第二救济院、妇女救济院、第一习艺工厂、第二习艺工厂、乞丐收容所合并，成立了北平市社会局救济院，由龚齐振任院长，统一管理北平的慈善救济事务。下设收容部、第一习艺部（男性）、第二习艺部（女性）、儿童部。本组史料即反映了此次救济机关归并改组这一过程，对于研究当时北平市的慈善救济事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2-1-129，J2—6—88．

陈龙正治家:重蒙养 善自治

陈龙正是明末著名学者，浙江嘉善人。在他生活的时代，百姓生活疲敝，社会矛盾尖锐，国家困难重重。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匡扶时弊，辅助乡里，一方面在家乡推行慈善救济事业，一方面严格约束族人和子孙，留下了一部规范家族成员言行和品性的短篇著作《家矩》。这部书31节，言辞简练，意涵却朴素深长，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还传于后世，成为明清家训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