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州张大冢战国楚墓出土青铜器的成分与金相研究

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金相显微镜对荆州市纪南镇雨台村张大冢战国墓地出土12件青铜器进行成分与金相分析。结果表明,12件青铜器分别为铅锡青铜、锡铅青铜和锡青铜3种材质,铅锡(或锡铅)青铜器普遍含铅量较高,青铜器多以铸造成形,铜盘均采用热锻加工技术。不同类型及使用功能的器物,其合金成分与金相组织存在明显差异。张大冢墓地作为战国中晚期的楚国下等级贵族家族墓地,出土青铜容器也多为素面薄壁,锈蚀较为严重,但其出土青铜器的合金配比、制作技术及机械性能均展现出战国中晚期楚国工匠已经拥有成熟的青铜合金、铸造以及加工技术,也揭示出当时工匠有意识地在青铜明器与实用器的合金技术上存在区别对待,为全面认识东周时期楚都纪南城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战国秦汉时期“贬屈论”的嬗变谱系与价值维度——兼论“文”“儒”相分视阈中的屈赋评价

战国秦汉时代,“贬屈论”成为当时士人评价屈原与楚辞的一种重要倾向,其内涵经历了质疑屈原立身处世之道到否定其人格和文学的发展嬗变,折射出由战国时代“游士”文化的多元思想逐渐过渡到两汉“大一统”观念下尊经价值确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汉中期之后儒学思想演变成为经学正统,屈原作为“文人”传统的早期代表,其狂狷个性不容于儒学推崇“君子”人格的尊经价值,而楚辞奇美瑰丽的审美风格也不符合儒学文质彬彬的中和规范,这成为楚辞在此后长期受到儒学尊经正统文学观贬斥的文化根源。究其实质,“贬屈论”彰显出战国秦汉时期屈原和楚辞影响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纵观此后繁复纷纭的屈赋评价,东汉中期儒学尊经影响下“贬屈论”中所贬之内容,恰为高度褒扬屈原及其文学成就之处,这种历史的文化吊诡引人深思。因而,“贬屈论”是从与正统尊经儒学相异的角度更加凸显了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不朽价值,而魏晋以后“文”“儒”相分视域中的屈赋评价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对于深刻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成就以及我国文艺精神的总体性特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统一下的大分裂时代,也是酝酿着统一基因的大分裂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三阶层结构;通过变法图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重民思想的影响下,民众支持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分封制、宗法制等制度的变革,阶层的上下流动成为维护政权安全的历史选择;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领土安全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新的形态,战败国以土地换和平成为新的诉求;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催生了弭兵运动,成为古代历史上追求共同安全的伟大尝试;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塑造了密不可分的安全共同体。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当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注入丰富的历史养分。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战国青铜麋鹿的造型分析及其文化影响

战国时期青铜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具有重要的艺术传承功能。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青铜麋鹿作为当时社会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对战国青铜麋鹿的造型分析以及其文化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文章通过对其造型特征、美学特征和文化影响的简单探讨,加深了对古代青铜器艺术的理解,促进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动了青铜器文化的创新发展。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游说辞对赋体的影响

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载:“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他认为赋体根据体式。

对战国儒家“金声玉振”概念的本体诠释

“金声玉振”概念共现于《五行》与《孟子》,但学界目前对于此概念所包含的战国儒家共同的思想“本体”没有透彻的观照。如果尝试引入“本体诠释学”的方法,并对该方法进行分析检讨,将其自觉地运用于概念与概念史的诠释,有助于廓清“金声玉振”概念的相关争论,探索其背后更广阔的诠释空间。“金声玉振”以“玉振”收束、统摄并超越“金声”,表明《五行》《孟子》各自都对先秦儒家德性进行整合,以呈显儒学的“天道”或“圣道”内涵。进而,“金声玉振”以“金声”为始,“玉振”却没有终点。此比喻于人的道德修养而言,意味着天道本体在人身上具体化为内在“仁”德本性的自觉、培养、实践过程,且因人内在主体的创造性和经验世界的无限性,最终指向生生不已天道本体的无限展开、丰富与涌流。

河北平山战国冶铁遗址初步调查

平山战国冶铁遗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白家岸村西侧,面积约47000 m^(2)。2022年7月对该遗址进行田野调查并获取炉渣、炉壁等冶金遗存。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EDX)、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SEM-EDX)、金(矿)相观察等科学试验方法,对10个炉渣等样品进行检测分析,结合炉渣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组织讨论该遗址的冶炼性质与技术特征。结果表明,该遗址为冶铁遗址,技术类型为生铁冶炼,炼铁渣属于钙硅铝系高钙炉渣。

战国秦汉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编织工艺研究

本文以战国秦汉时期的两件斜向互绞编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复原的方法对战国秦汉时期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组织结构与编织工艺进行分析与探究。对比两者在结构、格眼、纹理、组边上的异同,发现通过变化基础结构中经线交织的方向和次数可以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纹理效果。在编织工艺上,两者都使用斜向穿绞编法。其中普通组各编线间的编结变化和排列顺序以2个经线数为循环,编线在各行编结时的状态与编线数的奇偶和第一行编结时各编线的编结状态有关。

泾渭秦墓出土战国时期彩绘陶器绘彩工艺分析

泾渭秦墓战国中期至晚期早段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彩绘陶器,是研究秦人绘彩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采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及激光拉曼光谱仪对其微观形貌和颜料组成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红、白、黑色颜料分别为赤铁矿、高岭土及炭黑,绘彩工具为毛刷等软质工具,这批彩绘陶器绘彩工艺较为粗糙,推测为民间作坊所制。但较纯高岭土作为白色颜料的发现,反映了秦人对颜料的认知和使用有一定发展。

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相互关系的新思考

铅钡硅酸盐是中国古代费昂斯和玻璃制品的典型成分类型。本文首先明确了铅钡硅酸盐制品包含铅钡釉陶、铅钡釉砂、铅钡玻璃以及硅酸铜钡颜料四大类,并重点讨论前三者,强调不宜用“铅钡玻璃”指代铅钡硅酸盐制品。其后,文章整体梳理了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的出土范围和存续时间。在此基础上,重新讨论了铅钡釉陶、铅钡釉砂、铅钡玻璃的关系问题,提出铅钡釉陶和铅钡釉砂都不是铅钡玻璃的先驱,三者在战国早期的出现更像是铅钡这种全新助熔剂在不同材质上的应用。

2022年山西永济东丰路战国至秦墓葬发掘简报

2022年2月至6月,为了配合山西省永济市相关基本建设工作,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永济市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项目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发掘总面积1500平方米,其中清理墓葬20座,包括竖穴土坑墓、瓮棺墓、瓦棺墓等,为晋南地区战国至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双身与编织——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研究

文章首先对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四龙四凤青铜方案的双身龙的命名进行考证,进而重点分析双身龙形式、龙凤组合形成的编织形态的渊源与流变,以阐释工匠独特的设计理念。

内蒙古中南部战国秦汉丧葬用币初探

东周秦汉之际,随着中原政权对北地的经略,中原农耕人群不断迁徙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与本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丧葬用币习俗。当地战国秦汉墓葬的丧葬用币材质单一,口含钱币的特征尤为明显。在体现出特殊性的同时,亦常见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相同的做法。内蒙古中南部丧葬用币葬俗的发展,与当地孝文化的传播以及以往礼制的传承密不可分。墓葬中厌胜钱的发现则是当地先民追求财富、趋福避祸思想的体现。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战国秦汉墓葬丧葬用币情况的分析,对进一步了解当地钱币随葬葬俗具有重要意义。

乱世与治思——兼论战国诸子对时代的反应

战国末是一个乱世,不仅生灵涂炭,而且道德凌夷。当时的诸子对这时代有不同的反应,尤其是儒法两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理乱求治的思想理论,尤以荀子和韩非的思想最为彰显。荀子与韩非的政治理论同以一种性恶论和君主制的框架为基础,但荀子的性恶论却是一种努力“向善”而非“就恶”的性恶论,他和韩非的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君主与官员阶层的关系,一个是君主与法律的关系。在荀子那里,有一种重视政治的道德基础,期望文教复兴的儒家基本倾向;而在韩非那里,则主要是围绕加强君主的集中权力而展开。这后面反映了儒法两家不同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愿景。究竟怎样才能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历史看来最终选择了儒家。

战国时期错金银器图案在针织成型服装中的应用

错金银是战国时期最高超的金银器技艺之一,错金银器上的图案极具特色,是战国时期审美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梳理错金银器的历史演变和工艺手法,分析战国时期错金银器图案的艺术特征及文化价值。对战国时期错金银器图案的题材元素、结构元素和色彩元素进行提取,结合当代审美时尚和针织工艺,从图案风格转化、图案构成创新、图案色彩运用、图案质感表达、图案布局应用等几个维度展开,进行针织成型服装的设计创新探索。研究将战国时期错金银器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特征与针织成型服装有机融合,是对非遗文化遗产时尚转译的有益探索。

私密艺术--临淄战国齐墓出土贝壳画刍议

1991年山东临淄徐家村南发掘所获三件战国中晚期带有彩绘的贝壳新近公布,由此使得海外博物馆收藏的同类文物,以及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得到印证。这些用以把玩的小幅绘画属于私密的、“非礼”的“无益之作”,但却显示出早期绘画艺术超越宗教、礼仪与教化功用,具有审美价值的一面,丰富了我们对中国艺术史基本脉络的认识。

问题驱动模式在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中的课例研究——以春秋战国史为例

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一直是教育领域关注的问题。教学方法和学生认知特点的不同导致初高中历史课程之间难以顺畅过渡。本研究旨在通过问题驱动模式解决这一问题,以促进学科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设计和实施问题驱动模式的初高中历史教学,为改善历史教学衔接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一、初高中历史课程衔接不畅原因分析1.教材编写侧重点不同。随着《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使用,初高中历史教材编写正式进入“双通史”阶段。

百花齐放与多途发展:由新出简帛文献看战国史学的多样化编纂特征

战国史学,历来被划到先秦史学的框架中而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童年阶段。然而近四十年来大量简帛文献的整理和公布,显示出战国史学编纂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和多途发展的态势。其中“事语类”史书数量最为丰富,反映出“记言”“记事”已成为春秋以来史书编纂的主流趋势。清华简《系年》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具有纪事本末特色的历史编纂方式。天文、地理、礼仪、谱系类的编纂,则是战国史学分化的具体反映。战国史学编纂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成熟的气质和多样的面貌,得益于战国“史家”这一家派的贡献。新出简帛文献显示,战国史学已经走出了单一的以《诗》《书》载史的模式,分化成不同类型并具备一定体例的专史,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史学成果。多样化,正是战国史学整体面貌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