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反战和平运动浅析

反战和平运动是一种以反对战争、实现和平作为其价值诉求的社会运动形态 ,其思想与历史源远流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战和平运动进入了成熟期和高涨期 ,经历了三次高潮。冷战后的反战和平运动表现出高度的跨国性、对科学研究的劝说性权力的倚重进一步增强、各种新闻媒体的加入并扮演着一种无可替代的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扩散者的角色等新特征 ,这使其行动能力和议题影响力大大增强。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刚性特征以及民主政治过程的内生属性 ,其实际效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就决定了这场以反战和平运动为斗争主体的和平的革命仅仅是一场作用有限的革命 。

论祖海尔《悬诗》中反战和平思想、成因及社会意义

祖海尔是阿拉伯蒙昧时期最重要的《悬诗》诗人之一,他的《悬诗》采用了传统的纳西布的起兴手法,通过对战争危害的描述和对战争调解人的赞美,表现了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阿拉伯蒙昧时期战争频仍,诗人多在其中推波助澜,而祖海尔却能提出反战和平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缘于诗人的家庭氛围、丰富的阅历,同时也与其宗教信仰和创作风格有关。祖海尔《悬诗》中提出的反战和平思想,代表了蒙昧时期阿拉伯半岛广大人民的普遍呼声,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后晋与契丹战和关系的转变及原因

后唐末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契丹的扶持下,灭掉了后唐,然后建立后晋。后晋是在契丹扶持下建立的,石敬瑭采取了与契丹和平处之的政策,但是后来由于契丹的嚣张态度、石重贵挑衅契丹的行为、后晋野心家的挑拨等原因导致双方关系恶化,战争爆发。

钱穆与梁实秋关于中西文学比较的笔战

钱、梁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西语言文学孰优孰劣、中西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中西文学的雅俗演进分化、中西文学产生背景差异等方面。就语言文学的优劣而言,钱穆认为中国文字是优秀文字的代表,故中国文学亦是优秀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认为中西文字和文学不存在优劣之分,各有长短;从中西文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范畴来看,钱穆坚持中国文学着眼世界性后稍微兼顾地方性,而梁实秋则坚持西方文学更具世界性;就文学发展演化的雅俗路径来说,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雅化的文学、西方文学是俗化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论说中国文学也明显有俗化的一面,西方文学也多有雅化的情形;对于中西文学发生的背景问题,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生成于大环境,重视时间的绵延,西方文学则产生于小环境,更关注空间的散播,而梁实秋则认为西方文学也有生成于大环境,这并非中国文学的特例。从二人论争过程和结论来看,他们的观点各有合理性,亦各有片面性,但都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念与视角,值得当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梳理和汲取。

河西回鹘与西夏关系研究综述

由于河西回鹘与党项的活动地域相互毗邻,所以在西夏正式建国前,两者之间已有所接触。系统梳理河西回鹘与西夏之间的战和关系、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为深入研究西夏与回鹘关系史提供基础性文献资料。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统筹决胜的战略思想与光辉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统筹全局、决胜千里的军事天才发挥到极致。他不仅正确地部署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先后次序,制定了三大战役各自不同的作战方针与战役重心,而且注意了三大战役之间的相互协同与相互衔接。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民主精神发扬得最好,既能虚心采纳下属的正确意见与建议,更能够从亿万人民群众中吸取无穷无尽的支持、智慧与力量。同时,他也非常善于运用战与和的两种手段,充分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因而迅速地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统筹决胜的战略思想,对我们今天坚持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的科学发展观,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启迪作用。

严复对战与和的理性思考

战和思想是严复爱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主战思想建立在对中国自身实力估计的基础上,主和思想则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的基础上,都是他对中国命运的现实情况思考的结果。

重视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在5O—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广泛兴起和扩展的“新社会运动”.作为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应该重视和加强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

从“吕相绝秦”、“巫臣使吴”、“魏绛和戎”看晋国的外交方式

春秋时期的晋国可以说是辉煌的。晋国能够称霸长达百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卓越的外交手段,适时运用"战""和"外交方式。史上著名的"吕相绝秦""巫臣使吴""魏绛和戎"正是这两大方式的典型代表。外交方式的适时应用也使得晋国逐渐由原来的"方百里"小国变为后来称霸百年的大国。

《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一书出版

《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一书出版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奚广庆、王谨两位教授主编的新著《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５章、２１万字，是国家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西方新社会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研究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

盐铁会议汉匈战和之争若干问题发微

盐铁会议对汉匈战和进行深入、全面辩论。桑弘羊运用"大九州说"为据主战,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全新的地缘政治观;桑弘羊行刺单于说,开西汉后期行刺四夷首领平叛之先。文学不重视边地,反映其统一意识的滞后;担心统军将帅借攻匈奴分裂,又体现其统一意识的进步。贤良、文学三十八年后重启和亲主张,成为汉匈关系由战而和的转折点。

权力结构与地区间大国危机的结局:地区间大国战和关系初探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探讨地区间大国战和关系的理论工具较少,不利于理解位于不同地区的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地区间大国危机中,使用事发地区的权力分布和敌对双方的国家权力对比这两个关于权力结构的变量,可以预测危机的结局。利用相符性检验和类型分析法,文章发现,当事发地区是单极体系,且当地单极的国家实力远超域外大国,或两者的国家实力相对平衡时,危机较有可能和平解决;当事发地区为非单极体系或域外大国国家实力远超当地当事大国时,危机较有可能升级为战争。过程追踪和影子案例分析了导致这一结果的机制。文章初步探讨了地区间大国战和关系的影响因素,对结构现实主义做了有益补充,对于预测中美大国博弈的结果具有一定启发。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在当代历史研究中蔚然兴起,但关于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兴未艾。军歌本身不仅是记忆的媒介,也是媒介的记忆,是一种易被历史表征化的政治声音。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随之兴起,成为昭和战争的“进行曲”,日军形象的“美化剂”,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在1945年宣布战败后,日本军歌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仍依旧传唱复兴。需要警惕当代军歌“怀旧潮”中体现“历史伪饰”的情感共同体、假借“军事趣味”的代际延续、甄别“反战和平”的现实需要。

论甲午爱国思潮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奇耻大辱和严重的民族灾难。'知耻近乎勇',中华民族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无不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献计献策,或以奏疏,或以政论,或以诗歌,或以战纪等形式,纷纷表达其救国和改革之意。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爱国思潮。

论王维的应制诗

王维的应制诗虽仅存17首,占其诗歌总量的1/20,但对王维的研究仍有重要意义。本文把其应制诗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从他的诗歌呼唤贤君、明臣,渴望无战和平,希望统治者"无为而治"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其应制诗在歌功颂德的掩饰下,含蓄地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特点,给予王维的应制诗以应有的评价。

从档案看1922年的直奉战争

1 92 2年 4月 ,继直皖战争之后 ,中国北方又爆发了以直系为一方以奉系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混战 ,史称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皖战争中 ,直系与奉系系合作伙伴。战后 ,双方因利害冲突 ,由反皖盟友一变而势不两立。倾向直系的靳云鹏内阁被奉系张作霖蓄意推倒后 ,张立即推出亲己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另组内阁 ,引起了直系首领吴佩孚的强烈反对 ,乃成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双方的矛盾冲突既已激化 ,战争势难避免 ,以曹吴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 ,遂各自扩军备战 ,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战争爆发后 ,双方在津浦线、京汉线展开激战。由于奉军在京汉线遭到始料未及的惨败 ,使战局急转直下 ,奉军先退滦州 ,再退山海关。张作霖退至关外后 ,宣布东北“自治” ,对北京直系政府保持独立。之后 ,由于双方的共同要求 ,在英美的撮合下 ,终于达成共同协议 ,各守原防。北京政府旋即忙于处理“善后”事宜。

军旅抒怀

投笔从戎去，琴心萌绿意，一路兵歌亮。风云澄岁月．荷戈闽海东。剑胆铸军容。双肩道义隆。碧野五星红。

热情的行踪

我还想起那些活泼的西班牙少女。她们无疑经历了最好的成人仪礼 ,见识了最美的和最时尚的东西。尽管她们的双手没能阻止战争 ,但是2003年春天的游行 ,为她们奠定了青春的坐标 ,也许就在那一夜 ,她们还确定了爱人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