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戰國楚簡看《説文解字》形義分合的類型

文章討論了戰國楚簡及古文字中“梪/■/樹、穜/種、御/馭”三組形義關係。由戰國楚簡等出土文獻知,“尌=■=樹”,許慎分“尌”爲動詞、“樹(■)”爲名詞;“穜、種”在出土文獻中爲異體,可同表“種子、種植”義,許慎分“穜”表種植、“種”表種子;“御/馭”在商周時是不同的兩個字,有“使馬”義的是“馭”而非“御”,至戰國二字因聲符相同而相混,致“御”有“使馬”義,許慎以“馭”爲“御”之古文而合二爲一。以上三組例子形成形義分合的三種類型:“尌、樹”屬一字分化型;“穜、種”屬異體分化型;“御、馭”屬音近混同型。文章有助於漢語字詞關係的探索。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第2简的释读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已有不少学者从各个角度撰文进行探讨。本文拟就其中《诗论》第二简的释读问题略谈几点看法,以供学者深入讨论时参考。

解读战国楚简《采风曲目》

《释文考释.采风曲目》载于《战国楚竹书》,首先具有音乐史学意义:调概念古已有之,但楚简明确记于每首曲目前,为先秦仅见;音名前或后缀一字疑似旋宫形式。其次具有传统音乐学意义:调名仅见“宫、商、微、羽”与南方民歌煞声比率的对应,隐伏着民歌自先秦以来对传统的固守性情;与曾侯钟律的对应,显示了南方传统民歌对先秦音律形成的贡献。

楚竹书《吴命》缀连编排新考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7册《吴命》原整理者因把该篇时代及简文所涉及国家的关系未能理清楚,因而在简文编排、断句及释为方面出现诸多错误。本文认为该事件即《左传》哀公十年所记之事,其时吴国为楚侵陈而出兵救陈并与楚国使臣交涉,事后并向周王汇报邀功。在理清事实基础上把《吴命》分为三段,重新缀连竹简的次序为简1、3、2、7、9、8、5、4、6;并在句读、文字隶定、释读方面作了许多断句和考释工作。

楚简与楚辞研究二题

本文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战国楚简文献材料,对屈赋《九歌》的流传、《九章》若干作品的著作权等问题试作新的探讨,证明夏后氏的原始《九歌》从宫廷祭神之乐,因夏桀亡命于苍梧之野而流入了沅、湘之域,逐渐成为充满南国风韵的越人的民间娱神之歌,最后由楚国诗人屈原"更定"之后,又成为极具个性化的文人之作;屈原称引、咏叹伍子胥是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的,带有浓厚的先秦时期复仇伦理的印记,屈原《九章》诸篇的著作权是不可轻易否定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与《诗经》古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除少量对《诗经》总体进行评论外,大多数是分别对某一首诗的评论,从形式上看,类似于《毛诗序》,但是,从内容上看,与《毛诗序》却有很大区别。与《毛诗序》相比,楚简诗论所论诗义更接近《诗经》古义。考释楚简诗论所论诗义,对于重新认识《诗经》的一些诗篇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周易》补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周易》经整理者及诸家的考释,现大体可以通读,但尚有于字于义未安者,在各家释读基础上,对其中部分文字作出了新的释读。

从新出楚简逸诗重诂“删诗说”——兼论《诗》的结集及淫诗问题

宋元以来,否定删诗越来越有成定论之势。通过分析新出楚简中的大量逸诗与传世《诗经》的复重现象,可初步印证太史公"去其重"之说。"去其重"乃历代太师接力所为,孔子又于最后在既有规模和形制上删削取舍刊定,非孔子一人就三千古诗上重编。"古诗三千"乃是泛称纵的历史上的诗歌规模。动态生成的《诗》到孔子前本已基本定型,但春秋末诗乐重新混乱,从文献记载和主客观条件看,最后删定者应该就是孔子。对勘出土和传世文献仍可见一些诗在杂沓去重中留下的工作痕迹。逸诗既是筛除的结果,也是被筛除的原因。今天所见逸诗比例少,盖由于今天所能见者亦即当时所广传者,亦即太师、太史等王官和夫子编订所尤其属意者,又迭经数千年,其劫遗自然更不副三千之数,故诗三百得见而诗三千不多得,逸诗少见反旁证了删诗之事。逸诗纵横分布的规律性,也既证明了删诗说,还说明了逸诗并不止如今之规模。淫诗说则是对夫子正乐的误读,是宋元以来的一个偏见,借所谓大量淫诗来否定删诗说是不成立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补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经整理者及诸家的考释,现大体可以通读,但尚有于字于义未安者,斟酌诸家解释,对其部分文字作出重新释读,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简文的含义。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二题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可以互相发明。1.殷墟卜辞的“[册口]”,楚简中写作“册告”“册祝告”,传世文献中则写作“册祝”“策告”,书写形式和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以简册报告”“称册祝告”的意思仍然沿用。而且,从清华简《金滕》(《尚书·金滕》亦然)可见古人的册告仪式和背景信息,而卜筮简则可见册告的较完整句型。2.楚简中的“习贞”,对应殷墟卜辞中的“习卜”,二者均有重复占卜的意思,均位于前辞的位置。3.殷墟甲骨无名组“习卜”的最高次数为“四”,表明重复占卜四次,共占卜五次,与目前所见成套甲骨为“五”的情形相合,但有一版“六卜”午组卜辞和一版含序数“七”的师组卜辞可能是特例。4.与“习卜”相关的“三卜制”耐人寻味,“三卜”现象的确存在于殷墟卜辞,但承担三卜的人物是否分属于王(元卜)、右卜和左卜还值得进一步讨论。5.论文还对殷墟卜辞的“习卜”辞进行了辨析,去除了一些误解。

战国楚简“又”连接数量关系的特殊情况——兼谈“又”的意义源流

楚简连词"又"可以连接多级数量关系,其中的量词是由高到低的多级计量单位,"又"实质上是连接整数和多层级的零数。楚简"又"的使用是时代因素、文献性质、计量物性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对出土文献一系"又"的考察可知,表整数之外添加零数,是"又"所有意义的出发点。从汉语史角度、从词义系统性角度看,处于数量关系间的"又"是表添加的副词;静态地观察,它又具有连词性质。

楚简“既……以……”类并列句式讨论——兼及连词“以”的文献分布特点

战国楚简中有＂既……以……以/且……＂、＂……以……以……＂类句式,用于疾病类贞问,以往认为是表顺承语义关系,本文分析这是一组并列句式。这种句式为传世文献所罕见,通过梳理其中＂以＂并列连词用法的发展线索,发现它在楚简中的功能有所扩展。另外,这类句式仅见于楚简贞卜类文献,反映出一定的文献类型偏向,本文分析,是连词＂以＂的功能特点决定了其文献分布特点。最后指出了两处与该句式相关的简文拼合错误。

战国楚简应用类文献中连词的文献分布特征——兼论连词与文献类型的相互选择

文章讨论战国楚简连词的文献分布差异及其背后的语法功能动因。通过比较应用类文献与古书类的郭店简的连词使用,以及比较应用类文献内部的连词分布,发现：文献类型和文献内容,对连词使用起决定作用;文献内容和表达程式因素,对应用类文献的连词使用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应用类文献的高、中频连词在语义关系、语法功能方面,都与特定文献类型有着整齐的对应;是连词自身的语法功能和特点,决定了它对文献类型的这种对应选择。综合这两方面得出结论：楚简连词与一定文献类型具有相互选择性。

郭店楚简的出土对思想史研究的推动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四方铺乡郭店村出土了一座战国楚墓,随葬品中有一批竹简,共804枚。后经有关专家考释:补漏、勘误、断句、分章、命名,整理成13种18篇,即《老子》三篇、《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和《语丛》四篇,约一万三千字。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这批竹简的照片、释文和注释,书名为《郭店楚墓竹简》。该书甫一出版,用李学勤先生的话讲,遂“在学术界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20辑)

穿越“诗”的时空——评周泉根新著《新出战国楚简之〈诗〉学研究》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泉根新著《新出战国楚简之〈诗〉研究》一书，厚厚一部大本头，洋洋洒洒近四十万字。这本书可说是笔者近年来读到的诗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读后受益良多。

试说战国楚简中的“[泉戈]”字

荆州龙会河M324出土战国楚简中有一个从泉从戈的“[泉戈]”字,又见于荆州望山桥M1出土的卜筮祭祷简,其“戈”旁应是“弋”旁之讹。由于“弋”“聿”音近古通,因此“[泉戈]”字应是从泉从聿的“肃”字的异体。望山桥简的“[泉戈]王”即“肃王”,简文大意是用“戠牛”对楚肃王进行祭祷。龙会河简的“[泉戈]”字则应读为“蒐”,简文大意是楚庄王在其即位的第十五年春季,于蔑地简阅车马,该事件与《左传》宣公十年“楚子伐郑”相关。

浅析战国楚简文献叠音词的分布特点

出土战国楚简文献中叠音词在不同类型文献或内容中具有差异性,即叠音词在古书类文献中的使用占绝对优势。比较叠音词在楚简文献与金文中的使用情况,发现楚简中叠音词的数量明显多于金文中叠音词的数量。以《缁衣》为代表进一步讨论楚简叠音词的文献分布,由于受到文献篇幅和文本内容的限制,叠音词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并不一致。

论战国楚简中乐学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文学批评意蕴

出土楚简中有许多乐学文献,这些乐学文献类型多样,蕴含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对诗乐实践活动的记载。战国楚简中所记载的诗乐实践活动类型多样,包含对远古时代乐官诗乐活动的记载,对祭祀、丧葬中乐器使用的记载,对宴饗、军事活动中诗乐实践的记载等。其二,对诗乐范畴的阐释,其中涉及对“和”“德”“情性”等多个诗乐范畴的论述。其三,对诗乐功能的认识,包括对诗乐娱神、乐人化人、以乐辅政等多种诗乐功能的认识。战国楚简中的乐学文献,充分体现了先秦时期诗乐批评活动的丰富多样,展示了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脉络。

戰國楚簡“河澭”、“兩棠”新考

"河澭"地名見於上博簡、清華簡,目前學界均誤以爲河澭就是《左傳》中的衡雍、戰國時期的垣雍。通過考察,本文提出先秦古書與出土文獻中有三個同名的"河(雍)",且性質各不相同;從先秦不同文獻的記載來看,《左傳》中的邲指的就是《吕氏春秋》等書中的兩棠(狼湯渠);《漢志》、《水經注》的記載表明,狼湯渠是一條有着多條支流的較大水道,它和濟水一起分自河水、在滎陽附近分流,而邲(也就是河雍)只是狼湯渠分自河水至於滎陽附近的河段,不能把這幾個地名簡單地等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