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扶贫到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调适与有效接续——基于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内容分析

乡村教育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成果巩固与战略升级,具有承接教育扶贫、奠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作用。在政策上,推进教育扶贫与乡村教育振兴有效衔接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要素”三维立体式的分析框架,对1984—2020年国家制定的141份教育扶贫政策进行内容分析,解构政策主体合作、政策工具运用和政策要素配置的内部关系发现: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化特征显著,形成了以教育管理为主的教育经费支持模式。但在教育扶贫与乡村教育振兴的衔接上,仍面临着政策工具选用广泛而内部结构性偏差明显、政策主体间合作普遍而深度协作力度不够、政策要素宏观配置均衡而市场作用发挥不足等的困境。建议通过完善政策工具系统协调机制、创新乡村教育振兴主体协作参与机制、深化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推动乡村教育政策接续创新。

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展望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脱贫攻坚的强劲支撑,也是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战略的需要。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萌芽阶段、奠基阶段、发展阶段、壮大阶段和成熟阶段,呈现出教育扶贫内容丰富化、主体社会化、对象精准化、方式多元化等特征。今后,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应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以人为本原则;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多元主体格局;保障教育资源,持续加大经费投入;优化政策结构,构建动态政策体系;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政府公平公正。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绩研究——以重庆市38个县为例

2023年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取得长足的成果。重庆市地处我国西南部,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于一体,为我国扶贫工作中最为艰苦、重要和关键的地方。重庆市于2020年取得脱贫成果,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12%,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了有效解决。本文基于重庆市38个县2010年至202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和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重庆市消除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贫困县经济发展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影响,在消除影响因素后贫困县的减贫效应比非贫困县高了14.5%;精准扶贫政策显著促进贫困县经济的发展,且效果呈逐步增长的趋势;精准扶贫政策对重庆市贫困县资本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有推动作用。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

教育扶贫政策是我国扶贫政策体系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至关重要。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政策范式理论,探究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发现:1984年以来的教育扶贫政策呈现出长期均衡和短期突变的特征。教育扶贫政策变迁历经“以线铺面”的普惠式扶贫、“点线结合”的专项式扶贫、“以点为主”的精准扶贫和“点面兼顾”的后扶贫四个阶段。宏观的制度环境变迁、中央和地方政府创新以及政策型社会问题生成是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变迁的内在驱动因素。进入后扶贫阶段,应强化教育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衔接,重视教育扶贫共同体构建及地方自主创新,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保持政策发展的相对稳定性。

间断平衡框架解释力与优化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扶贫政策变迁为例

间断平衡框架能够全面解释公共政策长期渐进性和短期突变性的发展特性。运用间断平衡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历程进行梳理与总结,研究发现:农村扶贫政策变迁遵循线性与非线性相结合的变迁规律,这与间断平衡框架的内涵蕴意基本吻合,运用间断平衡框架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历程具备适用性。但植根于美国政治系统的间断平衡框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充分性,中美在政治结构、政府决策模式和政策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重组间断平衡框架的结构因素,以期实现间断平衡框架的本土性优化,增强其在中国公共政策语境下的解释效力,为强化公共政策顶层设计提供借鉴。

医疗保障扶贫政策视域下贫困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

医疗保障扶贫作为一种有效的帮扶制度,通过减少贫困人群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来满足其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基于2020年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数据匹配,利用回归方法对匹配前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享有医疗保障扶贫政策对贫困老年人是否有充足的医疗服务存在统计学差异,医疗保障扶贫政策使贫困老年人有更充足的医疗服务。研究医疗保障扶贫政策视域下贫困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可以为改善贫困老年人健康状况提供建议。医保帮扶中应加入心理咨询和治疗,完善心理疾病医保体系;发挥医疗保障扶贫政策在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乡村振兴与医疗保障扶贫政策有效衔接,提高政策的长期效果。

教育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演进逻辑及优化策略——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贫困问题始终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教育扶贫作为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与方式,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人员再度返贫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教育扶贫领域颁布的众多政策,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在70多年的演变过程中有较明显的路径依赖倾向,政府能力与社会环境变化是影响教育扶贫政策变迁的重要因素。在后扶贫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推动教育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加快教育扶贫现代化步伐、形成和完善教育扶贫协同治理大格局是教育扶贫政策突破原有路径依赖、构建新型制度均衡的必经之路。

劳动力流动视角下中国扶贫政策的反思与校正——评《减贫: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多重效应》

从世界经济范围来看,国家间的工资差距是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的主要推动力。根据世界银行《向往富裕生活:全球移民与劳动力市场》的报告,移民在迁移到目标国后工资通常提升两倍,有助于千百万移民及其亲属家人摆脱贫困,并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在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和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同样构成了劳动力流动的内在驱动力。然而,截至目前,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仍具有较大争论。有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缓解了贫困,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加剧了贫困,还有学者持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的影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观点。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来自四川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新冠”疫情使全球减贫事业及中国2020年后防返贫工作受到严峻挑战,精准扶贫政策成效面临重要考验。通过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民族地区展开大规模农户调研,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在减缓“新冠”疫情对农户生产的负面冲击上起着积极效果;对2019年前脱贫的建档立卡户呈现显著效果,但对2019年以后刚脱贫的农户效果却不明显;同时,收入效应和内生动力是影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差异的重要因素。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事实依据,也对其他贫困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之前消除贫困的目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中国扶贫政策的伟大变革看历史性脱贫奇迹——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回溯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是十八大以来对党和人民事业兼具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2020年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探索这一奇迹背后的“密码”离不开对中国扶贫政策变革的回溯与分析。已有研究多着眼于宏大叙事或微观刻画基础上的描述性分析,缺乏统一性的分析框架引领深入分析。依循通过中国扶贫故事的小切口来提炼出扶贫的中国命题和本土理论的基本思路,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行动单元-行动转译-行动网络”的逻辑链条,系统分析和归纳中国扶贫政策的特征。研究显示,我国扶贫政策呈现出以下阶段性特征。第一,中央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扶贫阶段:中央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以体制改革转译为中心,扶贫网络呈现出高级政府为核心的单主体特征。第二,中央政府联动地方政府的行政扶贫阶段:行动者网络纵向延伸,以开发式扶贫转译为中心,初步形成上级政府驱动下级政府的行政扶贫网络。第三,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一核多元”扶贫阶段:动员多元力量参与扶贫,以多向度扶贫转译为中心,搭建政府驱动社会参与的多元参与扶贫网络。第四,党政同责下的复合型网络阶段:坚持党政同责的原则,以党政统合转译为中心,依托大数据建构更为包容性的综合治理模式。

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长效性作用分析——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贫困家庭稳定脱贫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重点。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8年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而对政策的减贫长效性作用进行评估,并探讨政策发挥减贫长效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显著降低贫困家庭9.8%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对于贫困脆弱性程度较高,因老致贫、因学致贫及因病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降低作用更加显著,体现了政策关注慢性、深度贫困家庭的目标,成效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政策能够通过发挥良好的收入分配效应、资金支持效应与“扶志”效应,降低贫困家庭的脆弱性,发挥减贫长效性作用。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扶贫政策的制定需充分重视发挥政策的长效性作用,通过为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及发展条件,提高贫困群体自主脱贫、致富的志向,进而降低其返贫及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实现稳定脱贫。

精准扶贫政策与农村居民增收——基于云南省129个县的实证检验

举世瞩目的全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其具体效应如何,已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需要对其进行精准的科学评估。针对目前采用宏观数据的研究较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前后统计口径不一致、单纯将贫困县作为试验组而非贫困县作为对照组的做法无法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等问题和不足,本文选取全国贫困县最多的云南省开展实证研究。参考前期研究成果,本文将全省129个县按照贫困程度分为5个级别:Ⅰ级、Ⅱ级非贫困县和Ⅰ级、Ⅱ级、Ⅲ级贫困县,选用2011—2020年各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使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且精准扶贫政策对各等级贫困县的作用效果大致相同。(2)然而,精准扶贫政策仅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对增量,即农村居民的增收速度得到了一定提升,但并没有完全改变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收的绝对数额显著低于贫困程度较浅地区的这个事实,各等级贫困县绝对收入差距仍存在进一步被拉大的趋势,消除相对贫困、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仍然任重而道远。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促进脱贫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以及科学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农村产业扶贫政策演进与展望

产业扶贫是实现持续减贫和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1949—2020年,我国产业扶贫政策主要经历了生产自救式产业扶贫、基础设施与种养加产业扶贫、农业产业化扶贫、特色优势产业扶贫和特色产业精准扶贫五个阶段。在这过程中,扶贫受益对象、重点扶持产业、产业扶贫手段、扶贫资金使用、产业运作机制等方面均呈现出日益精准化的演进特征。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提升政策包容性和精准性,适度扩大受益群体,增强要素赋能效应,优化产业链主体能力和产业带动机制。

扶贫政策变迁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建国以来40个农村扶贫政策为典型案例,运用间断平衡理论框架探索扶贫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结合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分析扶贫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借助布尔代数对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得出扶贫政策变迁的三条主要路径。结果表明:(1)在间断平衡理论框架下增加中央领导人、政府部委、地方试点作为扶贫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是适配的。(2)单变量分析中,中央领导人、政府部委、地方试点和专家是推动扶贫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影响度较高。群众和媒体是非必要条件,影响度较低。(3)扶贫政策变迁主要呈现自上而下强制性变迁的特征,同时伴有自下而上诱致性政策变迁的特征。这对解开“政策黑箱”,探究扶贫政策变迁规律,完善公共政策制度体系,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

易地搬迁扶贫政策、融入路径与保障机制研究

易地搬迁作为一项中国式扶贫开发特色系统工程,通过“挪穷窝、换穷貌、改穷业、拔穷根”的方式,从源头斩断贫困之根,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几年来,各省坚守易地搬迁工作初衷,严守政策底线,为打赢我国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搬迁群众在易地搬迁后,面临了包括经济融入、文化融入、行为融入以及身份融入等社会融入的新困境。如何解决易地搬迁群众后的社会融入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战的成果,探讨易地搬迁后社会融入机制问题至关重要。通过梳理易地搬迁政策演变过程,分析易地搬迁群众后的社会融入问题,探讨易地搬迁后社会融入实践路径及保障机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新思路,也为后续搬迁移民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从旅游扶贫到乡村振兴的政策启示:基于旅游扶贫政策的量化分析

旅游扶贫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形式,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意义重大。对现有旅游扶贫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可以为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文章以PMC指数模型对10项旅游扶贫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研究发现:中国旅游扶贫政策与国家扶贫战略密切结合,呈现出时代性特征;旅游扶贫政策工具呈现出全面性和非均衡特点。所选10项旅游扶贫政策分为优秀级和可接受级。优秀级旅游扶贫政策更具综合性,PMC指数较高;可接受级政策在不同指标上的表现差别较大。未来以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政策应把握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从政策性质、政策领域、激励约束等多个方面优化单项政策。

科技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吗?——基于鄂南山区S县调查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

文章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采用OLS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科技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检验了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科技扶贫政策显著抑制了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科技扶贫政策和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均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明确了脱贫能力的提升和脱贫信心的增强是科技扶贫政策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深层原因。据此提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要加强对贫困户的识别能力,精准实施科技扶贫政策,瞄准脱贫人口提供农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提高农户的内生动力,调动其参与科技扶贫的积极性,提高脱贫农户的农技水平,增强持久脱贫信心,使得科技扶贫政策取得更好的减贫增收效果,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确保脱贫农户稳定脱贫、不返贫。

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地区农村女性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分析

当下的社会转型发展使得妇女在家庭角色中的认知产生变化,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占据主导地位。本文基于对过去连片特困贫困地区入户调查数据,从赋权视角出发,结合计量模型探讨脱贫攻坚中精准扶贫政策对女性家庭权力与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扶贫政策整体上并未打破男女家庭权力失衡的现状,从整体上看,精准扶贫政策提升了女性家庭综合权利,但提升强度较弱。政府补助对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的宽度明显高于干部帮扶、医疗救助、危房改造与易地搬迁。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干部帮扶对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则不明显。医疗救助与危房改造均在单一方面对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政策的历史变迁与趋势展望——基于322份中央政策文本的分析

回顾我国扶贫政策设计历程可以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助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现有扶贫政策研究往往从政策工具理论切入,缺少规范性分析框架,因此,选取文本分析法,构建“形式特征分析-内容特征分析”两个维度,对1978—2021年322份中央层面扶贫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政策设计上仍存在不足。城乡扶贫政策体系统筹欠缺,政策目标忽视激发贫困群体内生性动力,中央过度主导,政策工具组合使用失衡。未来贫困治理和乡村发展工作应统筹规划城乡扶贫政策体系,加大扶贫对象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通力合作,实现政策工具科学搭配使用。