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的个人所得税法回应与规范完善--以纳税人需求为本位

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与日渐上升的生育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共同关注点。探索生育支持的个人所得税法完善路径是彰显其激励效用,回应社会转型期现实需求,实现其社会政策目的功能的应有之义。2018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引入的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国家对于纳税人“生有所养、幼有所育、养有所教”基本需求的关注。然而仅凭这一制度难以彰显个人所得税法的生育支持功能,当前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也未能围绕纳税人需求展开,在纳税人生育需求的激励、养育需求的差异化考量以及教育需求的覆盖程度上的法治关怀均有所欠缺,亦束缚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法应以纳税人需求为逻辑起点和核心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的制度建构,真正发挥其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纳税人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作用。

论“法人所得税法”的命名

就纳税主体而言,目前我国税法规定,外资企业以法人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而国内企业以是否实行独立经济核算、是否营利并结合经营方式确定纳税人,纳税主体不明确。这导致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交叉混淆,存在双重征税,对非营利单位也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在改革完善所得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时,应对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两法合并后的名称做出缜密科学的界定。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个人所得税法在落实三孩政策中的制度创新研究

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方面,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仍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特别是在生育津贴的税收优惠政策上显得过于保守,相关制度未能充分惠及低收入群体。面对低生育率的现实挑战,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亟须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首先,完善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增加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其次,完善生育税收优惠制度,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确保各类家庭均能从中受益。再次,设立可退还税额抵免制度,促进税收制度更加公平。

中美个人所得税法中纳税人范围之分析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强调以个人为纳税主体，同时兼顾个体工商户（家庭），但是个体工商户仍是个人纳税人。而美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关于纳税人的范围的规定虽然也限于个人，但是在具体申报时则包括了四种类型，即单身个人中报、户主申报、夫妻分别申报和夫妻合并申报等，范围比较广泛。美国对纳税人范围的规定能公平合理地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因此，有必要参考美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就纳税人的范围进行一定的调整，从而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能够更趋完善。

《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还可以改进什么

2018年6月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6月29日,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这表明中央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决策正在加速推进。

浅议《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原则与制度选择

因个人所得税的规模及其对所得征收的特性所致,《个人所得税法》的收入调节功能有限。依据量能课税原则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改革的同时,要根据税法的效率、效益原则,对《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内容和相关制度进行取舍、逐步实现,在坚持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税制的大前提下,规定个别扣除,坚持以个人为单位申报,以源泉扣缴为主。《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实现,还要依赖于《税收征管法》的修改以及相关制度的建立。

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反思

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频繁修改,这说明其存在着很多结构性问题,而每次只是小修小补,才会频繁更改。本文通过剖析近年来个人所得税法修改过程的历史,对其进行反思和总结,从而为将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之完善做一点贡献。文章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背景介绍,问题之提出,以及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之修改之反思。

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反思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近年来频繁修改,这说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存在着很多结构性问题,每次只是小修小补,才会频繁更改。本文剖析了近年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改过程的历史,发掘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和总结,从而为将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做一点贡献。

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趋向

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根本性改革是税法改革的重点。它直接关系到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权益的合理调整。构建公司所得税法是改革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改革应通过合理配置税权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降低税率提高税收的效率,通过合理配置优惠政策,实现企业公平竞争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选择科学的税法理论、正确的税收政策与社会发展背景作为分析框架,是达到企业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的较好路径。

新会计准则与新所得税法对固定资产处理的差异分析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2007年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固定资产处理的存在很多差异,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后续支出、固定资产减值及固定资产处置等方面的处理均存在税会差异,企业年终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并按照所得税会计准则规定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定暂时性差异及其性质,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新会计准则与新所得税法重点差异比较研究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我国的会计行业、资本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而新所得税法的实施无疑是税收领域一项的重大变革,将对企业的税务处理带来很大影响。本文主要从确认原则、具体项目、计量属性、会计估计四个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企业从整体、协调、相互联系的角度深入认识新会计准则、新所得税法。

浅谈新所得税法下薪酬的税收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计税工资制度,企业真实合理的工资支出都可在税前据实扣除,从而减少了所得税税基,增加了企业的税后净利,这使得更多的企业关注员工薪酬的税收筹划。本文在考虑税收筹划双边原则及各种非税成本的前提下,结合税法的相关规定,对员工薪酬税收筹划提出建议。

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及完善

《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已经从单纯的免征额、累进税率的调整深入到综合税制建构的层面,但是其重心仍然是解决如何扩大对高收入者的适用力度问题。从对征税权力的确认及强化角度看,这一过程体现了个税法积极干预的扩张型改革进路的特点。与"多取"、"多予"的扩张型改革进路不同,基于生存权保障的改革进路主要通过减免优惠与费用扣除两大制度建立课征减除机制,呈现出"少取"、直接"让利"的收缩型改革进路的特点,与公共财政价值目标、作用机理、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相契合。现行立法上的免征额、减免税、费用扣除制度尚不能承担这一基于生存权保障的改革任务,有必要从适用模式、形式依据、实体限度几方面完善个税法减免优惠与费用扣除制度。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财政支出分析——基于负所得税法和差额补助法的比较

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建立和实施,这在我国农村反贫困事业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目前农村低保待遇标准的差额补助法虽然具有公平性和政府财政压力不大的优点,但由于低保金较低而导致贫困人口难以脱贫,并且容易产生"负激励效应"。通过基于负所得税法和差额补助法的农村低保制度的财政支出测算分析,研究发现负所得税法的低保待遇核定不仅具有激励功能,而且国家财政负担能力可承受、可持续。鉴于我国农村的贫困特征,建议在农村低保中率先试行负所得税制度,关键是负所得税方案的修正和配套方案的实施,在条件成熟时推广到城镇低保制度中,以惠及广大城乡居民。

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变化及不足

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相比前个人所得税法,有三方面的变化,它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新个人所得税法在税制模式、征税对象及费用扣除方式、调节贫富差距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可通过实行交叉型分类综合制、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向高收入人群更多征税等措施来克服上述不足。

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会计准则的求同存异

2007年3月颁布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会计准则在很多方面力求达到一致,但是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法的历史渊源问题,两者的服务目标、适用对象和制定主体不同,使得新所得税法与新会计准则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但最终能达到协调。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跨境税收问题初探——基于公司所得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比较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沿线多个国家税法体系,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税收问题不容忽视。从沿线国家的公司所得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相关法律规定的对比分析结果来看,沿线国家公司所得税名义税率普遍低于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存在显著差异,我国"一带一路"税收协定网络具有国别差异化等特征。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三维法系冲突下的国际税收协调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同区域路径下的协调目标差异、BEPS背景下的合作机遇与挑战等问题开始涌现,因此需要逐步确立"一带一路"辐射区域内的多边跨境税法协调原则,结合"一带"、"一路"区域各自的税法特征,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采取差异化跨境协调思路,并积极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加强双边及多边税收征管合作。

二元目标下的个人所得税法制度演进

个人所得税法兼具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的二元目标,历次修法皆围绕此展开。2018年个税修法的举措中,改革征收模式及纳税时间单位、调整宽免额和税率级距、增设专项附加扣除与反避税规则,主要着眼于优化分配格局,但组织收入的基础性目标仍会制约调节分配的向度和力度,二元目标间的内在张力使勤劳所得-非勤劳所得的相对税率、综合所得征税的累进程度等成为需进一步斟酌确定的事项。因应客观情势,现阶段应将个人所得税法的重心置于强化分配调节之上,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两大目标俱可经由量能课税达致,二者分别指向纵向和横向维度的量能课税。故此,应将纵横统一的量能课税作为个人所得税法建制和调整的基准。

个人所得税法分配功能的二元结构

面对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个人所得税法》应有所作为,也能有所作为。以税法分配的二元结构即强制性分配功能与诱致性分配功能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现,2018年我国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在强制性分配功能方面改进明显,但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其在诱致性分配功能方面的改进则相对较少,尚需今后作更大程度的调整优化。为进一步强化分配功能,未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应在综合所得税制、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专项附加扣除、税率结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等方面加以调整变革。《个人所得税法》的分配功能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其对中国分配格局的矫正作用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