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与戏曲史意义

“分出”是明传奇剧本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早期的南曲戏文存在“隐性分出”和“显性分出”两种形态。晚明时期艺人演出本和坊刻阅读本优化了宋元及明前期南戏按人物上下场分出的方式,摸索出人物上下场、场景整一性和情节整一性相结合的分出标准。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就艺人演出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舞台表演;就坊刻阅读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读者阅读;就文人编创本而言,分出更多是剧作家对剧坛通常做法的认可和固定。折子戏流行和公共话语交流所产生的“散出身份确立”与“群体共同交流”的需要,也是分出体制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分出体制的形成包含着艺人、书客和剧作家对戏剧内外结构的理解,反映出演本与读本、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离合关系。

明清女性戏曲史的多维度书写

明清时期,中国古典戏曲达到了巅峰,其中女性群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女性在戏曲史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明清女性戏曲史的书写更多地围绕女性与戏曲的关系展开,其研究不仅包括对女性生活文化环境的探讨,还包括对女演员、女读者以及女性戏曲创作与批评的关注。

寻求“图像证史”之正解——评《清代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研究》

图像史料是近年学界的研究热点,以图像为史料研究中国戏剧史,也已成为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方法。而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此前得到的关注并不多。陈雅新所著的《清代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研究》一书,就戏曲史研究领域而言,丰富了清代戏画的类型,对戏曲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和推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曲史的跨学科书写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曲史的书写受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而展示出开放、兼容的学术视野。戏曲史家秉持进化的戏曲史观,在“以案头为中心”与“以剧场为中心”两个不同的书写向度下,借鉴、融合跨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重新观察研究分散的戏曲史料,强化戏曲史写作体例结构的整体性,加深对戏剧史实的比较阐释,以准确把握戏曲形态演化的基本规律。

异同与演进--从《曲律》到《宋元戏曲史》的尊体之思

《曲律》《闲情偶寄》《宋元戏曲史》分别为明、清及近代戏曲理论体系性研究的代表作,三者对于戏曲本体的认识在辩驳中渐次明晰和全面,呈现出既有相通、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与演进的发展态势。围绕着“尊体”之思,王骥德《曲律》完成了从“曲亦诗”到“曲诗两肠”的文体之辨;李渔《闲情偶寄》实现了对戏曲登场的全面体认;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以世界眼光进行深刻的学术现代性之思,由此提炼出戏曲的搬演与故事特质,并以此为基点,总结出自然、有意境、悲剧美等独到观念。中国戏曲理论体系性构建的历史,也是戏曲尊体之思不断完善的历史。

关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戏曲史”的分期问题

综合政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原因,新中国成立70年的戏曲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1949—1966年,可称“新旧交替期”;第二期:1966—1978年,是当代戏曲的“畸变与艰难探索期”。当代戏曲在这段时间内所完成的,其实是整体畸变状态下,在单一主题和逼仄题材空间里的艰难探索;第三期:1978—2001年,是当代戏曲的“回归和初步复苏期”;第四期:2001—2019年,系“全面恢复及持续繁荣期”。70年的中国戏曲走过的,其实是一条颠簸的“回归”之路。这种回归在两个特殊节点显现得尤其突出:一是自1978年开始,戏曲向着戏曲艺术本体回归;二是自2001年开始,戏曲文化属性得到再度确认。

史料局限与模式偏颇:20世纪上半叶戏曲史纂批判

20世纪上半叶戏曲史编纂评价标准分为戏曲历史事实还原标准和演进途径设计标准两类。其中历史还原标准又分为史料选用标准和史料解读标准。"具""确"和客观分别是史料选用与解读的标准,而"适当"是演进设计的标准。20世纪上半叶戏曲史纂在史料运用上存在比较突出的四大问题:放弃价值较高的直接史料的蒐罗,使用间接史料代替;戏曲文物使用率极其低下;戏曲文本类史料未能获得全面考察;除剧本、文人笔记和清宫档案外,其余种类的文字类史料未能普遍开发。而演进设计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其一,用以指导设计的戏曲观偏颇,戏曲史被简化。其二,具体史述时围绕历史主体展开的流变梳理不全面。当然,不同模式史著从一个专门视角回望也呈现了各种戏曲史"像"。

百年戏曲史教材之书写与戏曲学专业意识之建构

自《宋元戏曲史》连载至傅谨的《中国戏剧史》出版,戏曲史的书写走过了一百年。百年戏曲史的书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戏曲学专业意识建构过程。《宋元戏曲史》虽将戏曲纳入现代学术体系,但其研究立足点是文学,缺乏以戏曲为中心的专业意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戏曲通史》出版并成为众多院校戏曲学专业的入门教材。此书将研究视角由文学转向艺术,开始了戏曲学专业意识之建构。《中国戏剧史》完全以戏剧影视的专业意识为基础,从戏曲艺术的独立学科基点出发,以舞台为中心进行编纂。这标志着戏曲学专业意识完全独立。

戏曲史研究的新开拓——读龙华《湖南戏剧史稿》

当前,学术著作出版艰难,戏曲专著尤为严峻。龙华同志《湖南戏曲史稿》,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给戏曲史研究增添新的篇章,为弘扬民族文化艺术作出新的贡献,实在令人鼓舞。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认真学习这部新著,很感兴趣,很有启发,不揣浅薄,谨缀数言,乐于介绍。 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以至今日,戏曲史研究,人才辈出,著作日增,渐渐成为国际性的专门研究学科。纵观中外戏曲史著作,大约有五类,一是戏曲通史,二是戏曲断代史,三是剧种史,四是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五是古典戏曲理论研究。无可否认,这都是需要,有成就的。可是,以省为范围的地域性戏曲史研究,却还是个空白,而这也是戏曲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宋元明清家训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辑补

昔王利器先生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以下简称“禁毁史料”)出版,遂为古典小说戏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资料书。其于第三编《社会舆论》二《家训》、七《舆论》两节中。

一段公案 两种史观——任半塘、周贻白戏曲史学思想之争

20世纪伊始,史学勃兴,形成了分别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代表的史观、史料两大派别,这两派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冲突对立之中。戏曲史作为历史学的支脉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爆发了一场任半塘诉讼王国维和周贻白的史学公案。1958年,任半塘著《唐戏弄》出版,对以往的戏曲史著作多有批评;前后他还两次发表文章,严厉批判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及王本人,引发了一场学术界关于戏剧、戏曲命名的大辩争。这场辩争跨度时间长达52年,直到2009年,仍有学者就这一公案阐发自己的观点。纵览辩争文章,多是针对任半塘的反驳,很少有人注意到被批判者的态度。其实,"被告同案人"之一周贻白不仅有对任的还击,而且在自己最后一本戏曲史著作中,针对任半塘用功最深的《唐戏弄》逐条予以了批驳,这也是任在周贻白故去数年后仍愤愤不已,并将反驳周贻白的文字收入1982年新版《唐戏弄》中的主要原因。与以往文章观点不同,本文从20世纪两大史学派别争斗的背景下看待这段公案,认为其本质是两种戏曲史观的交锋。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刻本性质及戏曲史意义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是一多种有特色刻本的组合体,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或云其为建本,但其刻板形式字距特密,行文省略太多,且省略不规范,错字太多,难以阅读,肯定不便于售卖,所以建本之说实误。而从元杂剧刻本强烈的广告意识、宾白科范的简略、刻板的巾箱本形式、俗体字的写法、刊刻风格不同看,它应该是有多个剧团刻就的版本,它反映了元代杂剧剧团的发展,这对我们研究元杂剧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宋元戏曲史》百年祭——王国维中国戏剧起源于巫觋说发微

王国维在百年前发表的《宋元戏曲史》中提出了中国戏剧源于巫觋的推论,并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论证了巫术和戏剧的内在联系。这一推论既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学术潮流为背景,也与我国自宋迄清的研究成果有着更为直接的继承关系。这一推论在20世纪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遭遇到不同的评价,而进入21世纪之后某些学者对王国维的批评应当受到反思。从具有扮演因素的巫术仪式蜕变为纯粹娱乐的戏剧艺术,是一个漫长的难以觉察的历史过程。从已发现的文献、文物和田野资料看,王国维的戏剧起源说在各种说法中最具说服力,其生命力也应当最长久。

戏曲“宗元”观念与明清戏曲史研究(笔谈)

“宗元”即指在明清戏曲创作和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以元代戏曲为宗尚的尊体意识与皈依心态，亦有“尚元”“崇元”“尊元”“趋元”“佞元”“遵北”等提法。基本表现方式是以元曲为宗尚、为圭臬，并与“去元”“抑元”“黜元”等相反相成，交相为用，主要功效是促进了明清戏曲的文本创作和文体繁荣，影响和制约着古典戏曲的理论建构和发展走向，并最终确立了以北曲杂剧和南曲戏文为代表的元曲在明清时期的文学史地位。

现代戏曲史学:从王国维到张庚

20世纪是一个学术多元化的时代,也是学术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20世纪戏曲学是现代学术研究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领域,其鲜明的学术特征与丰硕的学术成果,已为学界所公认。学术多元化如何影响着现代戏曲学的发展轨迹?20世纪戏曲研究的格局有何特点?如何寻找戏曲研究领域中新的学术生长点?未来戏曲研究的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与探讨。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近年来国内这一研究领域中较为活跃的学者,就这一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文体建构述论

中国戏曲学科开山之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戏曲文体思想的系统阐述。它在前代理论成果基础上和西学的影响下,针对长期以来戏曲归类、称名、体貌、源起模糊混乱、戏曲被目为"体卑"等而下之的情况,以明确的文体意识将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而高抬曲体;在研究思路上,探讨"体"的观念并梳理戏曲之"体"的演进;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考源、定名、辨体,"考史""建体"两条线索交叉并进,确定了"成一定之体段""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的戏曲文体观念,说明"真正之戏曲"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表演形态和代言体的语言形式、"自然""有意境"的风格特征,最终达到"体制遂定""纯粹之戏曲"的逻辑构建和现实结论。《宋元戏曲史》开启了戏曲史写作的先河,奠定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式,更发明了戏曲的文体意义,明确了"真戏曲"的文体形态和文体风格,展现了戏曲卓尔不群的风貌,戏曲之"学"由此创立。

王国维戏曲史观的百年学术递嬗

王国维先生对戏曲概念的辨析以及新的戏曲史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开启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戏曲研究新模式。王国维认为戏曲起源于歌舞,同时确立"戏曲"、"戏剧"、"真戏曲"、"真戏剧"等概念,认为真正的戏曲成于宋元。王国维的戏曲史观,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及近30年引发了学者对于戏曲起源、形成与本质等问题的多次反思与探讨。学术论争经历的百年学术递嬗,也是对中国民族戏剧的艺术特征进行探讨的过程,研究者没有囿于一家之成说,反而走向了多元化和开放性,成为戏曲研究中的百年学案。这也应该是学术史论争的规律。

郑振铎戏曲史著述的解读视角与建构态势

郑振铎是20世纪较早涉足古典戏曲研究的文学史家,尽管未曾撰写过专门的戏曲史著作,却是戏曲通史的初次审视者与总体链接者。他的戏曲史著述主要见诸《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这两部著作里,郑振铎对中国古代戏曲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以至衰落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观照和阐释,描述和勾勒了中国古代戏曲演变的基本轨迹与大致轮廓。郑振铎的戏曲史著述十分符合中国古代戏曲的实际创作历程,既有原创性,又有经典性,对推动和促进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戏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拓荒价值与非同寻常的垂范意义。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及其戏曲史意义

吴梅弟子是晚清民国戏曲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他们的传奇杂剧表现出共同的思想特点、艺术趣味和文化品格,堪称传奇杂剧终结时期的突出成就和重要标志。吴梅弟子以传统的戏曲形式表现对时代的、民族的思考及对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从而使古老的形将消亡的传奇杂剧获得了新的精神生命。在戏曲体制上,吴梅弟子既坚持传统戏曲的艺术趣味和体制规范,又能进行适度的调整与改变,尤其重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的统一,及戏曲的音乐性、舞台性和文学性的协调。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在中国传统戏曲现代转换之际具有重要的戏曲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