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实践困境及其纾解——以执行异议之诉为视角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对案外人权利保障明显不足,刑事审判中难以保障案外人的程序参与权,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未赋予财产权利实体审查的机会。为保障刑事案外人合法权益,以既判力主观相对性为基础,刑事判决对刑事财产的认定不应拘束刑事案外人,财产权属应通过民事程序再行争执。应将检察机关纳入异议之诉中,发挥其监督作用,重塑刑事案外人执行救济程序,实现从“异议—复议”到“异议—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转变。

数据财产执行异议之诉的类型建构

强制执行的外观主义标准与数据财产权利构造的复杂性存在内在冲突,损害案外人权益的错误执行难免发生,而案外人能否得到救济的关键就在于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在数据财产执行中,建立在传统财产法基础上的执行救济规则难以实现对案外人的充分救济,因此有必要在结合数据财产特殊机理、确认数据财产权属构造的基础上,对数据财产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标准进行类型化划分。作为案外人的个人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应当根据在不同类型数据财产生成过程中其所投入的贡献度加以判断。原则上,在个人数据主体享有数据财产所有权时,其可排除一切强制执行措施;在其仅享有用益权时,则可主张排除无负担执行。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检视与重构——从一则被执行人配偶主张所有权排除执行案例切入

我国诉讼裁判遵循以实体法要件构成的独立法律事实为审理对象,实行“一法律事实一诉”,加之,妨害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长期处于“虚无”,导致案外人、特别是与被执行人有关联关系的案外人对所有权排除执行的执行异议之诉的滥用,成为被执行人中断或拖延执行、逃避债务的“主流手段”。建议以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为契机解决此种现象诱发的“执行难”问题:(一)重塑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目的;(二)废止前置程序;(三)设立专业化的执异审判庭,并强化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四)增加诉讼成本和加大法律责任的适用力度以制约异议诉权的任意行使。

对完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受理费制度的思考——以当事人的诉权保护为视角

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小众类型,我国现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并未考虑此类诉讼与其他民事诉讼的明显区别,因而尚未有专门性条款对此类案件的诉讼费用进行规定。在此情形下,不同地区相继出台了一些区域性的收费规定,但彼此差距较大,在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主体认定方面、是否为财产性案件的认定方面、交纳计费的基础方面、非财产执行异议之诉的收费标准方面,均处于杂陈不一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事人对诉讼的选择和对司法公信的认知判断。执行异议之诉与其他民事诉讼不同,案外人因为他人的执行而被动进入诉讼,败诉方未必存在过错。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兼有财产性和非财产类型且案件类型多样,多数标的额较大,建议明确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同类型案件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并针对性规定不同的计费基数。同时,变败诉方承担为败诉方与真正过错方(被执行人)共同承担,并完善救济途径,以彰显倡导诚信和对诉讼权利的全面保护。

股权代持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规则探析

在股权代持情形下,实际出资人能否阻却人民法院依名义股东债权人的申请对股权的强制执行,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议。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应根据该权益的性质进行分析。在股权代持模式中,实际出资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性质应为债权。同时,名义股东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基于利益平衡与社会效果的考量,实际出资人原则上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但对实际出资人执行前取得人民法院确权判决,申请执行人明知股权代持等特殊情形,应当准许实际出资人排除执行。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异议事由的分析——以具体案例为视角

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的诉讼构成要件——“足以排除执行程序的民事权益”所涉问题如何认定,至今并未进行规范定论,该制度的目的是缓和强制执行的效率优先取向以维护公平公正,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所有权益,可以在法律上获得一个明确的权利,从而减轻了法院在处理案件时面临的压力,同时,“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规范还可以为案外人提供一个参考,从而使其在法律上得到保障,进而达到保障公平、公正、合法、充满活力等目的。关于何种实体权益能够排除执行,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较为原则,司法实践中也多有分歧。联系各国立法例、我国民事实体法以及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司法实践案例可以作出一个简单的权利分类,以期为司法实践中诉讼类型的区分与审判提供借鉴。

期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权利裁判实证研究--基于91份裁判文书分析

期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针对期房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所提起的诉讼。此诉讼的关键在于,案外人就正在执行中的期房是否享有可排除执行的权利。当前,关于期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裁判规则,在立法层面仍显模糊,司法实践中也面临众多问题。文章从91份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文书入手,梳理审判实务中的裁判标准、审查路径以及裁判依据,全面审视司法裁判的现状,发现诸如期房权利类型不明确、物权期待权规则滥用、期房权利顺位规则不稳定等问题,皆为当事人纠纷之源。针对既有问题,提出完善策略,旨在为立法机关改善期房执行规则提供建议,为司法机关在期房权利裁判实践中提供参考,以期为期房权利主体提供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意在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加强对民事诉讼过程中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等制度为民事诉讼活动中权益受损的案外第三人提供了多元化的维权救济途径。但是,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较为简单,尤其是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不甚清晰。

论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法宗旨要求执行法院查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利,能否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公司法具有私法、交易法、团体法特性,究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法,出资属于股东实质特征,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属于股东形式特征,当各种类型的股东特征出现在同一诉争中,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互相冲突时,可以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方法,以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公正。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遵循实质特征优先的特殊规则,从而决定是否继续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异议事由的类型化研究——以“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为中心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难点在于判断案外人是否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这一程序法与实体法交错的问题,成为民事诉讼法学者和民法学者均少有涉足的边界区域,对异议事由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弥补该视角缺失。物权、债权等实体权利均可成为异议事由,但能否排除强制执行,则要依据实体权利的性质及效力、执行目的及方法等因素在具体个案中予以综合判断。在真实权属状况与权利外观表征相分离时,法官需要在名实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平衡保护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权益和案外人的实体权益,而权利外观主义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宜绝对化,案外人的民事实体利益应受到有条件地保护。通过对作为案外人异议事由的抽象权利进行具体化、类型化分析,明晰权利优先保护的判断标准,有助于法官在"个案中之利益衡量"。

执行异议之诉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执行救济制度中的执行异议之诉,无论是制度的设置还是有关法条的规定,均存在诸多需要修改与完善的地方.为此,在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制定过程中,深入探讨现行规定中的不足,既是学理也是立法应当重视的问题.本文针对执行当事人以外的人提出异议之诉的称谓、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前置审查程序的设置、执行异议之诉管辖法院的立法规定、被执行人(债务人)异议之诉与执行异议之诉的审判组织形式、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竞合及其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讨,并结合执行实践对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设想.

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证明责任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保障案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主要诉讼类型之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类诉讼由于对案外人的证明责任要求过高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大多数案件中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从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该增加被执行人的举证义务,明确规定案外人免除证明责任的情形,法官加强释明,并充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分配证明责任,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审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有所裨益。

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关于改革执行异议制度的思考

由于法律机制不合理,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不能有效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利,导致其违背了民事司法的基本精神。文章对该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作了具体分析,并上升到诉讼价值的高度进行评价。建议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设立“执行异议之诉”。在考虑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和司法实际的基础上,对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完善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于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初步确立,在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是否合理、管辖制度是否完善、标的物的处分规定是否合适仍存在疑问,在实践中产生诸多矛盾。因此,有必要就以上问题加以深入探究,以期完善。

执行异议之诉与异议前置审查程序的衔接互动

执行程序在价值取向上注重效率,故执行异议前置审查程序中判断执行标的实体权属遵循《物权法》的物权公示原则。与之相衔接,执行异议之诉则立足实质正义,力求探知真实的权利状态,按照《执行规定》第17条公正判断案外人是否具备"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共同共有、占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债权请求权等在一定条件下均可能成为"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物权法》与《执行规定》第17条是案外人执行异议机制不同阶段的实体法依据,两者并无矛盾冲突。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 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及其证明--兼评“安徽高院裁定三友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民事执行程序中对执行标的享有一定民事权益的第三人提起的一种特定程序,其目的在于通过权属的判定,排除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目前,相关法律规定对该类诉讼程序中的证明事项还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地方高等法院出台的指导性文件也仅能作为参考。实践中,应对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进行类型化,对所有权、租赁权、用益物权等一般权益和所有权保留、例外情况下的债权等特殊权益的证明,原则上由案外人承担“足以排除”证明责任;对有充分证据证明的被执行人的债权,应在继续执行的同时,赋予该第三人就“与被执行人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程序救济权利。

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中的“无关”——以执行异议之诉与审判监督程序之分野为视角

新《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执行异议之诉与审判监督程序两种执行实体性救济途径。第二百零四条以与原裁判、裁定"无关"为划分依据确定两种程序的适用领域。但"无关"所指模糊不清,语义开放不定,如何适用不应简单化地统一适用,而应区分具体的执行根据加以判别、确定。

民事权利冲突司法认定研究——以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动产物权期待权与抵押权冲突为视角

权利冲突是法治领域中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学术界注重从权利位阶、权利交易、利益衡量以及提升社会资源总量等维度关注解决权利冲突的法律路径,而实务界通常聚焦于争议双方因同时行使各自享有的法律上的正当性权利而发生的冲突,司法裁判难以采取消灭其中一项权利或证明其不存在的方式予以化解,而必须致力于创制出解决权利冲突的具体规范。比如,购房者享有的不动产物权期待权与银行享有的房屋抵押权在执行异议之诉这一场域内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裁判观点分歧,充分反映和暴露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与生活实践、行政规定、行业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等诸多方面的协调、衔接还存在亟需完善的地方。在彰显和宣示民事权利保护的《民法典》即将实施之际,加强对权利冲突研究,有助于将民法典中静态的权利分布纳入动态运行环境之中,通过公正统一的司法裁判不断探求和验证权利的本质,提升化解不同类型权利在追求各自权利实现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法治化水平。

执行异议之诉的体系解读

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体系存在一定缺失,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以及许可执行异议之诉的缺失导致救济失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前置程序的不合理设置致使我国出现了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这一不合体系的制度。执行异议之诉的应然体系应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因此我国的执行异议之诉体系应参照应然体系予以完善。具体体现为建立许可执行异议之诉以及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取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

以不动产为标的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适用选择——对J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的评析

处理以不动产为执行标的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是司法机关进行裁判的基础规则,第29条的制定意图是考虑到商品房买卖的特殊性,对消费者是否占有房屋、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不予考查,直接对房屋消费者,特别是刚需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进行倾斜保护。案件裁判中上述条款的选择适用,并非以被执行人是否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划分标准,若案情同时符合上述条款的适用条件,第29条并不当然排斥第28条的适用,如果适用第28条更有利于保护房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以径行适用第28条进行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