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推动和平统一祖国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下)——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六十年记

三195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之际,这为正式实施赦免战犯的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8月2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正式提出这一建议说:"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易‘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一项推动和平统一祖国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上）——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六十年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前夕,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关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及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社论,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特赦令第一条明确:“蒋介石集团和伪满州国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这是中共中央立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战犯处理及引渡政策会议记录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于1945年11月组建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对日本战犯的调查、逮捕、引渡,编制、审查和翻译战犯名单、审核审判之执法等工作,并会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赴各地搜集日本战犯罪证,推进处理日本战犯事务。本组史料节选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涉及对日战犯处理和引渡政策等内容。

附：罗瑞卿关于战争罪犯问题的发言（一九五六年三月）

附：罗瑞卿关于战争罪犯问题的发言（一九五六年三月）关于日本战争罪犯和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各个方面和各有关部门曾经有过多次酝酿，交换过一些意见。我现在把有关战争罪犯的情况向大家作一简要的报告，并且就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提出一些只是经过初步考虑...

关于第二批拟特赦和减刑的战争罪犯名单的请示报告（一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关于第二批拟特赦和减刑的战争罪犯名单的请示报告（一九六○年十月十七日）中央：去年十月以前全国关押的蒋帮战犯和伪满、伪蒙战犯，共８５６名。首批特赦了３３名（占在押战犯总数的３．８５％），今年刑满释放了５名，病亡１１名，另作处理４名，目前实押战犯８０３名...

关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问题文献选载（一九五六年三月──一九六○年十月）

关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问题文献选载（一九五六年三月──一九六○年十月）关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问题文献选载（一九五六年三月──一九六○年十月）...

从战争罪犯到有为公民——改造国民党被俘战犯纪实

1956年,犯有严重罪行的在押前国民党高官战犯核定有926名。对这些国民党战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实行"一个不杀,集中管教,分批释放"的政策。后来,这批战犯先后被特赦,多数人还余生有为。这项将冥顽分子彻底改造过来的艰巨复杂"工程"背后,有着何种智慧与谋略?战犯们自己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心路历程?本文用大量真实的精彩细节为你解答。

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六十年记

1959年9月18日,新中国建国1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关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及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特赦令第一条规定:"蒋介石集团和伪满州国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这是中共中央立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祖国统一大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秘史——战争罪犯恶贯满盈罪不容赦绞刑架下杀人魔王命断气绝(连载之二十三)

8月31日，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简称GHQ)在东京设立。主要官员立即着手讨论提出战犯名单。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和国际军事刑法的发展及关联

传统的战争法包括规定交战规则的海牙体系与规定人道主义规则的日内瓦体系。时至今日,传统的战争法已经发展成为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其中海牙公约体系停滞不前,而日内瓦公约体系获得长足发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的发展使追究违反交战规则和人道主义规则的个人的责任成为历史必然,由此催生了国际军事刑法。二战结束后,国际军事刑法日益成为国际刑法的显著内容,国际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实践日益完善了国际军事刑法,使其发挥了和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类似的功能。这两个国际法分支之间渊源重叠、保护法益相近,但适用后果仍有差异。

二战期间日本对外战争的性质与责任

二战期间日本对外战争的性质与责任李家振日本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这是由其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所决定的；从法律上来看，则是国际法上所禁止的、非法的，并且是构成国际犯罪的侵略战争。因此，它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国际法责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正确对待历史。在...

“党恩浩荡给再生 宽大改造换我魂”——新中国特赦罪犯纪实

1959年盛夏，在北京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和伪满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美国对日政策与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反法西斯国家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在这场国际大审判中 ,美国自始至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法庭组织、法庭宪章起草、战争嫌疑犯的调查取证及被告的确定、起诉及法庭辩论等阶段 ,美国都做了大量工作 ,为审判的正常进行作出了贡献。但是 ,另一方面 ,在东京审判期间 ,美国利用其占领日本的有利条件 ,把美国的利益凌驾于盟国之上 ,独断行事 ,并对免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大批释放在押战犯 ,负有主要责任。

战后的战犯审判与普遍管辖权:实践、发展与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胜国在对次要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过程中,部分案例是建立在直接或间接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基础之上的。冷战爆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到了20世纪80年代,部分国家再次基于普遍管辖权而启动了对战争罪犯的追诉,如以色列、澳大利亚、英国等。从这些国家的实践来看,针对战争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既涉及需要相应政治意愿,还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需要精致的程序予以配套支撑。国家针对战争罪犯的普遍管辖实践不仅彰显了国际社会惩治战争罪犯、终结"有罪不罚"的政治意愿和决心,也丰富和发展了普遍管辖权的理论,为普遍管辖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中归联”历史研究五题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关押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的原日本侵华战犯~①于1957年成立的日本民间组织。几十年来,＂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坚持认罪和反省,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1990年,笔者作为外事翻译,与＂中归联＂成员开始有了接触和交流。

纽伦堡审判与法律价值观冲突

在纽伦堡审判中 ,辩、控双方围绕《伦敦协定》宪章将多元法律价值观的冲突凸现到极致。《宪章》和审判扩大了战争犯罪的概念 ;确定了战争罪犯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 ;创立了新的国家法规则。法律价值观的冲突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 。

远东审判定论不容篡改

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世界和平、违反人道主义、践踏基本人权的战争罪犯是全人类的公敌。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合法、公正的审判,确立了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参与战争的犯罪者必须承担个人战争责任的国际法原则。日本部分人从狭隘的民族史观出发,企图为战犯翻案。这股否认历史的暗潮对日本政局的走向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日本要想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作出更大的国际贡献,就必须正确认识侵略历史,对战争罪行和战争遗留问题彻底清算。

盟国审判机制下的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问题

抗战胜利后对“台籍战犯”进行审判,是中国政府收复国土后,在中国台湾恢复行使国家主权的第一次司法实践。受盟国审判机制及国际法的规约,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对违法战犯坚决进行惩处,二是对违法中国台湾人依据国际法以战犯身份审判。由于相关法规出台迟滞,以及司法群体对法的理解存在差异,对“台籍战犯”的身份存在争议。但作为审判战犯最高决策机构的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始终坚持以国际法审判“台籍战犯”,部分司法判决也较好地诠释了国际法,一定程度体现了近代以来司法群体对国际法的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